2007年始于美国次贷市场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根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场危机产生于市场失灵、监管不力、金融发展过度、信息不充分和贪婪或恐慌等因素,并认为这些因素并非内生于资本主义本身。这种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ce)的解释忽略了产生这些问题的结构性前提,在现象之间寻找因果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利润率是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动态波动的重要决定因素。通过1975—2008年经验数据来分析美国经济中利润率的波动及其决定因素,能更好地甄别经济周期波动、尤其是本次危机的根源。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当前危机的分析综述

针对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其性质、根源、传导机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不尽相同的理论解释。(1)生产过剩论。布伦纳和每月评论派认为,1973年以来的长期生产过剩造成了经济停滞,迫使发达国家通过降息、放松管制、金融化和推动资本的全球投机等手段拉动经济增长和延缓危机的发生。但是,长期生产过剩背景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金融化背景下投机与生产的矛盾、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矛盾最终引发了当前的金融危机。(2)金融化或金融掠夺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越来越多地转向金融领域,从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中获得了更多利润,形成了新的金融化积累模式。拉帕维查斯认为,由于产业资本对银行贷款的依赖下降了,金融化从控制产业资本转向了控制个人,银行通过不断扩张次贷等个人金融业务从家庭部门的收入中直接榨取利润,进行“金融掠夺”。迪姆斯基认为,金融化中的投机性和预期的不确定性造成了这种积累模式的不稳定性,抵押贷款市场中贷方设置的剥削性信用关系是当前危机的根源。(3)新自由主义体制失败论。科茨认为,放松管制、削减福利、私有化、打击工会和加剧劳动力市场竞争等措施,有利于增强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风险极高的金融投机催生了一系列大资产泡沫,形成了通过金融泡沫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积累结构。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经济中的债务负担和金融业的脆弱性不断加重,进而引发了危机。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体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生产过剩论正确地试图从产业资本运动中寻找危机的基础,却片面地将生产过剩归因于流通领域中的竞争或垄断程度。虽然马克思肯定了竞争如何迫使资本家不断提高生产力和扩大再生产,也肯定了资本的集中与积聚将造成生产过剩和停滞,但是竞争或垄断程度只是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的资本的外部运动。金融化或金融掠夺论分析了危机最先爆发于金融领域的内在过程和具体机制,但未从产业资本和金融业相结合的角度解释金融化的内在矛盾,也未回答为何产业资本先于金融业出现问题却没有爆发危机,以及为何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入没有提前诱发危机;而且对金融化和资本全球流动的有效监管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危机的发生。新自由主义体制失败论从30多年的较长视角分析了危机爆发的制度背景,从宏观层面描述了引致危机的诸多因素,但没有结合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具体作用来分析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矛盾是如何引致危机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一项新的综合

马克思没有提出完整的和充分阐明的危机理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没有对此进行必要的整合。发展一个逻辑一致的、能解释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后来的学者在解读马克思文本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利润挤压论和利润率下降论四个代表性理论流派,各持己见地寻求危机的主因,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分野甚至相悖。同时,这些理论都着眼于产业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相对忽视了马克思对货币、信用和金融的研究。

单因论主要有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和利润挤压论。(1)消费不足论。考茨基和斯威齐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既会超过全社会的总消费力,又会使工人阶级的消费力萎缩,最终引发消费不足的危机。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将强迫一切非资本主义的(2)比例失调论。杜冈和希法亭等认为,只有通过某种手段维持投资在不同部门和企业之间的比例性,才能保证资本积累的秩序。但是,由于投资是由个别资本家分散决策的,而且存在竞争或垄断、技术创新和消费结构变化等因素,因而这种比例性必然受到破坏,进而引发比例失调的危机。(3)利润挤压论。克罗蒂、格林和哈里森等认为,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和过度积累导致的产业后备军缩小,将促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实际工资率上升,进而提高收入分配中的工资份额。这将挤压总利润中用于积累的部分,使积累下降,最终引发危机。

上述危机理论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1)消费不足理论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简化为工人阶级的有限消费问题,但是没有考虑资本家相互之间的投资需求;卢森堡只是在资本一般的意义上说明危机,忽视了现实的危机只能产生于许多资本之间的竞争。(2)受制于竞争从外部施加的强制性,资本必须不断扩大再生产和追求自身的增殖,这使资本积累的不平衡性成为一种常态;比例失调是更深层次的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3)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论实质上都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寻找危机的根源,很容易导出修正主义的观点:似乎提高工资或用外部手段保持生产的比例性就能避免危机。实现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始终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并非总处在危机之中,因此二者不是危机的充分条件。(4)利润挤压只是危机前的短期现象,不是危机的直接原因。它在现实中将导致两个结果:或者资本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从而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压低工资;或者资本加紧分化工人阶级以重夺优势。

以上三种理论都把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方面,但是危机的原因却在于资本积累过程所固有的多重限制。危机的发生通常意味着供求关系、不同部门或企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劳资关系同时发生紧张,因此必须把三者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分析危机。

按照马克思的定义,价值利润率(p)可用以下公式表达:

p=s/(c+v)

其中s为剩余价值,v为可变资本,c为不变资本。将上式的分子和分母同时除以v,我们得到p=(s/v)/(c/v+1),其中s/v为剩余价值率,c/v为资本有机构成。马克思指出,资本追求价值增殖和相互之间的竞争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导致利润率在长期中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资本过剩、投机和危机。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起利润率下降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同时形成了三类批评:(1)利润率下降本身不会发生。(2)利润率下降的内在机制并不确定。(3)利润率下降论缺乏整体性和历史性。但这些批评都没有全面地理解利润率下降论。(1)在动态过程中,个别资本采用新的生产方法会通过获得超额利润和扩大利润总量提高个别利润率,但是竞争会使新的生产方法普遍化,进而降低资本整体的平均利润率。(2)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之间的联系时,并未简单地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他明确指出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下降相结合是生产率提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表现出来的特殊性。(3)利润率趋向下降总是寓于资本积累的现实动态之中,并且在长波的下降期和周期的衰落期表现出来。

在长期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构成资本积累过程的真正限制。但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变资本的节约可能是技术高度发达的工业部门中企业竞争的核心,劳动高度密集型的服务业也可抵消有机构成的持续增长,因而有机构成趋向缓慢提高或相对稳定在一定的高度。因此,除资本有机构成外,还必须考虑马克思提到过的、促使利润率周期下降的另外两个因素:工资提高导致的剩余价值率下降以及商品价值实现问题。利润率下降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多因论。

利润率下降意味着积累状况的恶化并预示着危机的发生,作为一种多因论的利润率下降论符合马克思的本意。进一步,现实的危机只能从资本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始终存在着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与作为交易媒介的潜在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信用通过借贷资本、银行资本和虚拟资本等的具体运动扬弃了资本积累的限制,但同时使这些限制具有了最普遍的形式,进而引发危机,这一过程的基础仍然是货币。一项完备的危机理论既要将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多种原因综合起来,又要将信用关系的具体运动考虑为引发危机的内生过程。

按照韦斯科普夫的方法,利润率可表示为:

其中r为利润率,Π为利润,K为资本存量,Y为产出,Y*为潜在产出;Π/K为利润率,Π/Y为利润份额,Y/Y*为产能利用率,Y*/K为产能资本比。工资份额上升将使利润份额下降;剩余价值实现困难及其引致的投资下降,最终表现为产能利用率下降,其他条件不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将通过产能资本比的下降而导致利润率下降。

资本加速积累的需要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更加依赖于生息资本;同时,达不到预付资本最低限额的大量分散的中小资本,由于利润预期的降低不得不进行各种金融投机;于是,催生了金融业的繁荣和泡沫。危机的发生以信用的扩张为先决条件。因此,关键是将实际因素和货币因素结合起来,分析危机的发生机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之后,美元成为不兑现黄金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美国金融管理当局的货币供给几乎摆脱了任何物质上的限制,可以借助于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保证资本的积累能力。信用关系借助于金融化进一步扩大,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产业资本既为了获得积累所需的货币资本而负债,又将负债用于运作各种金融资产以获得虚拟的利润和摆脱利润率下降的桎梏。金融资本不仅贷款给产业资本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且逐渐从一个适应产业资本积累的辅助系统,演变成使所有其他经济活动从属于自身的特权系统,使一切资本“都周期地患上了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金融化通过对整个社会关系领域的渗透不断再生产出新的金融积累能力,工人阶级通过负债和买卖金融产品使个人未来收入资本化。金融化无限制地创造信用货币的能力必然侵蚀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基础。货币管理当局始终面临着通过信用创造维持资本积累与维护货币基础的合法性之间的深刻矛盾。金融本身并不产生新价值,其利润最终来源于产业资本的积累,因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依赖于新价值的不断流入。当产业资本越来越多地参与金融投机时,新价值的创造将被削弱,进而整个金融化过程将逐渐陷入停滞。货币管理当局不得不通过不断注入更多的货币符号延续金融化过程,用货币流通量的泡沫性膨胀掩盖实体经济运动的低靡。当货币管理当局为了维护本国资本的整体利益而不得不提高利率以捍卫货币基础的合法性时,债务链条的破裂将通过债务压缩机制引发危机。

三、经验研究的结论

对美国1975-2008年非金融公司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利润率的经验研究表明:(1)1975年以来实体经济利润率并未得到有效恢复;利润份额的波动是利润率周期性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其具体机制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1991年之前的重组和1991年之后的弹性化,分别主要导致了机器和非生产工人对生产工人的替代,进而提高了工资份额;产能利用率是利润率周期性波动的第二位原因,在实体经济仍占主导的1991年前波动较大,在1991年后的金融化积累模式下对利润率波动的作用明显缩小;资本有机构成的波动与马克思的判断相一致,但资本品、消费品和产出品之间的比价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有机构成对利润率的影响。(2)对非金融公司部门金融化利润率和有限定的金融部门利润率的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形成了依靠金融活动进行积累的新模式:借助于信用制度维系经济增长,资本被迫通过金融化狂热地追求新的投资和新的冒险,使得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进一步导致整个利润率的下降和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回归货币基础的内在机制最终加速了矛盾的总爆发,引发当前如此严重的危机。

当前美国政府通过拯救金融系统来促进经济复苏,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原因在于:经济复苏的基础在于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的恢复,而美国经济已经空心化和金融化了;盈利能力的提高必然要求提高工人的价值创造能力,进而必须建立劳资妥协的生产关系,但是美国生产过程的重组使工人原子化、就业弹性化了,进而使必要的劳资协定难以达成,使劳动利用效率难以得到实质性改进;美联储采取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只会通过转嫁危机来暂时缓解自身的矛盾,但这会进一步加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这一矛盾将可能以体系内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危机表现出来。我们的研究再次证明了马克思的结论:资本积累“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必然是非连续的过程,内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

(作者:谢富胜。本文来源:第七届“马克思主义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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