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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先生的作品以其不可解的巨大魔力,敲动了冷战年代知识青年如我的荒废之心。他笔下那“留着长发”、“涨红他们因营养不良而尸白尸白的眼圈”、“疲倦地笑着的”“细瘦而苍白的少年”,曾让年轻的我不知所以然地感到一种由阴郁孤独、对当下存在的不耐,以及一抹诡异的振奋心情,所混和的复杂心情──虽然那个心情又被摇滚乐、存在主义,以及那赫曼赫塞们所收编、安抚,也是事实。在台北的漫长雨季里,我偶而也会想到那只绿色的候鸟,以及我至今感念的一句来自一个颓唐老头赵公的话:“能够那样号泣,真是了不起”。那大概是一个想要号泣而不得的年代吧。

但,如今的“这个赵公”的年代,就不是了吗?

陈先生的死,我其实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没想哭,也没泪,只是觉得心头时不时的有些发堵而已,懒散地觉得随他而逝的或许是一个时代吧;那感觉有点儿荒凉。偶而会想到陈先生,但也不是他的思想,乃至他的文学,甚或记忆中与他交往的二三景,而是一种没有时空感的音容笑貌:先生在苍天为幕中,孤独而有力量,抑郁而使人温暖,似乎经常深度旁徨但又总是怀抱希望。此刻,我总是觉得离我而去的是一位稀有的(尤其是在这个岛屿上)有德者;一个时刻在战斗中的有德者──虽然老天以一种极其恶劣不仁的方式,让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中,退居于那样的一种残酷的“宁静”。

先生是一个战士。他的小说是战斗的文章,更别说他的论文、他的文论、他的《人间》杂志,与他的人间出版社了。先生哪里只是对抗台独的斗士,他是中国人民的斗士,是第三世界的斗士,而他更是孤身对抗一种“文明观”的斗士。这是先生的永恒业绩。战后的台湾当代,固然长时间只看到先生一人荷戟独旁徨,战后的中国大陆又有几人呢?我就是没法儿听到人们信口信口雌黄“二陈论战”这四个字,那让我非常痛苦,不是因为坐令竖子成名这种小事,而是因为它童呆恶戏地、若无其事地,摊开了这整个当代的扭曲与变形。黄钟与瓦釜、凤凰和鸡鹜,等而观之。在丧失一切标准与分野的“平权”与“多元”的当代,或许这也是一种必然吧!但我抗议。

先生走了,但两岸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不成比,不合理。是时代的高墙把陈映真先生与大众隔离了。诚品书店有多久没有陈映真的书上架了呢?同其时,“大江大海”仍在分断的两岸永昼浊浪滔天。老天固然亲痛仇快地让战士卧榻十年,但反对台独呼吁统一的对岸大众,又何尝不是在做着一样的事呢?人们奖赏着高高在上临风扬眉丑诋民族自我的买办文士,却耸肩冷落戏谑那血目焦灼苦心孤诣的祖国赤子。陈先生的天命凄惨地无言地诉说了这个世运。

鞭子和提灯──祭陈映真先生-激流网陈映真。(摄影:蔡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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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先生安息了,然而,然而,我们只能继续战斗下去。停止伤悼,不再抱怨,继续战斗,是唯一纪念陈先生的方式。杜继平先生说,我们要善继其志。善哉斯言。对我而言,陈先生的志与学,有如下几个突出之点,值得我们后生作为范式。

首先,化除近亲憎恨。这要求我们在思想上、学术上,严肃面对日本旧殖民与美国新殖民。这是“己立”的功夫。

己立而后谋求两岸的和平统一。这要求我们寻求一个有道德理想的统一方式,从根本上避免任何形式的武统所将造成的永劫民族悲剧。经济共同体“物质基础”固然重要,传统中国文化固然不可学舌轻贱,但专言“经济”、单靠“文化”,不足以言理想;事实已证明经常适得其反。

“去殖民”与追求和平统一,必需有一个“中国人身份”作前提;必需在情感、思想,与知识上,站在中国人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上,把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程,以及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视为中华民族努力寻求自身出路的历史展现;善与恶、成功与失败,我们都必需概括承受,以其为我们自身之一部分,保卫之或批判之,承先启后。

在这个承先启后的不断斗争中,台湾以其边缘之历史经验与视角──尤其以一种第三世界的普遍的新旧殖民地经验与视角,将从这个共同体的一个内部他者的位置,多元而一地加入此共同斗争,而后或也是同时,参与到那个又必将多元而一的世界历史的(world-historical)斗争。以此而言,台派、独派、中华民国派与社运派是一种颓废派,是一种历史终结论的信徒,是一种哲学上的享乐主义者,是空洞同质性空间的漫游者。

因此,这个斗争既然必需要和经济主义的共同体想像斗争,要和一种国粹的文化共同体想像斗争,也还要和一种退变的“左翼”想像斗争。从独派到台派到中华民国派到社运派,这些政治光谱的不同构成要素,所共享的都是一种现代化的、个体主义的、以天地万物他者为刍狗的文明观。我们如何从根本上挑战这个文明观,而不至于长期处于范式被动的处境,从而长期污名化自身为“不够文明”、“不文明”,甚或“野蛮”,于是成为了一道摆在我们眼前的巨大思想挑战。而我相信,这是陈映真先生在2005年书写〈文明与野蛮的辩证〉一文时,所透露的一个未竟志业。这是一个文明观的斗争,而不论是“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民众视野”,或是“第三世界”,在这个文明观的斗争中,固然都将扮演重要角色,但各自都将无法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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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陈映真先生之所以为我们所敬重,追根究底,并不是在他的思想学问,当然也不是他的作品本身,甚至不是他的行动实践,而是在他的学问与创作之后的那个人──那个有德者。虽然陈先生的德与上述那些都无可分,但对我而言,那个德,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是玩真的。是这样的一种稀有的真诚,直接且深度地感动了一些人,当然,也一定赶跑了另一些人。陈映真先生并非生而真诚,他的真与诚是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惕励的结果。要不断地直面自身的“殖民性”、“阶级性”、“西方性”──乃至“狰狞的男性”,是不容易的,而陈先生则把他与这些东西的斗争历程,忠实地反映或折射到他的文学里。我们果真爱陈映真的文学、思想,与实践,我们应该也要能爱它们后头的那个终始与自欺与虚无搏斗的心灵,然后,在这样的“严厉的鞭子和脚前的提灯”之下,或许能让我们更“用功些、谦卑些、诚实些、勇敢些……”(陈映真,〈鞭子和提灯〉,1976)。在自我、家国、文明、人类,与天地万物诸元之间,是有一条细微而重要的线索的。这,或许是陈映真先生给我这样一个人的最珍贵的礼物吧。别了,先生。

(作者:赵刚。来源:苦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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