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仓田工厂撒了一次公开由“党”署名的传单之后,早晚的上下工一下紧张起来。因为时期是这样的时期,制造的产品又是这样的产品,所以厂方开始慌乱起来,有一天早晨,在我身旁干活的一个女工,“啊呀”地尖叫了一声跑了进来。原来在工厂大门的旁边有一个仓库,库门经常是敞开着,里面黑洞洞的。这个女工跟平常一样从那里经过时,一个头上蒙着黑衣服的“东西”在角落里蠕动。后来才知道那是门卫。由这件事也可以了解他们是怎样地惊慌。

战争开始以来。厂子里年轻的工人一批一批地上了前线,而另一方面,制造军需品的活儿又突然增多起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哪一家厂子都不得不开始雇用大批的工人。过去就是雇用一个工人也要经过严格的调查,没有保人还不行。可是战争开始以后,他们不能这样做了。我们就是瞅准这个机会进来的。当然啰,在这样的情况下,雇进来也只算是临时工,而且从厂方的角度来看,以国家“非常时期”的名义来雇用大批临时工,比起雇用正式工,结果将有利于降低整个工人的工资。不过这对他们有利也有弊,因此才不得不干出这种愚蠢而又无耻的勾当,竟然让门卫头上蒙着黑衣服来对工人进行监视。

蒙黑衣服的暂且不说,暗中盯着我的是便衣特务。各个警察局都在传阅着我的照片。当然,我现在是化了装,但也不能疏忽大意。有一个同志,就因为警察局里有他一张十三年前照的照片,结果让一个从来未见过他的特务抓住了。有的同志劝我彻底“转入地下”。这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在工厂外面去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困难要增添百倍,而且得不到百分之一的效果。即使和工厂里的同志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我们所谓的“转入地下”,当然不是隐居起来的意思,也不是单纯躲藏起来,或者是四处逃窜。不了解的人也许会这么想。如果“特入地下”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老老实实地让他们抓住,一声不吭地呆在拘留所里,反而要痛快百倍。所谓“转入地下”,目的是为了掩蔽自己,免遭敌人的攻击,从而可以更加大胆、坚决地去进行斗争。当然,从便于工作或其他方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合法地进行斗争。所以我跟太田他们说,要尽可能长期保住合法性。从过个意义上说,所谓“转入地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决不是自己要转入地下,而是被他们逼着转入地下。·······

在目前这样的扰况下,我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确是危险,早晚上下工对付便衣特务就很够呛。幸好最近站在那儿的特务经常是同一个家伙,有时老远一看是另外一个人,自己就要放慢脚步,重新把帽沿往下拉一拉,走近他之前,要弄清楚是不是自己所认识的特务。第一道关口通过之后,下面就是门卫老爷的检查。带传单进厂子的人一定不能在这里让他们抓住。太田一向是派女同志带传单。据太田说:“务必要放在女人的肚脐眼下面,这样最安全。”那些家伙似乎还没有无耻到连那种地方也要搜查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一打开装工作服的箱子,传单果然放在里面。波涛似的感情像闪电一样传遍了全身。走进车间一看,旁边的一个女工正在念着传单。她像小学生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碰到不认识的字,就用小指搔搔头。她一见我就问:“这会是真的吗?”她是指关于发十块钱津贴的事。

我说:“不但是真的,而且是真得很啦!”

那女工就说:“真叫人可恨!”

在工厂里,我已经受到大伙儿的注意,认为我“好像是那种人”[1].不管有没有传单撒进厂里,只要是大伙儿在纷纷议论厂子里的事,不管是大事小事,我总是要积极插进嘴去,想办法把大伙儿引向正确的方向。我们应当在平时就取得群众的信任,使大伙儿相信一旦有事,是站在他们斗争的前头。所以我们应当领导群众运动,把大多数工人都争取到我们的一边。以前在厂子里搞的是关门主义,是偷偷地把工人一个一个地吸收进我们的队伍。通过以后的实践,才明白这样的做法永远不可能使运动取得群众的基础。

离开工还有一点点时间。大伙儿都围在工作台前互相议论。我正想走过去,工头跑进来了说:“谁拿了传单,交出来!”大家都无意识地把传单藏了起来。

“藏起来,对你们可没有好处!”工头对我旁边的一个女工说:“你快给拿出来! ”

女工顺从地从衣带里把传单拿了出来。

“把这样危险的东西,当作宝贝这么藏起来。一一有你这样的家伙吗?! ”工头苦笑着这也说。

“不过,厂子里也搞的太厉害了,大叔! ”

“所以嘛,所以我说传单就是不好嘛!”

“是吗?那末歇工的时候,真能发十块钱吗?”

这一下把工头问住了,他说:

“这我哪知道,你问厂里去!”

“大叔,什么时候你不也说过要发吗!嗨,看来传单上说的还是真的呀!”

给女工这么一说,车间里的人全都罢笑了起来。

“啊哟啊哟!说的好呀! ”不知是谁这么说。

工头的脸下子涨得通红,慌忙擦着鼻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怒气冲冲地出去了。——我们第三工房的人,这一下子可大声哄笑起来了。这件事虽小,可是这么一来,工头这小子忘了向其他的人收传单就溜掉了。

这天开工之后不到一小时,我听说太田从工厂里给抓走了。看来是带进传单的事给发觉了。

最要紧的是太田知道我的秘密住所。

他以前跟我说过,要是出了事,他只坚持三天。我问他三天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他说大家都是这么说。那时候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坚持三天”好象已经变成了一个规律。我记得当时我们还继续开了一些玩笑,可是我突然感到太田什么地方有一种弱点。听到太田被捕的时候,首先闪现在我脑子里的就是这件事。

我认识的一个同志,和他同住的人被捕了,而他还漫不在乎地住在原来的秘密住所里。我和其他的同志都劝他必须马上转移,可是这个同志认为这是大惊小怪。果然不出所料,第五天上秘密住所就遭到了袭击。当时这个同志从窗户里往外跳。跳是跳出去了,可是把脚摔坏了。警察怕他半路上逃跑,把他脱得光光地给逮走了。他进了警察局的拘留所,一眼看到先前被捕的那个人,就大骂他是“浑蛋!草包!” 可是据说那个家伙认为自己已经被捕了,你还稀里糊涂地不逃走,所以反而想要说他是“草包”。后来这个同志出来了的时候,我们跟他说:“可不是没有对你说过,你明明知道的而麻痹大意给抓住了,这可是组织纪律问题啰!”而他反驳说:“那是因为那小子(先被捕的那个家伙)给说出来的。在敌人的面前,哪怕是吐出一个字,那才是组织纪律问题! ”事实上这个同志在审讯中确实是什么也没说。对这个同志来说,他从来就挂没有考虑过自己要说出什么,所以也就没有想过别人会说出什么,因此才“稀里糊涂”地呆在秘密住所里不走。当时我比谁都感到这些话刺到了自己最痛的地方。我要别人从秘密住所里逃走,这就等于承认自己如果被捕,不出三四天也会供出秘密住所;等于自我承认了这种失败主义的情绪。而这种态度是和一个布尔什维克毫不相干的。从此以后,我们就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任务,要以这个同志的态度作为尺子来衡量自己。可是现在面前摆着这么一个不可靠的太田,我可不能在秘密住所里装作“稀里糊涂”(尽管这是从好意来理解),我必须要马上转移住处。

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把秘密住所告诉任何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例——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同志,他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了七个人,让他们在自己的住处出入,而且这七个人当中,还不都是同志,有的甚至仅仅是“同情人”,结果这个好同志的秘密住所遭到了袭击。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我们是在夸称世界最完备的警察网的追捕中进行活动。

好在太田还不认识须山和伊藤芳。为了进行工作方便,我曾经打算要告诉太田,说这两个人是我们所信任的同志。但当时考虑到种种的后果,一来是要防止在受到镇压时牵连的范围过大;另外也注意到单纯依靠某某某是自己人这种个人关系来进行工作,是一种危险的简单化的做法,因此才作罢了。

从厂里放工回家的时候,我和须由、伊藤芳一起,在一家卖年糕小豆汤的铺子里作了紧急商谈。结果决定我马上(今天晚上)搬家;厂里情况未弄清之前暂不上工;另外和留下的同志保持更密切的联系,以后再采取第二步、第三步措施。过去在许多同志,就因为抱着“今天恐怕还不要紧”、“哪能会出这种事”的想法,结果出了大问题。我们三人协商好,以上三件事是作为工厂支部的决定,我一定要执行。然后须山从他刚领来的一天的工资中给了我八毛钱,伊藤给了我五毛钱。

须山又犯了他平时的老毛病,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问我知不知道神田伯山[2]的故事。我笑着说:“你又来啦!”据他说,神田伯山不论什么时候(一直到死为止)腰包里都要装上一百块钱现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花这笔钱。据说这是因为他认为,一个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突然碰上灾难,那时候,作为一个男子汉,如果仅仅因为身上没带钱而受到意想不到的耻辱,那简直受不了。

“同样的道理,如果因为没有钱、动不了身子而被他们抓住,那等于是对阶级的背叛!”须山这么说了之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也应该学习他们从经验中得出的教训。”

须山的脑袋里装了这么多的玩意儿,简直就象一本剪报簿子。我和伊藤都大笑起来。

我粗心大意地拐进胡同口,朝我的住处走去。不过说实在的,这恐怕也很难说是我的粗心大意。首先,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太田会这么快说出我的住处。我猛吃了一惊,呆呆地站在那儿。一一二楼上我房间里的电灯亮着!而且我凭直觉感到房间里不只一个人,毫无疑问是有人在守候着我。可是,屋子里有许多东西我得要拿出来,有些东西不拿出来,明天的生活就会发生困难。但我知道这个“可是”要不得,马上改变了主意。

我一下子想不起有什么可去的地方。过去到处流转的生活,几乎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家都利用遍了,这些地方早已不能再去住了。我现在首先必须要离开这个地区,所以一奔上电车道,朝四周打量了一番,立即叫了一辆出租小汽车。但我并无目的地,只随便地说:“到S街。两毛钱! ”

这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是直接从工厂里出来的,这一身服装跟出租小汽车很不相称。一一我坐在车子里想了又想,仍然想不出主意,心中焦急万分。只有一个女人,过去帮我找过一两次躲藏的地方。如果去求这个女人,她一定会帮助我。她租了一家商店的三楼居住,在一家小商业公司里做事。她虽然对左翼运动抱有好感,但自己并不积极参加话动。女人的住处,我是知道的,但到一个独身女人那儿去,显得很不合适。所以过去有事的时候,我总是向公司里挂个电话,在电话里就把问题解决了。可是现在只剩下这个女人的地方可去了,我再也不能考虑很多了。于是我决心在S街下了出租汽车,改乘了市营电车。

我尽可能找一个角落坐下,把两手放在膝盖上,然后悄悄地朝电车里瞅了一遍。幸好没有“可疑的家伙”.在我的旁边,有一个穿西版的好象是银行职员模样的人,正在看《东京朝日新闻》。我瞅了一眼,发现报纸第二版的中间有一条“搜捕仓田工厂赤色分子”的标题。我又看了好几眼,可是看不清本文。——这时候,我生平第一次感到电车跑得太慢了,心情焦急得简直坐立不安。

为了小心起见,我在前两站就下了电车,然后走进一条小胡同,拐了两三个弯,朝女人的住处走去。因为是第一次来,又加上走的是小胡同,简直有点迷路了。店堂里有个老爷子,露出贴着膏药的肩膀,用手在上面拍打。我问楼上的笠原在不在家,他瞅一瞅我,一句话也不言语。我稍为放大了声音又问了第二遍,他这才朝着镶着纸拉门那边的饭堂说了一句什么话。里面有个人,透过门中腰上的破璃。朝我这边瞅了瞅,带着怀疑的语调说:“啊呀,她出去啦!”

这一下子我可为难透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回答说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是怀疑我的模样(服装)。我一筹莫展,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可是没有办法,说了一声“九点钟再来看看”,就走出了店门。来到外面,抬头望了望三楼,楼上没有灯光,我忽然感到浑身没有一丝儿气力。

到有夜市的街上去翻了翻书,在棋摊子旁边相了相,又到咖啡馆里坐了坐,好容易混过了两个钟头,然后又转了回来。一拐进胡同口,就看到三楼的窗子是亮的。

我跟笠原简单地说明了情况,接着就问她有什么地方可住。可是,她所知道的地方,过去差不多都让我住过了;公司里虽然有两三个女朋友,但她们对我们的运动毫无理解,“而且都是单身”。笠原歪着脑袋拼命地想了又想,仍然想不出个地方。一看表,已经快十点了。过了十点还要在外面乱跑,那是最危险不过了,再说我还穿着这么一身工作服,那就更加危险了。笠原笑着说:要是女朋友,还有许多地方可以想办法,“可是你是个男人,实在没法可想。”我也没有办法可想。然而要使自己不至于被捕,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但要把它说出口,那是很需要勇气。

“我这里怎么样?······”

我下决心说了出来。但连自己也感到脸红,再也说不下去了。一一这在别人看来,也许认为太大胆了,可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

笠原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猛瞅着我的脸,咽了一口气,接着满脸胀得通红,不知为什么,她好象有点慌乱的样子,把一直随便横坐着的两腿缩回来,改为用膝头跪坐着[3]。

过了一会儿,她下了决心,跑到楼下去了。她跟房东说,住在S街的哥哥来了,要在这儿住一宿,因此来打个招呼。可是,说是哥哥,怎么想也叫人感到可疑。她虽然很朴素,但平常总是穿一身整洁的西服,留着流行的半长发。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穿着工人服的哥哥呢?据说她这么一说,楼下的老太婆一句话没言语,从上到下一个劲地打量着带孩子气的笠原,笠的脸上不禁紧张起来。对一个普通的女人来说,要留男人过夜,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事情这么一决定,两人不知怎么一下子拘谨起来,话也说不下去了。我向她借了铅笔和纸,伏在铺席上,制订起明天的计划:要立即递补上太田的缺,要把太田的被捕写进传单,让仓田工厂的全体职工都知道。我舔着铅笔,打着草稿,忽然想到女人是不会主动说出要睡觉的。于是我问她说:

“你每天什么时候睡觉?”

“一般大概是这个时候……”她这么回答说。

“那末睡吧。我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

我站起身,打了个呵欠。

只有一床褥子,她要把被子让给我,我硬是拒绝了,盖了一件棉袍就躺下了。熄灯之后,听她走到屋角上,好象是在那儿换睡衣。

我过去(自从离开自己的家以后),到处奔波流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睡法,而且马上就能进入梦乡。可是和女的睡在一个房间里,这还是头一次,实在很难睡得着。我稍为一迷糊,就作起梦,马上就惊醒了。就这么梦梦醒醒,醒醒梦梦,反反复复了好多次。尽是梦见被人们追赶着。做梦一般都是这样——想跑也跑不动,只是心里干着急,一旦意识到自己“啊呀啊呀”地叫起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惊醒了,稍为镇定下来,就觉得半边脑袋滴溜溜地发疼发沉。我感到好象一点没有睡过一样,不知道翻了多少身,而笠原一整夜好象没有翻过一次身,连动一动身子的声音也没有听到。我心里十分清楚,她是早就准备一夜不睡了。

不过,我总算是睡了一忽儿。一睁开眼睛,只见笠原的铺盖早就整整齐齐地叠在那儿,她大概是到楼下做饭去了。不一会儿,笠原踏响着楼梯板上来了。她问我说:“睡着了吗?”我感到有点不好童思,只是“啊”地回答了一声。

笠原上班的时候,我和她一块儿离开了屋子。楼下的老太婆正在厨房里干活,见我们出来,她停下手里的活儿,一直看着我们走了好远。

“啊—— ”一走到外面,笠原大声地出了一口长气,就好象把昨天一夜别扭一下子吐了出来。接着又轻轻地骂了一声。“臭老婆子!

(作者:小林多喜二[日],卞立强 译。激流网整理录入,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注释:

[1]指共产党员。

[2]神田伯山(?一1873) 是江户末期的着名说书艺人。后来,他的弟子也袭用他的名字。

[3]日本人的习惯是坐在铺着草席的地板上,有时是把两腿叠在边横坐着,有时是盘腿坐着,在正规场合或谈重要的问题,一般都是跪坐着。

附全部章节及链接:

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一

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二

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三

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四

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五

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六

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七

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 (八

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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