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上)-激流网   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掀掉这人肉的筵宴”、“结束奴隶时代”——这就是鲁迅给“现在的青年”所提出的历史使命与奋斗目标。

许广平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鲁迅和青年们》,讲了许多鲁迅与各色各样的青年交往的故事。读了以后,不能不为鲁迅博大、无私的爱所感动;但看到鲁迅在某些远为精明的青年面前表现出来的傻气,却也忍不住掩卷长叹。许广平说,她一想到鲁迅为青年人“一点一点磨去的生命,真是欲哭无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还是许广平说得好:“先生的工作,求其尽心,而从不想到对方的态度。他认为他的工作不是对个人是为社会服务。辛勤的农夫,会因为孺子弃饭满地而不耕作吗?先生就是这样的。”鲁迅终生在履行着他在“五四”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承担——

……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在我看来,鲁迅与青年的关系中,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

当然,“鲁迅与青年们”这个题目下的文章,是应该由本书的读者自己来做的。这一讲的主要任务,是和今天的年轻读者一起来聆听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所说的话。

我们先一起来读两篇文章:收入《华盖集》的《导师》与收入《三闲集》的《鲁迅译着书目》。

《导师》一开头即对“青年”做了具体分析:“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这里,列举了各种类型的青年,我以为是一个事实陈述,并不含价值判断;只是有一点区别:大概睡着、昏着、躺着、玩着的青年与鲁迅没有多大关系,或者说,他们对鲁迅并无兴趣,鲁迅也担心如果真把他们唤醒了,又指不出路,反而害了他们。因此,我们讲“鲁迅与青年”主要是讨论鲁迅与“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的关系;我曾经说过,“在中国,凡是愿意、并正在思考的人,尤其是他们中间的年轻人,只要他们又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大概是中学和中学以上程度),他们一有机会读鲁迅原着,就会对他产生兴趣,并在不同程度上理解鲁迅”,讲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但鲁迅说,这样的“要前进的青年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这是真的,许多年轻人对鲁迅有兴趣,大概也是将他视为“导师”.而且这还似乎是“五四”以及“五四”以后的长时间内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传统”:很多知识分子都热衷于充当青年人的“导师”.比如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像他这样的精英,是负有“指导”国家、社会的历史重任的,这其实就是充当中国传统的“国师”、“王者师”;自然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做青年人的“导师”.鲁迅在下文批评说,有些“导师”“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就很有可能是包括胡适在内的——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就指出胡适当年大喊:“干,干,干!”(见其《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现在又说“救国必先求学”,号召青年“进研究室”,这也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作为个人这样变本也不妨,到一旦自命“导师”,要“指导青年”,年轻人就麻烦了:当年倘真的买了手枪“干”起来,现在又得“深悔前非”,岂不成了“傻子”?鲁迅在《导师》里所要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导师”并不可靠,“凡自以为识路者”,其实是“灰色可掬”,“老态可掬”,“圆稳而已”,哪里识什么路?这是一个极简单的道理:“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鲁迅倒是经常公开承认:“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至今有时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因此,鲁迅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

为避免误解,鲁迅又说:“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这里,说的也是大白话: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不过是“能说话”、“能动笔”而已,希望他们(或者他们希望自己)充当指路的“导师”,就等于要他们去“打拳”.因此,觉醒的青年要寻导师(包括以鲁迅自己为导师)是“永远寻不到”,而且是“自己错”了,本身就是没有完全觉醒的表现。

而且鲁迅还要说一句“煞风景”的话:“自己也未必可靠的”;更彻底地说:“或者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这是典型的鲁迅的思想:要打破一切神话(把某些人当作“导师”本身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神话”),也包括自我的“神话”,这样才能真正地正视现实,永远保持不断寻求、探索的状态,有了这样的觉醒,才是真正“可靠”的。

这就引出了最后的结论——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联合起来”,自己寻路,开辟新路;而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对“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尤其要保持警惕。——这就是鲁迅给年轻人的最重要的告诫。

拒绝充当“导师”.——这也是鲁迅与青年关系的一个基本点。

但也还有另外一面。这是他在《鲁迅译着书目》中提出的。文章谈到了他“被进步的青年们所口诛笔伐”,并且流露出了少有的“备觉清凄”之感。鲁迅回顾说:“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首先是许多无名的青年们的——引者注)译着,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而且“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如许广平所说,如此“拼命帮人”,实在是“傻气可掬”.但鲁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样为青年“陆续用去了的生命”,在一些“进步的青年”眼里,却成了“应该从严发落的罪恶”,其中的一位(高长虹)竟然宣布鲁迅是青年作者的“绊脚石”!如鲁迅所分析,这些自命不凡的年轻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可叹的是,这样的青年竟也是代代相传,不仅在20世纪30年代,又有创造社、太阳社的“才子”出来要“打倒”鲁迅,直到90年代(在鲁迅离世六十年后)还有一批文坛“新秀”气势汹汹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石头”,连用词也如此相似!

应该说,这来自年轻人的打击,对于鲁迅,是近乎残酷的。如他自己所说,“我先前何尝不是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甚至视我为“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这就“太过”了。这是鲁迅的一个原则:牺牲是可以的,“废物”也无妨“利用”,但“倘若用得我太苦”,要想占有,“是不行的”.这就是说,自我的独立,是一条底线,是绝对不能牺牲与让步的。因此,就有了《鲁迅译着书目》这篇文章中,“以诚恳的心”,对年轻一代所进的“一个苦口的忠告”——

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

这里,所讨论的是前人与后人、年长者与年轻人的关系。首先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在人类发展的链条上,各代人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他们都是按照历史对他们的要求,在历史提供的范围内,做出这一代人生存方式的历史选择,从而获得自己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因此,各代人的既具有历史合理性,又具有历史局限性的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年长一代固然没有权利因为自己年纪大、有经验、有地位而轻易“抹杀”青年,年轻一代也同样没有权利因为自己年纪轻、思想新,而轻易“抹杀”老一代。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不但刚刚学步的年轻一代在处于成熟期的年长者的眼里是“幼稚和浅薄”的,而且先驱者在后来者眼里也是“浅陋”的;无论年轻一代的“幼稚和浅薄”,还是老一代的“浅陋”,都应该得到宽容和谅解,因为他们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的局限,而且没有这样的局限,各代人都将会同时失去自己存在的价值。在鲁迅看来,惟有建筑在这种心理上的、绝对平等基础上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两代人之间才可能建立起健全的爱的关系。而年轻一代也只有在尊重与理解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生长”起来,最终“跨过”那站着的前人,前人也在这被超越中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鲁迅所期待的他和年轻一代的关系,就像他的老师章太炎当年对自己那样,是一种“若朋友然”的关系。——是两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之间的平等的交往,而且是相互支持,既是给予者,又同时是受者。

在《鲁迅译着书目》最后,鲁迅说了一句话:“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绝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将来的”.他显然是将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的。而他对年轻一代的期待最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已经读过的《灯下漫笔》每一则最后的一句话——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借用本书第十、十一、十二讲的概括,“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掀掉这人肉的筵宴”、“结束奴隶时代”——这就是鲁迅给“现在的青年”所提出的历史使命与奋斗目标。

但鲁迅又说:“从此到那的道路”,我是不知道的。单知道一点:“无须反顾”,要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寻求”.他也愿意和青年一起寻求。

但鲁迅又自慰自己还有点“记性”,保留了许多记忆,可以将“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出的历史的经验,奉献给现在以及将来的年轻人。这几乎是他惟一能做的,也是鲁迅思想中特别有价值的部分。

我们就来看看:这是怎样的血的经验。

在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鲁迅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总结经验,对年轻一代提出了一系列的忠告。——我们就从这里说起。

这是鲁迅在《忽然想到》之十里的一段话。他指出,“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是“数倍于别国的青年”的,“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飘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鲁迅由此而提出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

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

这里提出的中国的“抗拒,改革”的长期性,必须经历几代人的“奋斗”的思想,是建立在对中国问题的特殊复杂性、艰巨性的清醒认识基础上的;从鲁迅说这话的1925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近八十年的奋斗(远远超过了鲁迅说的起码“奋斗三十年”的时间),但距离当初的目标也还依然遥远,恐怕真的还要“再一代,二代……”地奋斗下去。我们也终于明白,鲁迅当年所说的“现在青年的使命”——“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掀掉这人肉的筵宴”、“结束奴隶时代”,是一个长期奋斗的战略目标,也依然是今天的青年的使命,而且很有可能是以后很多代的中国青年的使命。如果说鲁迅时代的青年开始了这样的奋斗,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坚持”下去,敢于面对新的问题,做出新的“抗拒,改革,奋斗”,并且把这样的奋斗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正是出于这样的“长期奋斗”的战略思想,鲁迅提倡一种“韧性战斗”的精神。他因此批评“真诚的学生们”的“一个颇大的错误”:“开首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针对这样的“五分钟热”,鲁迅告诫青年——

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反复申说这一点——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

没有呻吟、叹息与哀求,也没有无用的请愿、开会……,却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锲而不舍”的、持续的、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韧性战斗,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鲁迅因此提倡“壕堑战”.——

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所谓“壕堑战”有两个要点。首先是要懂得并善于保护自己。这背后有两个理念。一是深知“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不肯虚掷生命”,正是为了准备长期的战斗。其二还要深知自己的对手:“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中国鬼魅正多,处处是阴谋诡计,“必须时刻防备”,“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赤膊上阵是要吃大亏的。因此,鲁迅说:“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

还要讲究策略,懂得必要的妥协,走迂回的路,做到有勇有谋。有这样一件事:一批山西的年轻的木刻艺术家成立了“榴花社”,希望得到鲁迅的指导;鲁迅给他们提供的意见是——

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形,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鲁迅的话,也说得非常“浅显”而实在,但背后却有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这个民族,要么不思反抗,总是得过且过;但一旦逼上“梁山”,又容易趋于极端,“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这样的历史是不能再重演了。(未完待续)

(作者:钱理群。来源:《鲁迅作品十五讲》之第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