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激流网口述史:革命是穷人在生存斗争中的必然选择——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1929-1945)

1929年2月26日(农历),我出生在河南省辉县市薄壁镇平甸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是贫苦农民。父亲方聚萍从小背井离乡,从林县方家庄逃荒来到辉县平甸村。因人地两生、无亲无故,初来时栖身在村南头一座山神庙里。母亲方刘氏因家里贫穷,一生受苦,但为人勤劳善良。我从小常听母亲诉说苦难的家史,每当提及,母亲总是泪流满面。那时候,豫北太行山一带十年九旱,灾荒严重,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我六岁记事,住在名叫宗清江家的一间破草房里,仅住几个月,因没钱交房租被房东撵了出来。又搬到村西姓常家的一间草屋住下。住了一段后,人家也不让住了。万般无奈,父亲在距村三里多远的麻地洼的山坡上寻了个地方,挖山石、砍荆棘,经过里劈外垫,将一块山坡铲平,趁着靠山坡的墙,将北、西、南三面用石块垒起来,再用柴草将房顶棚起来,上边再用石块压住柴草,盖上泥土,就成了一间茅草房。在屋内的地上铺上野草,全家六口人,父母、大哥、二哥、姐姐和我,仅有两条破被子,就住进了这里。

我6岁那年8月的一天,突然连降暴雨,屋顶往下直漏雨,地上积水达一尺多深。当时父亲、大哥在外给地主扛长工,二哥在外给地主放牛,家里有母亲、我和11岁的姐姐。母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姐姐去上山寻找避雨的地方,坡陡地滑,饥饿无力,我们跌跌撞撞,费了好大的劲爬到了山跟(根),在悬崖峭壁下找了个临时避雨的地方住下。两天之后,暴雨停歇,母亲又领着我和姐姐下山回到了原先栖居的草房,母亲和姐姐打扫了屋内的积水。到了晚上,我们坐在湿淋淋的草铺上,浑身被蚊虫叮咬着,彻夜难以入睡。我禁不住哭了起来,母亲把我们紧紧搂在怀里,眼泪扑簌簌滴在我的脸上,就这样艰难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这就是我从小记忆中的家。

1936年4月,我7岁那年,父亲因常年在外扛长工,身患重病。狠心的地主既不给父亲治病又不给父亲工钱,父亲气病交加,忍悲含泪回到家中。当时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哪有钱为父亲看病?我看着父亲躺在房后的草地上痛苦的样子,失声痛哭。父亲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叫我到他的面前,紧紧握着我的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苦命的孩呀,看来爸是不行了,今后你要多听娘的话,如老天保佑你长大成人,你千万要为爸、为方家争口气……”这是父亲临终之前的肺腑之言,也是父亲对他这个7岁的小儿子所寄托的厚望。父亲带着对全家人的眷恋和遗憾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48岁。父亲说的话,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成为支撑我成长的一种精神动力。

父亲去世后,家里没钱买棺材,也没有安葬的地方,大哥到村里说尽好话求人,勉强借来几块薄板做寿材,把父亲安葬在半山坡上的一棵核桃树下。母亲几天滴水不进,高烧昏迷说胡话,因悲伤过度,急火上眼,双眼红肿发炎。有个过路的游医说他有秘方能医母亲的眼疾,让母亲用醋点眼,结果导致母亲双目失明。

大哥、二哥为了糊口,父亲安葬第二天就去给地主当长工走了。家里只有母亲、姐姐和我。当时姐姐12岁,我7岁,我们三口人就住在这荒无人烟的山坡上,整天担惊受怕。白天常有国民党军和土匪来骚扰、抢劫,大哥在外当长工好不容易挣几斤小米,送回家里,全被他们抢走了。我和母亲、姐姐在家完全靠吃野菜、树皮、粗糠度日。每到夜间,山狼、野猪叫得骇人,在我们住的房前屋后到处乱窜寻找食物。母亲有一天对我们说:“咱们不能在这山坡上住了,说啥也得下山回村里去。”不久,我们下山到村里,住到郎风祥家的一间牛屋里。双目失明的母亲还得保证半夜起床把牛喂好,就这样住了一段时间,地主家又不让住了。

我从6岁记事到1942年家乡解放(13岁),八年间我们共搬迁了十四次“家”。姐姐比我大5岁,她从小很懂事,既孝敬母亲,又很关心我。那时住在山上吃水很困难,要到二里外的村里去抬水,每次她与我去山下抬水时,总是让水桶靠近她的那一边,生怕压着我、累坏我。那时,我们主要就是靠野菜、粗糠、树皮充饥,我几乎吃遍了山里的各种野菜、树叶,杨树叶、柿树叶、野桃叶、槐树叶、枸树叶、榆树皮、齿牙菜、马齿菜、灰灰菜等。

我7岁那年7月的一天,在上山挖野菜时,因感冒发高烧,加之肚子饥饿难以支撑,突然晕倒在山坡上草丛里,后不知何时苏醒过来,回到家里,发烧昏迷七天七夜不省人事,滴水未进。那次高烧之后,没过几天肚子肿得如罗锅,浑身无力,身上瘦得皮包骨头,有生不如死的感觉。那时听说过八路军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是解救劳苦百姓的,心里盼望着这支队伍赶快打过来。

我9岁那年春天,经好心人介绍,到距离本村十多里远的西沟南圪台村给一家姓秦的地主放牛。这里地处500多米的悬崖高山,进到山里犹如走进原始森林,杂草丛生有一人多深。山上有两多:一是蛇多,黄的、黑的、花的各种蛇应有尽有,每天都见到,不仅在草丛中爬行,有的还爬在树枝上乱串(窜),很是吓人;二是树上的马蜂窝特别多,状似碗口,大的犹如锅盖,稍有触动,便蜂拥而出,见人便蜇。我到这里放牛仅五天,头上、脸上就被马蜂蜇出几个像核桃大的疙瘩,两只眼肿得看不清东西,痛苦不堪。这样下去,不仅不能为家里分忧,而且可能自己也性命不保。一天我实在忍无可忍,把牛赶到山坡上便跑回了家,把情况告诉了母亲,说宁愿在家照顾母亲,再也不去西沟放牛了。

10岁那年有一天,我挖野菜回家时路过村上大街,几个山西过路人正在一家临街饭店门前休息,可能他们瞧见我年幼可怜的情形,听有个人说:“陵川一带有人要小孩,太大、太小都不要,像这样年纪的小孩就行,能换二斗粮食。”我听了后,边往家走边想,如卖了我能换回二斗粮食,一来能救母亲的命,二来我也捡得条活命,总比都饿死强。我回家将这个想法对母亲说后,她哭着说,决不去办这种事,再穷再苦也不能卖掉小儿,活要一块活,死要一块死。但我看到母亲饿得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情况,便暗自下定了决心。我第二天一早就赶到山西陵川县吴家湾,找到给地主当长工的二哥说明了情况,叫他领我上陵川去卖我换取粮食,以救母亲的命。在我的说劝下,二哥认为这也许是条生路,便答应带我去陵川。在路上,二哥看我饿得走不动了,就上树扒点榆树叶让我吃,渴了我们就在路边河沟里找点水喝。从平甸到陵川有100多里地,我们赶到县城时天已傍晚,这时二哥在我身上插了个草标,以表示卖身。没钱住店,夜里我们就在街头露宿。次日早上,有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到我跟前看了看,向我二哥问了一些情况,随即领我去到他家中吃饭,吃的是玉米粥,我一口气喝了两大碗,一会身体自觉好受多了,也有精神了。那位买主叫来一位代笔的先生,写好了卖身契约,让我在上面签名按手印。这时他又感到不放心,提出必须在当地找两个保人。我们在此人地两生,哪里有人愿意作保?二哥与买主说了不少好话,人家还是不答应。就这样,我去陵川卖身救母的意愿未能实现。

1941年夏天,那时我12岁。华北太行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我们家被迫外出逃荒,大哥、大嫂和我三人去徐州逃荒。好不容易经过150多里跋涉到了新乡小冀火车站,把带来的旧衣服变卖后,所卖的钱只能买两张火车票。这时大哥很为难地对我说:“这可咋办?”我看大哥无奈的样子,便对他们说:“既然这样,那只好你和俺嫂走吧……”当时大哥给我一元日票,叫我在回家的路上买点东西吃。我目送大哥、大嫂上车走后,便开始往家赶路。我用一元日票买了一块做肥料用的花生炸油的麻饼,路上饥了便啃几口,渴了就喝河沟里的水,不停地赶路,行至薄壁村东天已黑了。由于山路不敢夜行,又没钱住店,便在村头一个小庙里安歇,强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天刚晃亮,我又急忙往家赶,走到宝泉时,头昏眼花,勉强赶路,直到傍晚才赶回家。进屋后连叫几声娘没答应,到炕上一看娘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失声痛哭,母亲仍未苏醒过来。我赶紧喂了母亲几口水,不一会儿,母亲醒了过来。见我在她身旁哭,问了去逃荒的经过后,紧紧握住我的手,边哭边说:“孩呀,回来好,娘以为见不到你了!回来好!今后咱吃糠咽菜,就是饿死咱娘儿俩也不分离。娘再不让你去逃荒了!”

行山巍峨挺拔,绵延千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都曾驻扎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争夺太行这块根据地,1941年春,日本侵略军在周围集中了五六个师团及混成旅,对根据地军民发动疯狂的大扫荡。他们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太行区的军民在战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许多优秀儿女为创建、巩固和发展太行根据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时,我的家乡平甸村也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洗劫,日军在这里驻扎了八个昼夜。本来听说日本鬼子进攻太行山根据地的消息时,平甸全村老百姓背着铺盖,赶着牛、羊已逃到距村子八里远的簸箕掌一个深山沟里躲藏,没想到有人告密,突然有天汉奸引路,日本鬼子包围了这个山沟。他们个个端着枪,上面插着明晃晃的刺刀,把群众和牛羊全部赶回村里。有几个群众不让赶牛羊,被他们就地捅死。回到村里,日本鬼子把人们集中在村南头的一块空地上,一个日本军官嚎叫着问八路和粮食都藏在什么地方。一个鬼子把我表哥李怀玉从人群中拉了出来,上来两个汉奸把表哥的衣服扒光,用铁丝把他捆在树上,用皮鞭棍棒抽打。一个日本鬼子上前捅他一刺刀,笑一笑,直到把表哥捅死后,又扔进几十米深的井里,又向井里扔进好多块大石头。群众都含着眼泪,胆颤心惊。突然间,一个日本鬼子把我从人群中拉出来,用刺刀逼问我,又扒光了我的衣服。一个鬼子用刺刀在我的肚子上划了两下,一股鲜血流在地上,又上来两个日本鬼子把刺刀放在我的脖子上威胁我。我心里想肯定活不成了。正在此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两架飞机向地面上投放什么物资,日本鬼子个个蜂拥而去抢夺飞机抛下的东西。我瞅准这个空隙,不顾身上伤痛,一闪身退到人群的后面,然后奋力向村东北关山方向跑去,一直跑到关山顶,在那里整整躲了七个昼夜,吃的全是野草、树叶。第八天,日本鬼子撤走后,我从山上回到村里,看到村里100多头牛、800多只羊被杀光,家家户户的房屋被烧光,600多亩玉米、谷子被马踏平,村里到处哭声一片。大家流着眼泪把我表哥从井里捞出来,捆在表哥身上的铁丝都嵌在血淋淋的骨头里。我这次死里逃生,亲身经历了日本鬼子的残酷暴行。

1942年3月的一天半夜,阵阵枪炮声把全村人从睡梦中惊醒。人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都很惊慌。一大早,人们都在大街上议论,说是昨天夜间八路军老三团从山西下来把平甸、潭头村驻的日伪军全部消灭了。除有少数顽抗者被当场击毙外,大部分投降当了俘虏,已被押往太行七分区了。这时的平甸村显得异常平静,只有几个八路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在处理善后工作。下午3时,召开全村群众大会。有位同志介绍说,现在请王队长给大家讲话。王队长说:平甸的父老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八路军,昨天夜里已把平甸、潭头两村的日本鬼子和伪军一网打尽,从此平甸的人民解放了。今后我们穷苦百姓要说话、要当家做主人,再不会有日本鬼子和汉奸、国民党土匪骑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了。听了这些话,我感到很新鲜,很亲切,也很兴奋。散会后我跑回家,把首长讲话内容告诉了母亲。母亲一听高兴得不得了,说这可能就是以前有人讲的救咱穷人的队伍来了,多年的愿望,终于盼来了穷人翻身这一天。这时我向母亲表示要去参加八路军,母亲很高兴。我马上到队部去找王队长,见到一位小八路,穿一身灰军装,在团部门前站岗,问我找谁。我说来找王队长要求参军的。那个小八路热情地领我去见王队长。王队长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家里还有谁。我说我叫方德贞,今年13岁,父亲给地主扛长工累病去世,家有双目失明老母亲,大哥大嫂去徐州逃荒,二哥在山西武家湾给地主当长工。首长让司务长给我称二斤小米,并叫炊事员从伙房给我端来一碗面条吃,还告诉我明天要给贫农发放救济粮,今后再不会饿死人了。他说,你现在年纪还小,在家好好照顾母亲,快给你大哥、二哥捎信让他们回来,就说平甸解放了,叫他们不要在外逃荒,给地主当长工了。那碗面条我舍不得自己吃完,仅吃了半碗,其余半碗我端回家中给母亲。母亲激动地说:真的把穷人的队伍盼来了,我们穷人翻身了。

此后,平甸——这个深山沟里的小村庄,经过发动群众,成立农会,组建民兵,发展党员,经过反奸、反特、反霸斗争和土改运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家与其他贫农群众一样,分了土地,分了房,分了农具和牛、羊,大哥、大嫂、二哥和我四人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大哥任村农会主席,二哥任民兵队长,大哥还被选为太行边区参议员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边区政府召开的参议员代表大会。弟兄三个我最小,当时年仅14岁,也当了村儿童团长,参加了民兵,扛起了枪。此后,平甸村成为太行山边区一个重要的抗日根据地,辉获县党政机关都驻在这里。

解放了的平甸人民过上了从来没有的幸福生活。1945年春节是我少年时代过得最开心、最难忘的一个春节。村里为欢庆翻身解放,组织春节文艺演出,我和二哥二人参加演出了三个节目:一是“打金枝”,二哥扮演为王,我扮演郭爱;第二个是“王贵与李香香”,二哥扮演李香香,我扮演王贵;第三个是“兄妹开荒”,二哥扮演哥哥,我扮演妹妹。这种喜庆的氛围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前来观看演出的人数之多也是没有想到的,不仅平甸村家家都来观看,就连周围西沟、东寨、宝泉等二十多华里远的人也纷纷前来观看,甚至山西省陵川县的干河、吴家湾、关岳平等村的群众也赶来了,从初一到初四,天天都是人山人海。那种翻身解放了的贫苦农民由衷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这是我少年时代最愉快的一个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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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激流网(作者:方德贞。来源:乌有之乡网。责编:畢非)

【注】

资料写作者:方德贞,离休干部,现居河南省新乡市。14岁时八路军解放家乡,当了村儿童团长。15岁参加革命,担任警卫员、武工队队员,曾在区委、县委、地委等多个岗位任职。

资料提供者:方正辉,公务员,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