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到底是怎样的，我只能说听大人们常常说过去的事情，虽然间隔时间不是太长，可那毕竟是听到的。我相信，目前依然有很多人，经历过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个时期的人民公社，也应该具体谈一谈那个时代的经历，让后来的人们，去了解这个事物的变化过程。

下面，是我个人所看到的那段历史。

公社结构

时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地点是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过去是湖北省孝感地区黄陂县）离县城不远的一个乡村。

当时那个公社，有十多个大队，有些大队的名称，我还能记得，有些就记不得了。当时我生活的那个大队，有九个生产小队，各生产小队，有大有小，基本上是一个姓或者两个姓，由宗族所形成的一个自然生活小范围，生活来源基本上以农业生产为主。

生产小队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有三十多户人家，人口两百多一点，田和地合计不到三百亩。由于紧靠滠水，自然条件相对较好，文化基础也不错，总体上来说，当地的民风及经济状况，要好一点。

人民公社这种农村集体组织，是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生产及分配的最基础核算单位是生产小队。现在称呼的村民小组，就是过去的生产小队，过去一般简称生产队。现在称呼的村，就是过去的生产大队，简称大队。现在称呼的乡或镇，基本上就是过去的人民公社，简称公社。

生活在人民公社是怎样的体验

一个生产小队，一般为队长一名，会计一名，保管一名，记分员一名，他们不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什么国家干部，也不是什么领导，他们是完完全全不脱离农村农业劳动的农民，与农民一样，在做好自己范围内的规定工作之后，也得下地干活去挣工分。

大队这层组织，有大队长，副大队长，大队支部书记，大队妇联主任，民兵连长，大队会计，赤脚医生、兽医、小学老师等，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国家干部，除了农忙时节之外，大部分时间到可以不用干什么农活。由于各生产大队的集体经济有强有弱，归属于大队集体经济的其他生产组织，是不相等的。

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大队，自己有铸造厂、粮食加工厂、砖厂、门市部、农机队、船队等经营组织，其他还有福利性的卫生所、小学等。

公社这一个层面，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带有经济经营过程的一个国家基层管理单位。当时公社的经济实体部分有粮食加工厂、农机站、砖厂、五金厂、林场、渔场、商店、知青农场、种畜场等，福利性的有一个初中学校和一个高中学校、书店、合作社、粮种站、卫生院等。

公社里的人，有属于国家干部的，百姓一般称呼为吃商品粮的，也有大量干着国家基层管理工作而拿工分的（布袋粮），有点像城市里的以工代干的那么一点味道。

公社这一个级别的干部，说的是脱产干部，由于那个时期的干群关系相对比较密切，这些干部在很多时候，也是隔三间五的，也参加一些具体的劳动，与基层生活还是非常密切的。至于像渔场厂长、知青农场场长这些被称呼为干部，而实际不是拿官饷的，出来管理工作之外，一样得和大家一同干活。

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队长，基本上都是由各生产队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一来是号召力强，二来是对农业生产相当了解。最容易被现在人所疏忽的，就是生产队队长的模范带头作用和自我约束能力，都是比较强的。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人之所以干生产队队长的这个差事，在基于一种对乡亲们的情感之上是愿意通过自己的奉献，为整个生产队能带来最大的利益。打铁还得自身硬，在很多时候，往往就具体体现在生产队队长的这个角色上。

生产队的记分方式为，一般性非定额劳动，一个男壮劳动力（用年岁来划分）出一天满工是十个工分（早工两个，上午工四个，下午工四个），一个女壮劳动力（也按年岁划分）出一个满工是八分（分别为两个、三个、三个）。农闲的时候，没有太多劳动量，按出勤记工。

农忙的时候，或者某项重体力活的时候，按定额记分。如割一亩稻多少分，插一亩秧多少分，挑一个草头多少分。这些定额工分，有一个惯例，大家都知道，记分员会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劳动量在计算之后，填写到每一个劳动者的记分本上的，最后还盖一个小章。

人民公社

在伤痕文学中，说过去集体经济农民是在吃大锅饭，那是瞎扯，纯粹是为了政治需要在那里胡说八道。可以基本上说，过去农村集体经济下的生产过程，就是让那些不愿意干活的二流子之类痛恨不已。

一般来说，个别一些生产队里，有那么一两个不勤劳的二流子，是很正常的，他们的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在那个时代里，他们成不了气候。

收入情况

对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下农民的收入情况，没有过去农村生活经历的人，经常容易被一些别有企图的人所忽悠。下面，谈谈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情景。

农业生产的最基层实施组织单位，是连同分配在一起的生产小队。

过去，一个生产队在一年之中要种什么，上面是有计划的，一层一层地将这个计划，具体落实到生产队中。是不是所有的农产品生产都要按照计划来生产呢？不是的。

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地方，计划完成的量，只有两个，一个是稻谷，一个是棉花。

一个生产队，田和地就那么多，上面的计划来了之后，首先要保证计划任务的完成及口粮问题，余量的田和地，生产队一般都安排种植一些经济作物，用来给社员在年底分红的时候，使得大多数家庭，能有点现钱。另外，百姓过日子，自己也得消费一些副业产品。

如种一些油菜，目的是使得大家有油吃。种点芝麻、花生，分给社员，算是改善生活的需要。种点红薯，一方面是可以当蔬菜、食品，另外多余的，还可以用来养猪。

用来赚点现钱的，如种点西瓜，拉到县城和武汉去卖。闲地种点麻，河堤边一侧种点蓖麻，等等，卖给供销社。

像种藕、养鱼之类的，有分的，也有卖的，不好说完全是为了某一个单一的需要。

还有为了完成种棉任务，不使得地闲着，在其中套种小麦，基本上是作为杂粮，收获之后就分给乡亲们了。

作为国家来说，重要粮食作物，国家那个时候抓得确实很紧。可是，有那么别有用心的少数人，用伤痕的文学所描述“以粮为主”的情景，好像中国农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部分农村都是在种稻谷、小麦、玉米的，不允许种别的，这种荒谬的谣言，是可笑到了极致。

一个生产队的田地，虽然都属于集体的，可是在耕种上，还适量地按照人口多少，给每一个家庭都分有自留地。

自留地里种什么，农民自己决定。一般情况，农民都是在保证家庭蔬菜的前提下，还适当种一些经济作物。如甘蔗、梨瓜之类的，可以拿到县里去卖。

一谈到“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话题，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好像觉得那个时代的农民，什么都不能拿到外面去卖，这基本上是错误的。那个时候的管理，主要是严查无正当职业的人在那里当二道贩子，从农民那里低贱地收购之后自己再去倒卖。这种做法是有弊端，可是把那个社会说得很黑暗，这就是原则性的问题。

另外，农民家庭可以养一些鸡鸭，养猪。一般来说，一个六七口人的家庭，养鸡鸭的数目，基本上是二三十只，养一头猪。

七十年代，国家还是鼓励农民家庭养鸡鸭、猪的，有这方面的宣传画。你给供销社交售一斤鸡蛋，国家除了按照收购价格给你钱之外，还给点布票、糖票的。给国家交售一头猪，按照生猪重量，给一些肉票、粮票等。

在当时，规定一户农民养一头猪的时候，必须交售给国家；一户农民养两头猪的时候，在向国家交售一头猪之后，可以自己宰杀一头。

对于农业生产，国家是通过计划、管理和引导的方式，来使得这个社会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中，去谋求国家战略性的发展。

具体到农民那里，简单用现在一般现金收入去衡量那个时代的农民生活状态，是很不妥当的。比较合理的度量方式，应该是农民的年收获有多大，这才是一个比较公正的方式。

比方说有些农副产品，有些生产队是按照人均的方式（不管你劳动量多少）就分了，并没有计算在生产队的核算分配当中去。有些生产队，也核算了一个基本价值，如红薯一斤三分钱之类的。

农民实际收获的部分，大体上有这么三个方面，一个是生产队所得，二个是通过自留地所得，三个是通过养殖所得（养鸡鸭和猪）。这样说，只是一个大致的农民收获所得部分。

对于一些经济相对要发达的地区，农民收入还可以通过社队企业的劳动，另外再得到一部分现金收入。

比方说你到大队铸造厂工作了两百个劳动日，在留有一定余地的集体发展所需要的积累资金之外，这个铸造厂在年底一核算，一个劳动日值两元钱，那么，你就另外获得了四百元钱。

那个时候，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有差别，大队与大队有差别，公社与公社有差别，最大的因素，就是各自的副业办得是否好的问题。无工不富这个道理，农民早知道。

七十年代中期，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大队，副业办得很是有起色，不亚于华西村历史回忆中所说的。

说起后来到大队卫生所看病（大病一般在紧急抢救一下之后就送公社医院或者县医院）统一收取五分钱，说给大家听，觉得好像这不是华西村那里的事情吗？其实，只要是发展起来了，集体经济条件下，都是这样。

这就告诉人们，集体经济是可以发展很好的，过着安定生活，并不是说只有单干才能完成。

到年底的时候，农民走亲串友的时候，都要在相互之间聊这么一个话题，那就是各生产队预计分红下来，一个工（一个工为十个工分）多少钱。

在七十年代，总体上来说，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公社，一个工基本上在零点六元到一点四元之间。男壮劳动力，一般一年下来有六百五十个工左右，女壮劳动力，一般有五百个左右。

口粮分为三块，一份是基本口粮，与你是否劳动无关，都得给，壮劳动力的基本口粮一年为五百五十斤稻谷，核算大米大约是一天一斤。第二份是工分量，干得多，就得到的多。第三份是肥料量，给生产队交的肥料（粪水、猪粪、草灰等）工分高，你得到的工分粮也就越多。

人民公社宣传画

在农业生产及收获分配这个问题上，农民比城里的人看得准，具体体现在按劳分配的问题上，自我把握的精度，高得很，别以为百姓弱了智。天底下有杆秤，生活在农村中的农民，都在心里装着呢，用不着在台上唱高调，谁是谁非，不需要由某个人来替别人说。

农村家庭，生活上相对困难的有没有？有。这些家庭，包含了孩子多劳动力少的家庭，主要劳动力有病的家庭，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家庭。

作为集体经济环境下，再困难的家庭，也得保证有饭吃，孩子有学上。

比如说中国农村的那个典型——小岗村，不是在依靠着全国其他农村中有贡献的生产队，吃了几十年的返销粮吗？吃着别人的奉献粮，还说那个时代有罪，在这样的嘴脸下，我们还能对它说什么？

问题缘由

前面两部分简要介绍了人民公社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对于人民公社随后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应该客观认识到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从生产力角度来说，适度将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耕种，是符合中国农村发展的。面对世界发展水平，百年的屈辱历史，使得中国的经济显得极端落后，同时还存在土地与人口的严重压力，自然生态条件在很多农村地区，也是非常恶劣的。一个残破的中国农村，一个文化基础极端落后的现状，一个基本上靠天吃饭的农耕过程，使得农业的生产过程，是投入很多，特别是劳动力投入上，而人均收获很少，能有所节余，那更是非常稀罕。

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基础上，去尽快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可以说人民公社这种经济模式，其伟大作用，是不可否定的。

任何事情，有它积极的一面，可是随着发展进程的极大延续，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基本完成了农业生产机械化的生产队，其富裕劳动力向何处去的问题，农民自身在他们的那个范围内，从长久的大范围来说，是解决不了的，这就是农村劳动力如何去合理转移的问题。

七十年代初期，我从小生活的那个范围，还适当地使用耕牛，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农耕、浇水、收割、脱谷等，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的过程，农业劳动强度，是极大降低，投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是极大降低。

那些大队、公社集体力量强的，是可以在一个自我的范围内，通过社办企业的方式去解决一些本地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而那些集体经济发展程度一般的，相对就要差一点。

比方说在年轻人成家立业这个具体问题上，就存在一个富裕大队的青年，娶媳妇要好一点，而在嫁人方面，当时很多女青年，很多就把目光放在了城镇青年那里，不太愿意嫁给经济差别大的社队青年家里去。

过去总说城乡差别，其实农村范围内，也是存在发展过程中的差别。至于地区性的差别，往往还比较大。

由于发展而引起来农村地区的差别，使得我们在对比中，发现这么一个现实，那就是发展程度高的社队，基本上是那些社会领导集体比较强的班子，反之，领导班子差的社队，状态就不好。

还有一个制约发展的问题，那就是当地的民风，这也是严重关联当地发展快慢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比如说中国农村改革典型的那个小岗村，根据他们先进典型的所谓事迹，根据我在农村生活的体验，基本上可以推断出来，小岗村这个范围内的村民，其民风很差，其长久的习惯养成，使得其自私自利的意识是相当强的，谁都不愿意为别人首先去付出一点。

想想看，上面派工作组到小岗村都几十次，硬是难以从小岗村村民的这个范围内，不能凝聚起来一个带领大家去争取发展的团队。那个后来所谓的带头人，八十年代居然可以没有良心地到自己村子里从农户那里去抢粮，这样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指望在这样的一种民风环境下去干点正经事情，可能吗？

那么，作为人民共和国，在发展战略上优先去发展工业，通过人民公社这种方式去促进自我发展的同时，去支持国家建设，在工业基础奠定之后，再回过头来用根本性的方式解决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这是一条很正确的发展战略，难道不对吗？

分田单干，就具体农业生产来说，这是一种生产力倒退的方式，暂时可以使得农村劳动力退回一步之后用在农业生产上，可是随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依然还得靠现代化工业的发展来吸纳，三十年绕了一个大圈子，这不是又回来了吗？

可是，当我们回头望一望中国农村现状的时候，严重危机的中国农村、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民，在一个败落中的现状下，有哪一个方面，在国家的战略发展进程中，是前进的？

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三十年之后的中国农村，在国家的政治层面上来说，严重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基本涣散，一个是农民对国家的政治信心基本上荡然无存。如何恢复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如何恢复人们对国家的政治信念？就目前的这个含糊不清的政治态度，如何让中国的百姓，在何处去看到希望？

涣散中的中国农民，在一个看似随意可以流动的过程中，用一个很无序的过程，积淀在中国的各个城镇当中，基本上在一个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群随时都可以严重振荡国家政权的城市边沿地带社会群体。

翻看中国历史，产生社会动荡及政权更迭的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社会一旦有着一个可以动荡的社会群体之后，遇到任何一个可能的挑动因素，真正的危机随时将会显现。

而对于那些“台上显面子、台下养婊子”的官僚来说，在各自的投机钻营中，一旦国家政治失控，指望他们来控制局势，其后果是可想而知。

对于人民公社时期出现的问题，除了客观因素之外，其实还包含了国家管理层的认识不足以及投机者用忽左忽右的手段，去折腾百姓，与人民公社这个制度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比方说人民公社形成初期阶段，极左的方式，就体现在思闻先生标榜的那个刘伟人那里，左得可以说是伤天害理。可是，将后来的这种原因，却推卸给别人，实在是不厚道。

具体到农村基层，也有这种左的投机手段。

比方说提出一个“向什么什么献礼”的过程，硬是要将小麦在几日之类割完，这种不顾劳动者极限体能的手段，伤害的是群众，可是一个光亮之后，给了这些投机者向上爬的可能机会。

抢农时是对的，可是这个抢的过程，是有一个可以操控的范围的。

至于后来用四清整群众的这种极右手段，伤害了很多基层群众，包含很多生产队的优秀带领人，这些历史事实，又有哪些人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

像过去这类不是极左就是极右的形式主义工作方式，在这三十年内，依然是大量存在，只是将过去投机所需要讨取光亮的资本，变成了今天在讨去光亮政治资本的同时，还不忘鼓足自己的腰包。

一些事情，它本来是怎样的一个历史状态，请实事求是地告诉今天的人们，包含把那个社会中本来就不属于它的事情，要将其剔除出来，再告诉人们这些不属于它的过程，是怎样产生的，产生的动机是什么，只有这样，后来的人们，才能在总结历史的过程中，通过分析、总结和对比的方式，去干好未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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