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说廖梅在澎湃网上发表《<姜义华口述历史>纠谬六项》一文提到我的名字,要我把事实说明一下,这样我就简单说一下我所知道的相关事实。

一. 关于《秦献记》《秦政记》二文注释和标点

这件事,《毛泽东年谱》记载,1973年8月上旬,“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柳宗元《封建论》。至八月下旬,相继指示注释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节录),韩愈《石鼓歌》(附《石鼓文》)。”这件事是姚文元指示我们上海写作组完成任务的,《年谱》以“有关人员”取代了实际相关人员的姓名,谭其骧先生的日记可以证明是姚文元通过我下达的这项任务。《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关于这二篇文章下达任务的时间没有指明,上送的时间是八月中旬,这个时间是根据我们上送的信件来的,《年谱》的编者不一定知道细节。毛泽东为什么要标点这二篇文章,那是因批林批孔的需要,毛主席要求标点注释这批文章的大字本,都与他在1973年8月5日同江青谈话时念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相关,今录该诗于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诗中“十批”是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这本书中有孔子批判和吕不韦批判,前者推重孔子,后者咒骂秦始皇。其实毛主席批评的重点不在郭老,借《十批判书》只是一个由头,真正的起因是黄永胜在批陈整风会议上写了唐人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当时黄永胜写这首诗,其矛头对着毛泽东,林彪集团是把毛泽东看作当代的秦始皇,这一点在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也有反映,这是赤裸裸借攻击秦始皇来诅咒毛泽东。故毛泽东要标点注释的这一批古文,都是肯定秦始皇,章太炎的《秦献记》和《秦政记》是肯定秦始皇,这是毛主席要标点和印制这批大字本的目的。这么多篇目是要找很多人来完成的,《秦献记》和《秦政记》我便布置给姜义华来做了。为什么布置给他负责呢?因为他是搞近现代思想史的。当时他是写作组的外围,所以他交给谭其骧先生审改。当时这个工作是流水作业,送回到我那儿其他人也过手。

关于姜义华被安置在历史系资料室的情况,当初柯庆施讲过,说是让雄鸡来家里唱,可以提醒人。事情的起因是姜义华在同学中的一些议论批评了刘少奇的讲话,这些情况被学生指导员反映到党委,新华社为此发了内参,柯老在上海工作,当初与刘少奇在延安时有宿怨,怕因此引起麻烦,认为放在身边可以及时了解情况,他通过新华社内参得知此事后,下令把姜义华从内蒙调回上海,是为了避免在党内再引起历史纠纷,并非一定要整姜义华。姜义华回到复旦,便被安置在历史系资料室。这件事我是同情姜义华的,我在写作组兼复旦党委常委时,便让他在资料室参加写作组的一些工作,那时历史系的许多老师都在一定程度上参加我布置的任务,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是其中一个科目,1973年《学习与批判》第三期上,我便让姜义华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反儒尊法到尊孔读经——试论章太炎思想的演变过程》,用的是笔名沈濮,时间是1973年的11月,这已是他标点注释《秦献记》、《秦政记》之后了。1975年6月,他又在《学习与批判》署名发表了《<秦献记>和<秦政记>的写作年代》一文,那是1974年去北京图书馆查阅章太炎资料以后的文章了,1974年他是经我点头同意,由写作组开具证明,因工作需要去北京查阅资料的,我在北京参加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时,他来我会场找过我,希望我与北图打一声招呼。为此我向北图的馆长鲍正鹄打了招呼,我还去他在北京的家里相聚,大家都是复旦的人,相互也意气相投。至于张春桥在《文汇情况》上批示“不要影响外地与上海的关系”,是指《朝霞》月刊有一篇批评外地作品的评论,张春桥看了,特此关照,那个“找资料”不是指因法家著作注释工作的需要,这不涉及两地关系。

朱维铮搞章太炎研究,最初也是我下达的任务,也都是毛泽东提出这方面的研究任务,当时研究鲁迅,也避不开对章太炎的研究,而且章太炎的文字难懂,著作量大,要多一些人一起研究。朱维铮没有在《学习与批判》上发署名文章,他工作量大,因为他还兼一些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任务。当时罗思鼎小组的成员,从我开始,都没有个人署名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文章。1976年以后,罗思鼎小组不存在了,这个笔名不能再用。1989年以后,我只能用真名发表文章了,这一切都受环境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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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

《中国历史文选》是教育部统一布置编撰的文科教材,这本文科教材迄今看来还是很有价值的。周予同先生主编这一本教材,实际上当时复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集体参加了编撰工作,如果上文选课,是不可能每篇都讲的,因为量很大,搞文选的话历代的代表性作品,各种文体的作品都可以选,故它是学生阅读中国古代历史代表性经典作品入门的书。该书《编辑说明》的后面有这么一段话:“本书由周予同主编,参加编选的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丁长洪、朱维铮、汪槐龄、徐连达、唐玉田、黄世晔、赵人龙、邓廷爵、苏乾英,研究生王春瑜、李祖德。”陈守实先生当时是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主任,我是教研组的秘书,我们两人没有挂名。陈先生与我还是关心这件事的,因为这是国家任务,希望把这件事做好。朱维铮去当编撰组的秘书,也是我向周予同先生推荐,因为他工作认真负责一些。编这本书的工作,包括选题,选什么书,选哪个篇目,这都是周予同先生定的,然后是为每篇作注释,再之后是每本书的第一篇,要写一个题解,全书的功夫是在选题和注释上。每人写的注释和解题,是由朱维铮先作整理,抄写后,送周予同先生审改。朱维铮把周予同先生改定的稿子,也让我过一下目,我看过周予同先生在朱维铮抄的稿子上改得很多,也很认真。我过目时,只对题解中对书的评价稍作修改,我帮助修改的内容有的是陈守实先生课堂上讲过的,有的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我修改补充的量不大,而且最后都由周予同先生认可才保留,故此书最后审定权还在周予同老师那里。

朱永嘉:不能拿个人主义来束缚自己的思想境界-激流网朱维铮、姜义华共同编选的《章太炎选集·注释本》

朱维铮做学问的基础是在参加《中国历史文选》过程中奠定的,那时对个人著作权并不太看重,陈守实老师上课时经常有一些新的观念,对问题的分析常有独到之处,听课的学生也经常把老师的观点撰成论文,在报刊上发表,老师反而给予鼓励,并指出其不足之处。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批评梁启超的,陈守实老师给我打招呼,我就听了,故能客观地认识梁启超的作品。陈守实先生是梁启超在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师生之间还有那么一番情谊,是老师教育我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个在学术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一个分寸,学生撰述老师的思想和观念,为师者应该高兴,自己的学术观念有人传承了,这才是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发展都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前进的,在这一点上不存在抄袭的问题,不要用现在流行的观念来看待前人,知识是社会的财富,学术是公器,我们现在不能指摘司马迁的《史记》抄袭《左传》与《战国策》,也不能指摘班固的《汉书》抄袭司马迁的《史记》,因为他们都在前者基础上有所发展,增加了新的内容,在编撰的体例上也有新的创造,但也保存了前者的基础,思想文化就是如此代代相传,代代有所发展。知识产权是私有化和市场化的产物,它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要知道西方是拿这个在一定时期内垄断知识和技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一个人在思想境界上不能迷恋于这个东西,不能忘了中国历来的传统,还是应以社会的公共利益为重,不能拿个人主义来束缚自己的思想境界。

朱维铮是罗思鼎小组的成员之一,认真刻苦是他的长处,好胜心太强是他的弱点,这一点对他的健康有害。一个人的遭遇,有幸有不幸,“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朱维铮与姜义华二人都与我在一起共事过,他们都“祸兮”在前,也都曾因祸得福。而我则“福兮”在前,祸在后,这也是所谓命运罢!我对命运的态度是“宠辱不惊”,把握自己为人的宗旨。老子还讲过:“夫唯不争,故无尤。”我是一个不喜欢争的人,在同志之间、朋友之间,我从不无谓的争长短。尤,可作怨恨解,我没有什么个人的尤恨。在1976年之前,朱与姜之间没有什么争吵,因为没有什么属于个人的东西可争嘛。以后我管不了他们了,1989年刑释以后,也听到一些他们之间的争吵,我基本上是不闻不问,我的态度是和稀泥。我写作本文,没有任何褒贬的意思,只是为了有一些事实,后来的年轻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因而予以澄清,希望从此息事宁人,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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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不能拿个人主义来束缚自己的思想境界-激流网 (作者:朱永嘉。来源:活字文化。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