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于男工,工伤女工要面对来自父权、家庭、资本和社会的压力。流水线上不经意间的一次工伤正在改变她们的整个人生,她们失去了对未来的掌控。

“中国制造”隐痛:工伤阴影下的女工-激流网工伤女工们正在排练话剧《呐喊》。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摄

►佛山顺德,这座珠三角的工业小城,成千上万的女工正经受着工伤之痛。

在过去的三十年多年,她们如潮水般从各地农村涌向珠三角。她们年轻、细心,有着灵巧的手指;她们撑起了“中国制造”的半边天,让珠三角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

只是,在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她们付出了伤痕累累的代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珠三角地区大量制造业工厂关门倒闭,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向劳动力更为廉价的东南亚地区转移。

从此,中国制造步履维艰,中国经济进入了转型升级的轨道。而工伤女工们开始面临再就业、维权、家庭矛盾等诸多现实难题。

她们意识到,她们失去了对未来的掌控。当年,流水线上不经意间的一次工伤正在改变她们的整个人生。

“看到那个窗子,就想往外跳”

5月18日下午,顺德一家社工中心里,6名工伤女工正在进行话剧《呐喊》的排演。

第六幕,女主角阿秀的儿子带女朋友回家,女孩看到了阿秀残缺的右手,当面要求分手。丈夫埋怨她不该把右手露出来。

“这能怨我吗?我愿意伤成这样吗?”阿秀把手中扫地的扫帚猛摔在了地上。

郑琳是阿秀扮演者,坐在我面前,她把右手深埋进两腿缝隙中,她的右手受了工伤,断了4根,只剩下大拇指。

话剧中的每一幕都是女工亲身经历的情景再现。据该社工中心负责人王林合向剥洋葱介绍,除了排演话剧丰富工伤女工的精神生活外,他们还为工友开展安全培训,提供心理、法律咨询等服务。

20年前,郑琳跟着丈夫从四川内江来到佛山顺德。

起初,她在鞋厂发料7年,拿着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生下儿子后,她到了工资较高的染厂,开磨毛机,一天12个小时两班倒,她可以拿到2000块钱的工资。2010年起,她又接连换了袜子厂、开关厂、冲压厂。她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做胶桶盖密封圈。

郑琳说,作为妻子她要照顾丈夫和儿子。一次次辗转换地,她是想找一份既能让她扮演好妻子角色,又能减轻家里经济压力的工作。

2015年7月8日凌晨5点,天微亮,郑琳从梦中哭醒。她胸口憋闷,枕套已被打湿了大半。后来,她认为这场梦是个凶兆,暗示着运道从此偏离。

5个小时后,郑琳像以往一样操作着分条机,密密麻麻的刀片飞快运作着,与往常不同的是,她感觉在将海绵条压入机器时十分费力。

郑琳不知道事情如何发生,一瞬间,右手除大拇指外的四根手指全部压入分条机内,她想用左手关掉机器右侧的开环,却摸不到。分条机内的刀片被右手牢牢卡住,机器停止了运转,4根手指没了。

郑琳出事的工厂,是堂妹介绍的。每天下午5点半下班,计时不计件,一个月2200元的底薪,200元的生活费,晚上或周末每加班一个钟头,她可以拿到10.5元。月底,郑琳能拿到3224.6元的薪水。

郑琳一家住在镇上的廉租房里,当地人称为“伸手楼”。两楼之间距离极近,通过窗子,两边伸手即可相握。纵使狭仄闷热,但每月165元的房租让她心安。房子里时常有老鼠出没,为此,郑琳养了一只猫。

这次受伤,她住院52天、3次手术、取出了17根钢针。郑琳躺在病床上,医院6楼手显微外科病房的窗户外装着护栏,“我看到那个窗子,就想往外跳,一点儿都不想活了。”

“轻生厌世是工伤病人,特别是截肢病人中常见的心理状态,”顺德和平外科医院手显微外科一位医生对剥洋葱说,他们作为顺德区专业治疗手创伤的医院,也没有配备心理医师。

“四根手指,要个30万算了吧”

郑琳想维权,可她像大部分女工一样,没有与工厂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条是老板娘用圆珠笔写的。

通过正规的工伤赔偿程序很难。“我们等不起这场持久战。”郑琳对剥洋葱说,“这个过程太耗人了,递交材料审核要很长时间,有了结果老板不服反诉,又要再等。很多人等不起,就草草了了。”另外,她的小儿子即将回老家读书。

因此她选择和老板私了。

而来自四川邓燕和广东本地的黎日连则选择走司法程序。

邓燕一直做冲压工,还自学考取了职业资格证书。虽然女工做冲压很累,但薪水优于其他工种。

2014年5月,邓燕左臂被油压机压住,骨头碎裂,左上臂以下全部被截肢。没了肘关节,她装上了假肢。每每多雨时节,左臂发麻、断处隐痛的感觉一直缠绕着她。

刚从手术室中被推出,邓燕就开始想着做工伤认定。2014年9月,她被佛山顺德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三级伤残。

不过工厂并不认可这个鉴定结果,一纸诉状将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做出的三级工伤认定判决。

另外,在起诉状中,公司认为邓燕所受的伤害是她的自残行为。

邓燕出庭时泣不成声,“他们怎么能为了不赔钱,说我是自残?”

“很多工人都没和工厂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条是老板随意写的。光是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这两块,就非常麻烦。”王林合介绍,当地企业里的一些老板,经验丰富,可以游刃有余地应对工伤事故。

“没有办法,招工时你要求签合同、办保险,老板不招你就是了。为得一份工,工人们不会追究这么多。”王林合说。

工厂、医院、劳动局,很多工伤女工只能不停地在三地兜转。

终于2015年12月,邓燕出事一年零7个月后,法院强制执行,帮她拿到了赔偿款。

黎日连则没那么幸运。6月6日,她的工伤案子将要开庭。电器厂不服仲裁结果,提起上诉。

“赔偿的钱没那么好拿,你要是不私了走劳动仲裁,基本上最后都得闹到法院,搞不好还有个二审。”这一个月,黎日连找律师、社工组织四处咨询。在她看来,这将是场持久硬战。

为了避免在和老板私了过程引起麻烦,郑琳放弃了阿秀这个角色。“我怕话剧演出以后,搞得不好说话了。”郑琳说,她心里其实还挺想演的,因为阿秀就是她自己。

“四根手指,要个30万算了吧。”郑琳对剥洋葱说。

“中国制造”隐痛:工伤阴影下的女工-激流网黎日连翻看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摄

无声的伤痛

佛山地区外来女工多来自广西、四川、江西、湖南等地,她们携家带口,以家庭为单位打工谋生。

在聚集着电器、五金、陶瓷、家具、纺织等行业的佛山,“开机器”成为最常见的岗位,一些工厂甚至特别注明开机器要女工。“因为女工手脚麻利,服从管理,而且没有埋怨。”王林合说。

事实上,只差6天,黎日连就要辞掉电器厂的冲压工作了。高强度、连着加班11个小时,她吃不消。

不过,她还是被冲压床压伤,失去了右手食指、中指,左手食指及中指前端。

伤口愈合后,她收起了婚戒,不再戴到手上。

她的性情也发生了变化。

“之前我很喜欢拍照,出事之后就尽量不拍了,丑。”她拿着两本旧相册,反复翻着看,里面有年轻时的照片。

现在她喜欢穿鲜艳的衣服。她说,倒霉过,穿有颜色的,旺一下自己。

连续一年她每天为工伤赔偿的事情烦心,她经常忍不住在家发脾气,想摔东西。

家里的氛围悄然改变着,连续十多天,除了吃饭,丈夫很少和她交流。“一天话都说不了两句。”她常把自己关在屋里,一个人不出声地流泪。

邓燕对剥洋葱说,这样的事情看多了,她的一个老乡受工伤后,丈夫经常10多天不回家,工伤赔偿的钱也归丈夫支配。

王林合解释,工伤女工,会更加依附于丈夫与家庭,因其失去了自食其力的能力,在家庭中的位置普遍低于受伤前。

受伤后,郑琳13岁的小儿子不再和她一个杯子喝水,也不再吃她碗里的菜。

郑琳觉得很委屈,但更多的是歉疚。

她的大儿子已经25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4月份,大儿子将交往了半年多的女朋友带回了家。郑琳早早从市场里买回了菜,特意做了红烧排骨。

吃饭时,郑琳摘了袖套,左手拿筷子,只有一根大拇指的右手扶着碗沿。

“阿姨,你的手怎么了?”女孩问。

“被机器搞到了。”郑琳回答。

女孩吃过饭后匆匆离开,郑琳硬塞给了女孩600元。她希望婚事能成,但女孩离开后却渐渐与儿子断了联系。

手伤愈合后,郑琳想要去找一份工补贴家用。她去了一家快递公司,起初她把受伤的手藏在口袋里。快递公司的人开始很热情,说45岁的人也招,但当她把右手拿出时,招工的人沉默了,拒绝了她。

上下班高峰期,郑琳经常一个人爬到楼顶,“看着别人匆匆忙忙上下班,又羡慕又嫉妒。”她望着街对面新开的超市,陷入沉思。开个小超市,是她一直的梦想。

“中国制造”隐痛:工伤阴影下的女工-激流网郑琳望着街对面的超市陷入沉思。开个小超市,是她一直的梦想。新京报记者王佳慧 摄

告别不了的过去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珠三角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中中国经济腾飞的起点,在“三来一补”的贸易形式刺激下,很快成为“世界工厂”。

以郑琳、邓燕为代表的产业工人,涌向这里,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她们背井离乡二三十年,打工的城市成了熟悉的家。

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珠三角地区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优势,大量工厂倒闭、外迁。

佛山一名服装企业的老板向媒体抱怨,公司如今的运营要远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吃力,“国内70%服装加工厂以外销为主,今年受到的最大冲击是来自于东南亚国家的竞争。”

广东省长朱小丹也承认,现在广东制造业的发展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一是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的行动,二是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低成本竞争,这是“两方面的挤压”。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的《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的制造成本已经与美国相差无几。

只是,伴随中国经济的腾飞,郑琳她们很多成为工伤女工,失去了自食其力的能力,她们不知道,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在曾经打拼过的城市里生存。

“回农村不像城市里设施多,养猪下地的活儿更难做。”邓燕看着自己断掉的整只手,甚至有些羡慕只少了几根指头的工友。

乡村是联系更加紧密的熟人社会,这让郑琳喘不过气。春节时,她去给家族里年迈的老人做寿。老人对郑琳说,“你现在就成了一个残疾人了啊。”

做寿热闹,几个生产队凑了整整60桌吃饭,郑琳躲在屋内,没有出去。她害怕了熟人之间反复的关切问询。

每到人多的地方,郑琳总觉得别人的目光在注视她。只有在社工组织里,周边都是受了伤的工友,她才会觉得人是平等的。

剥洋葱注意到,这些年,顺德和平外科医院,先后更名三次,从“手外科”到“创伤外科”,再到如今的“外科”。

有报道说,这家医院的一位医生在10年间做了4000多例断指再植手术,引起很多国外同行惊叹。

不过如今,手外科已经逐渐退场,夜色中手外科熙熙攘攘的场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佛山南海区人社局2014年数据显示,南海区的年工伤人数在2009年达到高峰,而后以约10%的比率逐年下降,2014年的工伤人数只占2009年的63%。

种种迹象表明,以佛山为代表的珠三角经济带正在逐渐告别工伤,而那些工伤女工何时才能与过去告别,她们不得而知。

(文中郑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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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隐痛:工伤阴影下的女工-激流网作者:王佳慧。来源:剥洋葱people。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