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残忍的奴隶工厂里,被骗来的年轻人们,是最重要的生产原料。

2009年冬天,我25岁,刚从东莞打了几年工回家。家里农活忙完后,我带上简单的行李来到了离家100多公里的省城找工作。在劳动市场碰上的大多是要交押金的中介,转了一下午也没什么结果。很快,我迎来了身在异乡的第一个黑夜。

随着人群到一条熙熙攘攘的小吃街,我到摊前要了一份炒饭加一份炸洋芋,边吃边想着接下来的打算。这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转头一看,一个中年男人满脸堆笑地看着我,“小兄弟,找工作不?”

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那有什么工作,不会又要介绍费吧!”

中年男人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哪能呢?我不是介绍所里的人。前阵子一个朋友跟我抱怨他的砖厂工资很高但总招不到人,年轻人到那里半天班没上完就跑了。只要你能吃苦,工资绝对不在话下。”

我试探着问他:“砖厂工人大概多少钱一个月?”

他笑笑说:“四千多,你要是做事肯出力,还会多给几百块。兄弟,砖厂活很苦,他不会亏待工人的,不然哪能留住工人呢?”说完,他用诚恳的眼神看着我,“兄弟,怎么样?你要愿意做我给他打电话,让他顺便捎你上去。出门在外,能省就省呀!”

听到这里,我被他打动了。

他朋友是是个消瘦、挺拔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灰色西服,三角眼,高挺的鼻子下留着两撇八字胡。一下车,他微笑着问我们:“吃饭了没?”接着跟我说:“兄弟,晚上天凉了,你先坐车上去吧!上面暖和。”我依他的话先坐上了车。他们俩走到一边聊天,看见八字胡从口袋里掏了两张大钞塞给中年男人,我心里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但转念一想:这离我家也没多远,省城里还有不少亲戚朋友,大不了,我就再回来。

八字胡让我叫他朱包头,他说自己以前是体育老师,因为朋友贩毒被牵连,做不成老师,所以干起工程来了。

车子转进一条弯曲泥泞的小路,我知道就快到了,很多砖厂都建在大山脚下、荒无人烟的地方。在昏暗的灯光下,车子停在了一排低矮的瓦房前。朱包头指着一间房对我说:“今晚你就在这间房里睡。其它房间都没有电视,这间是最好的一间。”

一进房间,一阵浓郁的烟酒味扑面而来,房间里大约十多个人一起转过头来打量我,其中还有两三个女人。靠近墙边有两张木床,电视柜侧边墙角也有一张,另一边墙角则堆了一堆沾满灰尘的衣服和鞋子,散发着浓浓的酸臭味。

25岁那年,我被骗进了黑砖窑-激流网剧照|暴裂无声

朱包头对他旁边的一个瘦高老头说:“老俞,这个兄弟刚来的,就交给你带着吧!”瘦高老头点着头连声应着,“好,好。”

这十多个人里,除了看上去50多岁的老俞,其它都20岁上下,还有一个看上去一脸稚气的小孩。他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聊天,满脸尘埃,头发蓬松,有一股不好招惹、一点就着的野蛮气息。也有几个不合群的,四散地坐在周围,眉头紧锁,偶尔抬头看看窗外。

看过电视,大家一哄而散,整间屋子里只剩下我、另外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和老俞。老俞站起身打了个呵欠,笑着对我说:“走吧,我带你去洗澡房。”路上,他知无不言,我于是知道朱包头所谓的体育老师的身份是假的,他不过是一个街痞。当老俞正略带煽情地讲着年底要回家去给他70多岁的老娘买身新衣服时,我问:“你成家了没?”

他咧咧嘴,“成什么家呀!以前有一个,后来跑了。”

“怎么要跑呢?”

“那时打牌输了点钱,我回去问她拿钱她不给,被我打了。”夜色中,老俞浑浊的眼睛里,透着一股狠辣和冷漠。

我感觉不妙,在洗澡房我下定决心:这个地方不宜久留,要尽快找机会出去。洗完澡,宿舍里另一个小伙还没睡,我问他:“还没休息吗?”

“没有,睡下去也睡不着,”他朝我看了一眼,又瞟向老俞,感觉有些欲言又止。他只告诉我他叫梁先,来自贵州。

天刚蒙蒙亮,有人喊了声起床,我睡眼惺忪地坐起来。老俞站在我床边抽着烟,梁先从床上跳下来穿鞋子。

匆匆洗漱完毕,老俞已经端了一大碗面条回来,对我说:"快去吃早餐,迟了就没有了。”食堂里,还没有打面的人围着灶台上一口黑乎乎的大锅。人们都静静扒着碗里的,面色冷漠。有两个女孩子围坐在旁边,一边下着面一边往外面喊:“还有没有人?”她们正是昨晚上挤在我房间看电视的那两个。

食堂低矮又窄,四周墙上黑漆漆的,灶台下面剩余的几个碗都布满了灰尘。我冲洗完餐具后,发现已经没有面了。我问旁边的女孩:“我还没吃,可以给我下一点面吗?”

矮矮胖胖的女孩冷冷地撇了我一眼,“你谁啊,想下自己去下,我又不是服务员!”

我只好自己拿过一把面条放进锅里。不一会儿,一个小伙进来,胖女孩哼了一声,“你才来!刚刚有人把我当服务员使唤!”胖女孩用手指着我,小伙一脸打抱不平,几步向前想抓我的领子,我反手拗住他的胳膊,不料周围几个差不多年龄的一伙小伙围上来把我扑倒,疯狂地拿脚踢我。直到老俞过来大声呵斥,他们才散开。老俞使劲瞪了瞪那个胖女孩,“这个兄弟是跟着我做事的,谁敢找他的茬,别怪我老俞对不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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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平息后,我还是捞了一碗面条,但只吃了一口就放下了,那面条除了盐和汤里漂着星星点点的油花外,其它什么都没有。

回到宿舍,老俞朝我笑笑,递给我一副手套,“在这儿,打架是常事!上工吧!”

整个场子分了十几个小场,每个小场又有十几条长长的砖道,正对着烧砖的窑洞。

老俞带着我们走进窑洞。里面热浪滚滚,越往里走越热。还没开始干活,就流了一身汗。老俞用手指着梁先道:“小贵州,你先上去拆砖。”又指了指缩在他身后的大黑牙小伙说:“小四川,你也上。”随后对我说:“我们就在下面给他们接砖。”

“这里面灰尘太大了,怎么不戴口罩呢?”我忍不住问。

老俞说:“哪里有口罩,我干了这么久也没戴过口罩,再说,戴口罩不是更热吗?”

烧透的红砖炙热无比,尽管戴着双层手套依然把手烙得生疼。拆砖速度要快,接砖速度也要快,还要注意防止头顶松动的砖墙不倒塌。装满一车往外推,砖缝里的窑灰簌簌地往下落,掉到眼睛里,一阵火烧火燎的痛。我们互相轮换着拆砖和上车,衣服湿了又干,老俞不时地催促着“小四川,别给老子磨磨蹭蹭”、“贵州,干那么慢你等着去吃屎吧!”、“乱富源,你他妈上个厕所上了半个小时”。在这里,人们的称呼就是他出生的地方。

听工友们说,老俞过去曾坐过几年牢,出来后混迹在火车站附近,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就是那时,他和街痞朱包头结识了,两人开始合伙。砖厂的大老板是当地最有钱的人,也是小镇上赫赫有名的“土皇帝”,他把又苦又脏的砖厂活承包给了朱包头,自己很少出现。

接近中午,我饿得快不行了。老俞说:“在这里吃饭没准的,有时候客人急着用砖,所以早餐一定要多吃点!”

这时候,一个手臂上缠着厚厚的绷带的人走了进来,这是看场子的工友老黑。除了死鱼般的眼珠外,老黑人如其名全身都是黑的,年龄三十上下,对着老俞谄媚地寒暄。

“你的手是怎么回事?”我忍不住好奇,问他。

“好好干你的活吧!”他态度一转,冷冷地回道。

我转身,偷偷问老俞:“这个人是哪里的,怎么会这样?”老俞笑了一下说:“红河的黑鬼。前几天被砖砸了,手臂断了。老板送医院给接好了,现在让他上夜班看场子呢。”说着阴笑一声,“昨天好像去找老板要赔偿没要着。干活不带眼睛,砸死活该,还想要赔偿。”

去食堂的路上我再次碰到老黑,他用没缠绷带的那只手抬着满满一碗饭,上面盖着没多少油水的青菜秆。人人都拿着装汤的大瓷碗狼吞虎咽,仿佛这样的饭菜已是人间美食。

下午,我们依旧跟早上做着一样的活。装车任务结束时,天完全黑了,晚上的饭菜依旧没有丝毫变化。我觉得自己浑身的骨头都散架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我想上厕所,爬起来,却发现门被上了锁。我把梁先摇醒了,问他钥匙在哪里,他小声地回道:“我也没有。”说罢,指着对面正鼾声如雷的老俞,“问他。”

我轻声问他:“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干活的呢?”

他指了指床,示意我坐下,然后凑近我的耳朵,“被骗过来的,这里很多人都是被骗过来的。一来,就有人来跟你借手机玩、听歌,把话费用完了,又没地方充钱。如果你有钱,会让你买烟买酒。你就完全没办法联系外面了。”

听完大体经过,原来他只比我早来了两天。

他问我:“走不走?”我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不能急,再观察几天看看。”他苦笑,头歪到枕头上睡了。

我过去把老俞叫醒,“我要上厕所!你怎么回事,晚上睡个觉还要锁门吗?”

他打了个呵欠,“兄弟,我这不是怕你们刚来,身上有点值钱的东西会被别人惦记吗?”

我无法反驳,只好拿了钥匙出去。四周荒山野岭,三面环山,只有一条路通向公路,山下就是大老板住的村子。而山林寂深、荒无人烟,在这样一个地方,没水没食物,人力赶不上车力,要在山上真出了什么事,根本不会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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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时,老俞依旧叫我把门锁上。我怎么也睡不着了,眼睁睁地等到了第二天清晨。

这一天依然在窑洞拆砖。老俞不在时,我和梁先、小四川聊了起来,得知来了两个月的小四川也是被骗过来的,还没拿过一分工钱。劳累在我们的互相倾诉中消解了些,但老俞一进来,气氛立刻变得凝重。

中午吃饭时,一个被工头以“服务员”名义雇来的娇弱女孩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她被一群年轻人围着,每个人都想趁着打菜的空当跟她多搭几句话,但她不为所动,眉头含着一种逆来顺受却不耐烦的神情。

我们每天做的砖,都由这些女孩清点记数。她们的活相对轻松,除了点数,做饭以外,还偶尔帮忙拾砖。这些年纪轻轻的乡下女孩,是这个厂里为数不多的快乐的人,我常看见她们和男孩们聊天时放声大笑。

除了新来的女孩,剩下的都有男朋友,全是老俞老夏手下几个最贴心的兄弟。如果有别的人想打这些女孩的主意,少不了又是一次拳脚伺候。

他们相对年轻,也颇有势力,她们也学会了这些男孩的嚣张跋扈。不少聪明的小伙每回去山里刨些大红地瓜、雪莲果时,都会拿回来先孝敬她们,这样吃饭时她们就会多打些份量。关系更好的,还能得到她们珍藏的辣椒酱和卤豆腐等下饭小菜。

那天晚上睡下不久,窗外风雨交加,老俞一听到下雨,赶忙催促我们穿衣服起来。所有生坯场上的砖都没有盖,雨水一下,都被淋湿了。大伙急忙进到场里,扯膜盖砖,找东西压着。等砖全部盖好,天都快亮了。大伙也都被雨淋湿,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有人提议进窑洞里烤火,把衣服烤干了就上班,大伙就都走进了窑洞里。窑洞里的火苗在砖缝里呼呼地燃着,大伙靠着砖墙边坐着,身体暖和起来。

大伙谈着话,眼光四处扫着,忽然有人冒出一句“怎么梁先没在”。大伙纷纷向周围看去,“这小崽子可能跑了,大伙快跟着我去找。”老俞一声尖叫,所有人纷纷冲出窑洞。我急忙回宿舍,看见床上所有东西都没动过。

荒郊野岭的,他一个外地人,能跑去哪儿?直到中午吃饭,梁先还是没被找到,我松了一口气。但下午刚上班,我远远看到朱包头的车回来了。车上下来了三个人,有梁先,还有一只手打着绷带的老黑。我想,这下完了。

老俞一看到车子回来,就往前走去,我跟过去,老俞转头朝我吼道:“你跟来干嘛!快做事吧!”他们一伙,包括老俞手下几个“打手”,带着梁先朝山坡上走去。

这天上班我再也提不起一点精神,浑浑噩噩一直撑到下班。一下班便急匆匆回到宿舍,梁先正头朝着墙角躺着,我叫了几声,他撑着身子转身坐起来。他的鼻子用纸塞着,脸颊红肿,头发上还残留着血迹,我差一点落泪。但我强撑着,“我去给你打饭,你好好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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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打,我不想吃。”

我俩安静地对坐着,谁都没去吃饭。

第二天,他就跟我们一起上班了。

距离春节只剩一个礼拜。在这与世隔绝的山里住了这么久,大家都想回家。但包头不可能让大家都回家,过完年开工时,他不可能召集起这么多人手。为此,包头不仅变得和蔼可亲,伙食上也有了一些肉,而且,他握着最后一招,那就是工人们的血汗钱。

我从来没见过有谁从他手上拿过一分钱。工人们平时需要的东西,都由他从当地批发市场买回来,包括烟、酒和生活用品。大伙拿了什么东西,他就让大家记帐。

春节前的最后一个班,距大年三十只有三天。砖场上的人打扫着卫生,我们在出着年前的最后一窑砖,周围异常冷清。窑洞里有十来个人在拆砖、送砖,外面有两人在堆砖。

当大家正吃着工友从农户处偷来的地瓜时,忽然听到窑洞里有人大叫:“要倒,要倒!”话音刚落,只听哗啦一声,里面乱成一团。我冲到洞里,四处弥漫着窑灰,朦胧中,有人朝我俩喊:“快,救人!”

我们跑到面前,才发现梁先和两个小孩正抱着一个人往洞口拖。被拖的人头上、脸上尽是血,一只手臂拖在地上,脸上表情扭曲,呼呼地吐着粗气,是小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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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砖场的人全围过来了,有人抱来两拢草,把小四川扶了靠在上面。朱包头开着车过来,大伙把小四川托上了车。朱包头的手下老夏进窑洞转了一圈,出来就骂:“这是谁带着把底角码成空心的?”话音一落,大伙的眼光不约而同的瞟向一个年轻小伙。

小伙鼓着腮帮、瞪大了双眼,脸色阴沉,“关老子鸟事啊!你们都看老子干嘛?”

这是工友里面的“小领导”,小黄。小黄长得孙红雷有些像,20岁左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论做事,他最受赏识;论打架,他是一把好手;论资历,他来得很早。朱包头评价他“聪明、狡诈、又胆大妄为,可惜都没用对地方”,平时就连老俞都不敢寻他晦气。

有一次,他跟本地的拉砖司机发生口角,拿砖头就上去把人给打趴了。平时,他还会命令工友去山上偷地瓜,如果拒绝,就把人一顿好打。

码空心砖,可以大大节约时间,但由于基座不稳,砖窑极易倒塌。对出窑的人来说相当危险。辛辛苦苦的劳动,最后却只剩下一地碎砖和受伤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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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大家吃饭时,一辆豪华大奔开了进来。是大老板来了,他阴沉着脸,径直往包头房间走去。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大老板的咆哮声一直从包头的房间里传出来。但从头到尾,他只反复追问倒塌频繁的原因,提都没提被砸伤的人。最后,他摞下一句狠话:“你把这里的尾巴清了,明年,你带着你的人去别处吧!”

下午大伙七手八脚地,不到一个小时就把窑洞里的砖拉出去码好了。

包头把大伙召集到电视房开了个小会,承诺伙食会越来越好,工资保证一月一发,劝大家不要走。他挨个问大家是留还是走,结果毫无意外,大部分都要离开,少部分说回家过完年又上来。最后,包头脸上挂不住了,慢慢变得狰狞起来,他撂下一句:“要走也可以,但大老板还没把钱算给我,你们现在走,一分钱都拿不到!”

那个晚上异常安静,大伙都坐着,躺着,沉默着。没人聊天,没人喝酒打牌,甚至也没人看电视。

第二天快接近中午,包头还没回来。大家沉不住气了,有人说:“走,大家一起去找劳动局告他。”又很快被他的手下劝住了,毕竟,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告,告了有没有用,大老板的势力似乎很大,而我们只是想拿回工钱。

这时,梁先凑到我耳边问我要电话号码。我愕然,想了想,把家里的座机号码告诉了他。他看了我一眼,说着“走”,转身就往外走了。我跟上他问:“就这样走了,你不觉得很可惜?”

“没什么可惜的,就当是喂饱了一头狼。快走吧!你也拿不到工资的。”说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

半小时后,包头回来了,他脸色阴冷的走到大伙前方,往人群扫了一圈,冷漠地说:“没有做满一个月的要走赶快走,你们都是我出了介绍费带上来的,加上我拉你们上来的油钱和你们平时拿掉的东西,扣光了都还不够。一个多月的也一样,扣光了最多还有点车费钱。要留的我绝对欢迎,再给你们点时间考虑。”

我有点后悔没有听梁先的话,罢了,赶紧走吧。

不知走了多久,我到了一个镇上,我急急地找到了乡镇派出所,一个小民警正悠闲地坐在办公室看报纸。我嗫嚅着向他说了一下事情经过,最后说:“请你们去救救他们。”

他却说:“你应该到前面的镇上去报警,那里不属于我们镇上管。”我眼含泪水地走了出来,我不知道那个镇子在哪里,就算知道,这么一大段距离也走不了,“唉……兄弟们只有自求多福了。”

我的卡里还有一点余钱,可以买票回家。我取出一张百元钞票攥在手里面,捏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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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那年,我被骗进了黑砖窑-激流网(作者:朱乾华。来源:真实故事计划。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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