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写了一个题目：《我所了解的高狄》，但想了想，有点托大，还是改为现在的题目比较好。
高狄属于曾经位高权重的人，我一介百姓，当然不认识他。但是，我的确很关注他；关注他，当然就想了解他，所以，说“了解”也说得过去。
最先知道高狄这个名字，是1990年6月学校发下来的两本书。一本是《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这是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文件，虽然注明是“试用本 发到县团级”，但是，至少在北京市的高校中，达不到“县团级”的一般普通教职员工也都得到了一本。
另一本是《社会主义若干问题教育辅导材料》一书，是根据前一本书的精神编写的辅导材料。这本书的署名是：“作序：高狄；主编：邢贲思、程连昌；副主编：徐颂陶、虞云耀、蔡德明、成银生”。
在这一连串的名字中，我特别关注高狄，不仅是因为这本书违反常态，把作序者列在封面比主编者还明显的位置，而且因为高狄的序言的题目就让人反感：《高举社会主义这面永不褪色的红旗》，都什么年代了，还喊这类口号性的东西。
高狄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序言中让人反感的话更多。比如，序言中说：“思想文化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去占领。我们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文化、教育、新闻、理论这个阵地，使它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这是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也是文革的话语体系。当时，各个机构包括我所在的学校都在清查阶段，压力山大，对这样的话也就格外反感。
问见多识广的孙长江老师，才知道，高狄是上任不久的《人民日报》社长。
那时，处于清查过程中的那时，我们对在这个关口到重要岗位上任的人，大都没有啥好感。关注高狄，也是没有好感的一种方式。
后来，看报纸，看到有“高狄”署名的文章就看，他是《人民日报》社长，《人民日报》当然是他的阵地。印象中，他与前几任社长不同，前几任社长很少在自己的报纸发表署名文章，而他则应该是多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但我的笔记本只是记了他的三篇文章：《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1990年12月17日）、《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91年4月19日）、《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1992年6月22日）。
前两篇文章是说教，宣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推动“反和平演变”，追问“姓资姓社”。后一篇则风格大转，不再追问“姓资姓社”的问题，开始拥护党的基本路线。这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表态文章了。
后来，我在作有关思想意识形态的采访时，也常常会问到高狄的作为。我先后采访的人有卢之超、胡绩伟、朱厚泽等人，都在我的发问下谈到高狄当年的作为，我也查阅了一些材料。现在综合如下。
高狄是1985年5月9日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的，这时是乔石担任中组部部长。1988年5月，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1989年6月19日到1992年11任《人民日报》社长，这时是宋平兼任中组部部长。
1985年，中央在物色中宣部部长人选时，在中央党校工作的高狄，也曾经是被考虑的对象。不过，他没有被通过。后来高狄对别人说：“京官难挑，不是左就是右，所以找了一个贵州的黑马，就是朱厚泽。”
1989年6月5日前一天播出的《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高狄是参与者之一。也许那时高层就已经决定他到《人民日报》上任的事了。
对那时的情况，思想意识形态界有一个形象的说法：邓力群领头，下面有“二之（王忍之、贺敬之）一狄（高狄）”。“二之”如同螃蟹的两只大钳掐住思想文化界，“一狄”则居中坐阵—《人民日报》这块阵地。
6月19日，高狄上任后，首先抓《人民日报》的清查工作。《人民日报》的老人还记得高狄的一句话：“不留隐患”。话很文雅，但透着杀气。
此后，中央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和平演变”，《人民日报》紧跟照办，高狄数次发表署名文章站台。
1991年3月，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署名的系列文章，传达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谈话。高狄主持的《人民日报》针锋相对，连续发表文章，挑起“姓资姓社”的争论。
高狄并亲自到上海探听底细。他的作为，被新闻界说成是“微服私访”。一般说来，部长级官员到省市出差，应当和当地官方打招乎，由官方接待，高狄到上海没有和上海市委打招乎，就自己找个宾馆住下了，所以有“微服私访”的传言。
想来，那时高狄并不在意各种传言，他是坚决要在“姓资姓社”上问个明白的。这就有了那个著名的“九二事件”，
1991年９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高狄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按照常规，新华社头天晚上就把这篇社论全文发出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当晚广播了。江泽民发现后，指示要把“姓资姓社”这两句话删去。这样，新华社不得不把删过的稿子重发一次。同一篇稿子新华社发两次，实属罕见。更令人难堪的是，香港和国外的报纸登的是第一稿，国内的报纸登的是第二稿。因此，国外舆论大做文章，说中共中央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9月28日，《人民日报》出版的《内部情况》，刊登了一篇“中直机关几名共产党员”的来信。来信中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糊涂，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戈叶之流是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
高狄为这封信写了一个“编者按”，说：“在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的今天，这封信提出了反和平演变，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日报怎样正确引导舆论等重大问题。”他还引用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号召读者“应该以这几名共产党员为勉，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当然也表示了他“贡献自己的一切”的决心。
1992年2月下旬，邓小平“南方谈话”传回北京后，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问高狄：“《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为什么没有反应？”高狄则反问：“小平同志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党员，我们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口径报导。”顶李瑞环一个满怀。
直到6月22日，高狄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表态的文章。不过，5个多月后，他就离开了《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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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庆全。来源：八十年代。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