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电影《最后的棒棒》最近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了,这是一部由13集纪录片改编的电影,作为一部退伍军官导演和婚庆公司摄像执机的低成本纪录片,它在豆瓣上获得了8000多人打出的9.7分高分。电影版本压缩了一些情节,增加一些新近后续,跟纪录片的观影感受不太一样,但无论最后评分如何,这个山城重庆最特殊的行业,还有记录故事的人,他们都值得被铭记。

豆瓣9.7,他用一部低成本纪录片见证了一个棒棒群体的最后消失-激流网重庆市区外四公里处,棒棒依然和以往一样聚在超市门口守活儿,但需要他们的雇主已经不多了。(黄宇 摄 )

时代的惯性

何苦40岁的时候决定去当一名棒棒,那是2014年。当时他还是一名团级军官,决定退伍,自主择业。在解放碑,他看到一名老年棒棒,挑着很少的东西,在人群里走,步履缓慢,汗流浃背,他跟着那个棒棒走了很长一段路,感到困惑而吃惊。在他心里,山城棒棒军都是肌肉饱满的,健壮的,有力量的,他心想,“他们怎么这样老了,佝偻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何苦在解放碑一带棒棒聚集的地方去观察,发现棒棒少了,且老了。他跟身边的人讨论,重庆还有棒棒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棒棒?好像没有了吧?”这是个不经意的散漫回答,让何苦得到的结论是,棒棒作为一个行业正在消失,现在依然守在街边的棒棒,不过是一个时代终结的最后惯性。

重庆人喊棒棒,尾音总是带着昂扬上翘的儿化音,有一种力量爆发的筋道和锐利,就像这个职业本身呈现的品性一样。很难去考证棒棒这个名词的来源,但在街头寻找一名棒棒是容易的,一根扛在肩上的圆木棒或竹棒,加上一团挽着的粗重尼龙绳,就是棒棒们的吃饭家伙和标志了。

重庆地形特殊,光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包围而成的渝中半岛区域内,海拔落差就达到250米,汇集了湾凼、沟谷、坪坝、岩坎、坡、堡岭等各种类型的地形地貌。在这些复杂的地形里,从提菜到搬家,从挑、扛、抬、拽,到铲、挖、撬、砸,只要付钱,棒棒们几乎无所不能。一个普遍的说法是,这个山城重庆最具名片效应的劳动力工种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数量一度达到三四十万,那时候的重庆市民“上街不知怎么逛,随时随地找棒棒”。

除了力气,当棒棒没有任何门槛,但何苦入行,还是拜了个师傅,他的真正目的是想拍一部跟棒棒有关的纪录片。他本来想跟普通的纪录片导演一样,找个主人公随拍,却发现棒棒流动性强,又警戒,亲自当棒棒,并记录下这段时光反而是最好的办法。揣着1300元进入这个行业后,何苦在一年的时间里见证了这个行业的悠长尾声。

豆瓣9.7,他用一部低成本纪录片见证了一个棒棒群体的最后消失-激流网身患腿疾的老杭(图 |《最后的棒棒》纪录片剧照)

何苦拜的师傅人称老黄,重庆江津人,住在离解放碑100多米远的自力巷53号。老黄1992年就加入了山城“棒棒”大军,何苦拜他为师的时候,他已经65岁了,走路时总是双手插在裤兜,佝偻的后背和后昂的脖子极不协调。老黄说,他保持这样别扭的走路姿势,是想告诉别人,他还不老,还挑得动。但事实上,在2014年,老黄能够干活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在1000元左右,连达到当年重庆最低工资标准的1250元都困难。

这当然不是老黄在解放碑20多年生活的全部写照。重庆的棒棒分“家棒棒”和“野棒棒”,“家棒棒”指的是那些资历长、信誉度高,有固定雇主的,他们甚至可以帮一些商家店主代收货款。没有固定雇主的棒棒就是“野棒棒”了,只能流窜作业,接些零活,随便进入别人的领地,轻则遭白眼,重则挨揍。老黄所在的五一路以前有大大小小十几家电器和五金建材商店,家家店都是他的老主顾,以前一直都是一名不愁生计的“家棒棒”。因为业务多忙不过来,老黄还一度找到自己的一位朋友老杭前来分享业务。

但何苦没有见证那样的好时光,跟着老黄,何苦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活儿是给一个麻将馆搬家,那一次他确切地知道了,背着一台自动麻将机上5层楼,足以让人使劲的部位从肩膀、双腿最终转变到牙齿,那个活儿干了大半天,何苦和老黄一共领到工钱150元。

在何苦真正成为一名棒棒后,老黄告诉他,力气不是养出来的,是榨出来的。他还举了个例子,比如某一天他带着何苦做的一单挑腻子粉的业务,腻子粉共230斤,从解放碑的五一路送到洪崖洞,如果雇主请2个棒棒,需要20元,雇主会觉得不值,只请一个人棒棒付10元,又请不到人。最终,雇主的折中方案是花15块雇一个棒棒。对棒棒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合适的业务,但老黄喜欢这个方案,因为一单业务下来,他可以多挣5元。

也不是没有轻松的活儿,在做棒棒的第二个月,何苦接过一个业务,是帮一个白领女孩搬一张折叠桌子回家,共走了三条街,上五层楼,工钱10元。轻松得何苦感慨万分。实际上,在重庆还没有电梯的年代,曾经的棒棒们也经常接到类似业务。

豆瓣9.7,他用一部低成本纪录片见证了一个棒棒群体的最后消失-激流网何苦跟黄师傅在解放碑揽活(图 |《最后的棒棒》纪录片剧照)

在进入棒棒行业的第一个月里,何苦从老黄哪里分到了517元,随后自立门户的5个月里,除了2015年4月在一个工地上挖沟挣了3300元,其余每个月都在1500元左右徘徊。

他赶上的正是老黄最坏的最后时光,因为2013年下半年,五一路自力巷一侧就开始拆迁了,拆迁后的五一路将成为金融一条街,老黄的雇主们一家家关门离开,老黄是从那以后一步步沦为几乎没有固定雇主的“野棒棒”的。

即便如此,何苦还是跟着老黄学到了诸多的行业规矩,比如,老黄告诉他,棒棒不能随意地拎在手上,要扛在肩上,因为随便拿根棍子找饭吃的是叫花子,叫花子用棍子打狗,而棒棒手中的棍子是干活的工具,虽然棒棒不一定比叫花子挣得多,但自食其力,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但在乎这种区别的棒棒显然不多了,因为留在这个行业的人本就不多了。

最后的见证

当棒棒后,何苦落脚的自力巷53号在2014年是解放碑商圈最后的几栋不知遗留于哪个世纪的砖木老房子。这栋房子与解放碑只有一街之隔,何苦在那里租了一间300元的“豪华”单间,和他邻居过的,除了老黄,还有老甘、老杭和河南,他们都曾有过长久的棒棒生涯。

豆瓣9.7,他用一部低成本纪录片见证了一个棒棒群体的最后消失-激流网在自力巷53 号里,大石用30 多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农村家庭向城市的跃迁,如今,他和家人已经在重庆市南岸区拥有了自己的新家。(黄宇 摄)

在整个解放碑的劳动力市场,人们的称呼分两种,一种是如“老黄”这样简单的带姓氏的偏正词组,如果还有其他人姓黄,就简单加个字区分一下,比如“小老黄”;另外一种则是与姓氏无关的外号,如“毛土豪”,“栽得深”,“杨不起”,“饿母狗”。何苦是在第四个月获得属于自己的外号的,叫“蛮牛”,来源于曾风靡川渝地区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中的一个角色。

有了外号,意味着何苦真的成了一名棒棒,他终于可以完全进入棒棒们的世界了,他相信,所有依然留在这个行业里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只是等着人们去挖掘。

在何苦的邻居里,河南的外号来自家乡的省份,这个来自中原的单身中年男子姓甚名谁,至今无人知晓。河南出生于1960年,1994年来到重庆,先干了17年棒棒,而后给一个夜市大排档老板干了3年杂活。

但何苦到达自力巷的时候,河南已经失业了,起因是他可以一口气吃下小半桶稀饭,饭量过大,本就遭老板本嫌弃。某一天,因为吃过饭了才去大排档,河南想吃两个鸡蛋,被老板讥讽还要点菜,随后开除了他。离开大排档后的河南不愿重操棒棒旧业,给自己找了新的出路:斗地主。

四川邻水的老甘来到重庆当棒棒,则是因为年轻时房子不临公路,被订婚5年的未婚妻悔婚。在当棒棒的第一个5年,他攒够了1万元,准备改行开一个小面馆,却在从银行回来的路上把钱搞丢了;随后他用第二个5年攒下了25000块,准备盘下一个日杂店,关键时刻被小偷破门而入,把钱偷光了。此后的老甘开始懈怠人生,并听从十八梯一位算命先生的建议,等待自己60岁后时来运转,再大干一场。在棒棒行业日渐没落的时候,他找到了帮大排档出摊的活儿。

老杭成为棒棒的故事更加凄楚一些,儿子20岁那年,老杭的妻子离开他成了别人的家人。老杭到重庆当棒棒挣钱,是为了复仇雪恨,因为老家南川的一个混混告诉他,只需要一万元,就可以帮他解决掉夺妻仇人。命运弄人的是,就在老杭攒够第一个1万元,准备与混混接头时,钱丢了;老杭又花了1年,攒够了第二个1万元,正待与混混接头,混混却入了大狱。

无奈之下,老杭准备亲自复仇,先后买了三把刀,一把西瓜刀、一把三棱刀和一把弹簧刀。买西瓜刀的时候,老杭想要亲自解决掉仇人的性命;买三棱刀时,他的仇恨减少一些了,决定在对方身上捅一个不好缝合的伤口;买弹簧刀时,他觉得阉掉对方就可以了,但当他真的拿起那把精巧的刀子时,他发现自己双手发抖。最后,三把刀都被他锁进了抽屉,他消化掉了仇恨,开始觉得,妻子的离开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豆瓣9.7,他用一部低成本纪录片见证了一个棒棒群体的最后消失-激流网自力巷拆迁前,棒棒们在巷口等活(图 |《最后的棒棒》纪录片剧照)

2014年,已经一身伤痛的老杭依然留在自力巷当一名棒棒,是因为儿子在外打工,他不方便在老家与带孩子的儿媳单独相处。

与河南、老甘和老杭相比,老黄的棒棒生涯更持久坚毅。与共和国同岁的老黄出生一个拥有10多亩土地的地主家庭,因为家庭成分,直到30多岁才与镇上的一个寡妇有了自己的女儿。女儿3岁后,寡妇另嫁他人。为了养活女儿,老黄来到重庆成了一名棒棒。

2012年,外孙子快满3岁的时候,老黄拿出积蓄的3万元,鼓励女儿女婿在老家镇上分期付款买了一-套房子,房贷10万,所以虽然年过60,但老黄决定再干几年。

在何苦进入自力巷的2015年,老黄扔掉了手中的棒棒。原因是他在小诊所被查出高血压和疑似脑溢血,随后,因为拖延治疗,病情发展到无法劳动。

不过,何苦自己的棒棒生涯结束得更有戏剧性一些,2015年8月的一个清晨,自力巷53号被拆了,房子被推倒时,老黄和何苦正在几十米外的“享受”公共卫生间每天唯一干净的时刻。因为没能在拆迁当时抢救出任何财物,何苦和老黄经历了数个晚上露宿街头的日子。

废墟之下的财物最终被老杭和老黄拿出来了,那是一个称得上出生入死的冒险行为:他们在与拆迁办斗智斗勇了数天之后,于一个雨夜里用钢钎和铁锹开道,钻进了危险重重的废墟。行动时,他们没有通知何苦,何苦说,那个时候,他才第一次意识到,他没有真正理解“老黄们”的价值观念,因为他有值不值得的顾虑,而对老黄来说,废墟下的钱应该拿出来,才是全部的理由。

豆瓣9.7,他用一部低成本纪录片见证了一个棒棒群体的最后消失-激流网老黄师傅(图 |《最后的棒棒》纪录片剧照)

那并不是何苦第一次见识这些老年棒棒的固执。更早的一次,老黄帮一名雇主挑着价值上万的化妆品到沙坪坝,因为不熟悉地形,他和雇主走丢了。为了等到雇主,他老黄在三峡广场等到半夜,依然不肯报警,理由是报警后就拿不到力资了。他说,流了汗,却拿不到钱,晚上会睡不着觉的。最后,在不得不走进流动派出所后,老黄等来了雇主,面对雇主拿出的100元感谢费,老黄却又千推万辞,选择了拿30元,其中20元是之前议定的价格,剩下10元是他对自己等待了半天的时间定价。

但无论老黄对自己的行业有何坚持,随着时代发展,已经没有多少人需要棒棒了。在自力巷53号楼被推倒后,何苦开始去寻找给工地干活的机会。在随后的5个月里,他一口气攒下了3万元,是他之前5个月的10倍。

就在何苦寻求转型时,老黄已经因为病情,不得不回到女儿家养病。除了老黄,自力巷53号的住户们也在继续风云四散。老杭回到老家带孙子了,干起了久违的农活,还养起了蜜蜂;老甘回到了邻水老家,他的初恋情人和曾经梦想发达以后迎娶的队长家千金早已儿孙满堂,他说自己还能劳动,谢绝进入村里的养老院。

河南本来有机会达到自力巷53号住户的巅峰成就,因为惊人的饭量,一家打造网红的公司将他变成了桶哥,请他录制节目,每期2000元,这个公司本来指望靠着他发展壮大,但是之录制了第一期,他们就再也找不到河南了。直到如今,当何苦再询问河南时,他依然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因为他还有更大的梦想要追求,那就是有朝一日去到澳门一展牌技。

让何苦感到“幸运”的是,他没想到自己真的在自力巷见证了一个棒棒群体的最后消失。

他们曾挑起这座城市

豆瓣9.7,他用一部低成本纪录片见证了一个棒棒群体的最后消失-激流网年轻人现在很少进入棒棒这个行业,而是选择快递和送餐这些新兴行业。(黄宇 摄)

自力巷最资深的棒棒并不是老黄,而是大石。在自力巷53号被推倒前的最后岁月里,他住在南坪的宽敞商品房里,担任着自力巷53号的二房东工作。

大石是重庆合川人,1982年因为家庭欠债,只身一人来到重庆打工挣钱。在重庆话里,出力叫下力。在老家时候,大石就已经是一把下力的好手了。80年代的重庆农村,农户盖房子,用的都是青石条,轻则三四百斤,重则五六百斤,2个人扛,或4个人抬,1.2元一天,那是大石用一身莽力换生活的开端。

到重庆后,大石最开始是在一个单位修游泳池,修了1个月,工程完结,因为很少到重庆主城,他决定到解放碑玩。那时的解放碑还是渝中半岛最高的建筑,周围一片木结构吊脚楼,家家户户烧煤球,用粮票。

正是煤球,让大石留在了解放碑,找到了新的生计。新的生计就是拿着一根棒子给居民和小馆子送煤球的生涯。大石记得,那时候的煤球1.55元100斤,他负责送到居民家里,1.8元100斤,2角5的差价算力资。大石在老家担农作物,用的都是扁担,扁担扁,担起来省力,但重庆的棒棒都用圆木棒或圆竹棒,圆棒更累人,但是最多能称重五六百斤。

除了给居民担煤,大石还给煤店卸货,拉煤的车都是午夜12点过后才能进城,卸完就是凌晨三四点了,回家胡乱睡一觉,六七点就起来继续干。大石算过,那时在城里做3天,顶农村一个月,对他来说,重庆就是他的流金之地,他攒着劲,只用了一年,就把在老家欠下的1000多元巨款还清了。

大石算得上重庆最早的一批棒棒,为了挣钱,他做的是白天黑夜两个班。晚上给煤店卸煤,白天到朝天门接散活,那时的朝天门还分为一码头、二码头、三码头,每个码头出来,都又直又陡的坡,因为大型货物用缆车送上岸,小型物件则全靠棒棒一点一点往上担。那时候成立的棒棒多,但活儿更多,多得棒棒都做不过来,通常都是上一件东西还没放稳,下一个雇主已经在招呼了。

不光码头上,城里人气力弱,在重庆的地形里,买个沙发买个桌子,五六十斤的东西就搬着已经很费力,如果有两三百斤的东西,是必须请棒棒的。

豆瓣9.7,他用一部低成本纪录片见证了一个棒棒群体的最后消失-激流网挺腰扩背,大石还保持着当棒棒时负重的姿势。(黄宇 摄)

大石最好的时光在1993年到1996年,工具里已经增加了板车,一次可以送10担8担煤球,力气加工具让大石每天最多可以挣两三百元,而那时的城里白领,薪水高的一个月薪水也不过几百元。因为挣钱多,大石甚至谢绝了伯父给他找的两份固定工作,并在朝天门花10多元买了个闹钟,闹钟一响,翻身就起床挣钱。他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晚上他总共只睡了一个小时,困得走路担煤时都在打瞌睡。

大石送货的主顾大多是饭馆,除了挣钱,他最怕的其实是耽误饭馆老板的生意,因为饭馆的煤球是每天送的,没送到,老板是没法点火升灶的。他说不出来应该怎样形容自己的状态,只知道如果哪天送迟了,老板数落一两句,他心里就不好受好多天,感到对不起人家。大石还说自己脑子笨,每天记送煤的事就记不过来,以至于有一次下午,他突然困惑,自己中午到底吃饭了没有,想了很久也没有想起来。

大石担煤的生意是在1996年后慢慢走下坡路的,客观原因是,重庆市区渐渐开始禁煤了,大石记得那时候他在报纸上看到过好多轮禁煤的消息;但根据大石的总结,业务变得差起来,是因为大石的父亲重病,他回家料理了一个月,回家的时候,他请自己的妹夫帮忙送货。妹夫不熟悉业务,让大石丢了好一批主顾,再也没能找回来。

直到2年前,大石依然在帮解放碑附近一家小餐馆担煤,甚至还把他家每天早上送菜的业务也接了过来。为了这趟业务,大石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会起床,坐公交从南坪赶到解放碑,做完雇主的活再回家。那两年里,除了交通成本,大石在做棒棒这件事上的收益只有几百元。他总怀疑,自己是全重庆最后一个担煤的棒棒,他说,到最后几年,已经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希望能够为几十年的老主顾多尽一点力。

在渐渐老去,看着身边一个一个伙伴离开的这些年,大石也见证了解放碑从昔日破败变成如今流光灿烂的全过程。如今,带我走在渝中区的时候,大石依然习惯用上半城和下半城来指示地名,下半城在江边山脚,上半城则在遥遥高处,中间是长长短短的石梯连接。

豆瓣9.7,他用一部低成本纪录片见证了一个棒棒群体的最后消失-激流网为了94 岁的母亲,73 岁的老黄师傅(后左)于2009 年来到重庆,成为了一名棒棒。(黄宇 摄)

他记得临江门的那栋电梯房是全渝中区最早的电梯房,八一路解放路两边全是木头房子,围绕着高高耸立的解放碑。他刚刚住到自力巷时,解放碑旁边最高的就是百货大楼,一开始6层,后来又往上加;最精致的则是会仙楼,后来失火,烧了几天几夜。大都会的修建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因为工程方为了抢工期,第一次在解放碑用了机器推楼,所有可以回收的废旧建材一律做垃圾,以最快的速度运走。那是这座城市狂飙突进般成长的年月。

大石是重庆日新月异的变化的,也是看着棒棒如何渐渐成为历史行业的。如今,在大石家居住的商品房小区外超市边,依然有三五成群等待雇主的棒棒。但大石说:“请的人少了,也不挣钱了。其它行业都有接班人,但棒棒没有,反正就是过世了生病了,走一个少一个。”

因此何苦决定,他还要继续筹备新的拍摄,同样是一部关于棒棒的纪录片,他已经找到一个主人公了,那是一个73岁的老人,入行不足10年。

何苦问他“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当棒棒?”

老人回答:“我的母亲94岁了。”

何苦又问:“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挑得动吗?”

老人回答:“我的母亲94岁了。”

何苦再问:”你这辈子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

老人回答:“我的母亲94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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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9.7,他用一部低成本纪录片见证了一个棒棒群体的最后消失-激流网(作者:嘉木木。来源:三联生活周刊。责任编辑:培天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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