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们一群护士朋友在一起闲聊。已经工作4年的刘瑜跟我们讲了个故事,一个关于求生的故事,一个在医院里来说再简单不过的故事。

以下为刘瑜口述。

最后,她亲手拔了丈夫的呼吸机-激流网

1

11床患者还是没救了。

他是因上消化道大出血被送进ICU的,来的时候吐了很多血,一整片床单都被血染透了。饶是经过大量补液、输血,他生命的危浅颓势依旧无法逆转。

几小时后,他再次大吐血,整个人都几乎给吐了个干净,吐到最后,心跳骤停。

我们立即给他建立多个静脉通道,做心肺复苏,推注肾上腺素、西地兰……抢救半小时后,他的呼吸心跳还是未能恢复。CPR(心肺复苏术)几个循环做下来,我已满头是汗,别的同事很快过来换下了我。

我拉了条塑料凳坐下,静静地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患者。他已完全失去生气,脸上毫无血色,身体干瘪枯索,在他的斜上方,监护仪上的心电图呈一条直线。死亡的味道逐渐从他身体里散发出来,穿透了我口罩的聚丙烯纤维层,精准抵达我颅内最敏感的神经末梢。

我很清楚,他没救了。

抢救进行到30分钟左右,病员通道那边忽然传来嘈杂声。没一会儿,七八个穿隔离服的男男女女从那边涌出,径直朝11床走来——看来电话通知2小时后,患者家属们好歹算是到了。

我以为,接下来无非就是在重症病房里上演了千百遍的流程:医生宣告患者死亡,家属悲恸大哭,签死亡通知,穿五领三腰的寿衣,送遗体去殡仪馆火化……在这里,患者各有各的死因,死后的流程却大抵相同。

谁知这一次,事情脱离了我的预想。家属到了之后,一把拨开了要跟他们讲解情况的医生,一群人围到还在抢救中的11床患者床边看了半晌,接着一番窃窃私语,再接着便是几人从兜里掏出手机开始拍起了视频,拍摄期间还不断变换走位,变换镜头倍数,似乎生怕遗漏了什么。

这番操作搞得我们一头雾水,正待反应,他们又连珠炮似的问:“这根管子里为什么有血?”“你们这输液瓶里走的是什么药?”“这个机子是用来干什么的?”“那个医生,脸转过来一点,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

其余医护人员都还在参与抢救,我只得站出来跟他们一一解释,并劝说他们拍摄视频的时候最好不要站太近影响抢救。原以为这样便算完了,谁知抢救到45分钟,医生宣布患者死亡后,家属们又开始问:“你们从开始到现在一共抢救了多久?”听到回答后,有人马上低声提醒:“快百度下,看看符合规定不……”

“不用百度了,按规定抢救半小时就可以宣告死亡的。”管床医生觑他们一眼,脱下橡胶手套,嘱咐护士将这些抢救仪器撤下并整理死者遗容。

家属却登时全围了上来,嚷着不许撤走仪器,更不许动死者一下。在多番沟通无效后,他们拒绝在死亡通知上签字,拒绝将死者送去停尸房,一群人将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团团围住,开始呼天抢地起来,干嚎着:

“好好的人送到医院来就没了……”

“我们家属还没到你们就开始抢救,都没经过我们同意……”

场面一时混乱不堪,我三两步走到护士站那儿,准备打电话给科室主任。号码还没拨出去,一个实习护士走到我面前,说有人找。

我抬头,一个中年妇女正站在她身后,皮肤黝黑,矮瘦,脸上纹路很深——是我近几天负责护理的16床患者的老婆,张敏霞。因她并未像其他患者家属那样每天按时来探视,我与她只见过一两次,交流甚少。

见我看她,她扯了扯衣角,冲我局促一笑:“刘护士你好,我是吴全波的家属,16床。”

我说我记得,您有什么事吗?她顿了顿,递过来一个塑料袋:“那啥……你还没吃饭吧?我过来的时候在路上给你买了炒饭。我看你们平时比我男人他们工地上那些还累,就给你买了两份,不是啥好饭菜,你千万莫嫌弃。”

塑料袋里装着两个透明打包盒,一盒芽菜肉沫炒饭,一盒鱼香肉丝炒饭——倘若我没见过她蹲在病房门口就着凉水啃馒头的样子,我倒真的不会对这两盒炒饭太过在意——我赶忙推辞,她却执意要塞给我。僵持几分钟后,她直接将盒饭放在我面前的桌上,脸上露出了几分孩子气:“我放这儿了,你忙完记得吃。”

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已转身朝16床走去。16床那儿,吴全波呈15°卧位躺在病床上,扭着脖子也朝这边咧嘴笑。

2

吴全波是两周前住进来的。

他36岁,个子不高,黑瘦,据说读了两年初中,后来家里没钱就辍学了。辍学没几年,他跟同村的姑娘结婚生子,等在农村的几亩地里已翻捡不出未来生活,便将两个孩子放在老家给父母养,带着妻子来到城市。

跟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一样,他们只能在工地打工。在这里,他们有了栖身之所,有了劳动报酬,仿佛这个城市完全接纳了他们一般——如果不出事的话。

半个月前的午后,烈日灼灼,吴全波在工地上搬材料漆桶,结果不慎被履带式起重机的吊具砸中。当时干活的人少,加上吊具太重,拖延了不少时间。等到被救出来的时候,他已在重物下埋压了半个多小时。

工友们急匆匆抬他到医院里来。诊断很快下来,吴全波的病情说明后头列了半张纸:全身多处皮肤挫伤,高血钾症,肌红蛋白尿,休克……

做完基本检查,吴全波被紧急送进手术室,当时他老婆张敏霞还刚得知消息往医院赶,术前的字都没人签。好在吴全波术后病情稳定下来,很快被送入了重症监护室。

张敏霞赶来医院时已然哭成了泪人,看到全身插满各种医疗管道的丈夫,她又伏在床边结结实实地痛哭了一场。

我们明白,她的痛哭里,有担忧,有后怕,还有对不菲费用的惶然无措——按理说,吴全波这属于工伤,费用不必她担心。可当初吴全波来工地打工是没签合同的,现在出了这事,包工头听到风声便跑路了,工程承包商又拒绝负责,没人出来承担吴全波的治疗费。那天工友将他送来医院时,连住院费都是欠着的,更别提后续的手术费和治疗费。

我第一次接管吴全波是在四天前。

他刚来时肾脏受损严重,经过几天治疗已有好转,为了更直观了解他肾脏的恢复情况,医生下了医嘱,让我将他的每小时尿量做精确统计。

那时院内为了节省开支,用的还是最便宜的普通集尿袋,刻度粗糙。为了得到最精准的数字,科室内准备了不少50ml小量筒和红色小塑料桶,专门用来测量患者尿液。我蹲在吴全波床边,打开集尿袋的底部小塞,将带有少量酱油色的尿液引入量筒里。集完尿并读数后,我正要将量筒里的尿液倒入塑料桶里,吴全波忽然敲了敲床栏,喊了声:“护士妹妹……”

我冷不丁被吓了一跳,手里的量筒晃了几晃,有尿液飞溅出来,溅到了我没被口罩挡住的额头上。

我深吸了口气,心中劝自己淡定,“不过是一些水和无机盐罢了”,然后抬起手肘用衣服擦擦额头,仰着脸问他:“有啥事吗?”

他嘟囔着:“护士妹妹,麻烦你……”

入科时,吴全波喉头阻塞,医生给他做了气管切开术——也就是在喉咙的甲状软骨那儿开个口,放置气管套管,并从那儿接上呼吸机的管子。现在他的自主呼吸恢复了,可还没完全达到气切封管的指征,所以还保留着切口,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一大半都从气切处漏了出去,像破风箱一般,只听见粗粝的气流声。

我说没听清,他只好又慢慢说了几遍,我这才好不容易从这沙哑的、断断续续的音节中领悟到他的意思:“……你想吃水果?”

虽然他还未完全恢复,但医生说他目前已经能少量进食。隔壁的管床护士提醒我说,昨天他家属来过了,好像买了一袋苹果,就搁在了床头柜下面。

我蹲下打开柜门一看,却忍不住轻吁了口气——这哪里是水果,分明就是一袋垃圾。塑料袋里堆放着六七个苹果,拳头大小,个个皱巴巴的,早已失去了水分,还遍布深褐色的烂疤。

我以为,这大约又是一个快被家属放弃的患者。想了想,起身告诉他:“昨天的水果坏掉了,你老婆说等会儿给你拿新的过来。”他点头冲我笑了笑,脸上有之前被晒脱的皮子和新长出的粉肉,十分扎眼。

我在外卖APP上点了份水果,然后拿起笔开始写护理记录单。上个小时尿量那栏,我原本填了“77ml”,后来忽然想到额头上的几滴,便又加了1ml上去。管床医生走到我面前,将记录单拉过去看了看,不住点头,说:“不错,恢复得挺好。”转而又嘱咐我:“一会儿他家属来了,记得叫我过来。”

我说行。

过了规定的探视时间,直到深夜,吴全波的老婆还是没有来,接下来的两天里她也再没有来过。

为了不让吴全波情绪低落影响恢复,我只得每天做完护理工作之余,陪着他聊聊天,削点水果给他吃。他似乎也并不在意老婆不来看他,也十分积极地配合治疗。

科室的实习生们对吴全波很有好感:他总能在这沉闷压抑的环境里呈现出最温和的一面,对每个人都笑眯眯的,实习生刚来的时候很多操作都不熟练,给他做护理时有时会弄疼伤口,他也不生气,反而哑着嗓子教他们怎么给自己换气切纱布,还关心他们有没有工资,惦记着帮他们写表扬信。

说起来,吴全波也的确是我们科室最让人省心的患者了:无论是翻身擦洗,还是吸痰拍背,再难受他都不乱动,吸痰时,管子刺激到他气管引发剧烈咳嗽,他都拼命控制住,有时控制不住咳了几声,痰液从切口处喷溅到护士身上,他之后总会不停地在纸板上写“对不起”、“麻烦你了”,脸上全是歉意,仿佛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3

闷了好几日,周日傍晚总算迎来了一场雨。

写完一沓护理文件,我一边舒展筋骨一边往窗外看,外头天光渐暗,视野里全是一片水雾。对面街道上亮起了路灯,仿佛在一碗浊水里洇开的一抹黄,更远处,几只飞鸟扑棱着翅膀掠过,连叫声里都裹着潮气。

病房里比外面还静。这里的患者们要么昏迷着,要么做了气管切开无法说话,要么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地看着往来的医护人员。只8床的老大爷还像往常一样在那儿背毛主席语录,背到兴起时,就拉过一旁的护士,问她知不知道“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和基础”,护士一边换尿袋一边说“知道知道”,他又说,“你们就在创造历史,你们都是伟大的,你知不知道”,护士说:“我知道,但是夸我没用,一会儿该吃的药你一点儿都不许剩。”

我正乐不可支,吴全波几天未曾露面的老婆却突然来了。

此时早已过了规定的探视时间,张敏霞按了病员通道外的门铃,说想来探视吴全波。

我隔着门从窄窄的玻璃窗口看她。她手上捏着把暗红色的雨伞,伞身有几个破洞,一支断裂的伞骨支棱在半空中,身上衣服大半都淋湿了,一股股雨水从她手臂淌下来。她身边还跟着个小男孩,八九岁的模样,脸红扑扑的,瞪着一双亮晶晶的鹿眼仰脸看我,煞是可爱。

我开了门,递了两套隔离服和口罩脚套给她,她很快双手接过去道了谢,我才注意到她手上还提了个塑料袋,扎着口,不知装的什么。

从病员通道进大病房,需要经过一段长长的走廊。我带着他们从那儿走过,过道里有家属在吵架,一个中年妇女像拔河一样拼命拽着一个年轻男人的衣服,哭声极其刺耳:“他是你爸爸,你必须救他!”有医生在一旁劝,说要不再多找找亲戚朋友借点钱,你父亲这病情还是有希望的。年轻男人登时怒目而视:“有希望那你出钱救呗,反正你不是医生吗,不是救死扶伤吗?”

绕过这几个人,我护着小男孩往病房走,张敏霞在身侧向我详细询问着她丈夫这几日的病情。

我问她最近怎么不来探视病人,她神情黯黯,说:“回老家凑钱去了,好不容易才凑到4万块钱。”

“工地那边怎么说的?”我问。

她将乱糟糟的碎发往后拢了拢,一个劲儿摇头:“咋说,还能咋说,包工头跑了,老板(承包商)那边又不管咱,实在要逼死人了。”

再听她细说,我才知道这事儿的确相当麻烦。原本吴全波这情况应该由承包商去劳动局申请工伤,再根据伤残鉴定由承包商来给予赔偿。可眼下承包商并不配合,只能由张敏霞自己在一个月后去劳动局申请。

可申请工伤,首先得确定吴全波与承包商的劳动雇佣关系。可他来的时候又没签合同,对于张敏霞这种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来讲,光是想办法收集证据证明他们跟工地的劳动关系,就已经很是吃力了,毕竟在这之前,连申请工伤这事儿都是别人告诉她的。

说起来,这个工地的老板不知是流年不利还是自作自受:一个月前本地气温骤升至40度,工地上两个工人因严重热射病(中暑)被送来我科,来的那天便死了一个,另一个经过我们全力抢救活了过来,但也多脏器受损,落下一身病。

工地老板还没从这一死一伤的巨额赔偿里缓过气来,眼下又出了吴全波这事儿,估计真要赔偿,包几趟活儿的钱都抵不上。

沉默一会儿,张敏霞转头冲我挤出一丝笑容,问:“护士妹子,我前两天给我老公买的水果他吃完了吗,今天又给他买了点。”说罢,晃了晃手里的塑料袋。

想到那袋全是烂疤的苹果,我看了看她,犹豫了下才开口:“大姐,这病人吧,得补充营养,得吃好点的东西,你上次买的苹果全都烂透了,不能吃的。”

“能吃的,能吃的,疤子啥的剜掉就行了,”她摆摆手,急急解释着,还解开袋子让我看,“平时我们哪里吃过水果呢,这不是他病了才买的么——那些苹果你给扔了?”

“嗯,因为那个……我看着好像都不能吃……”我支支吾吾说道。

她连叹了两口气,低声惋惜道:“可惜了,那几个果子花了5块钱呢,早知道我自己就带回去吃了。”

我笑得抱歉又尴尬,不敢再多说什么,只得加快步伐朝病房走。

大病房里躺满了患者,乍一看,整个画面几乎都是白的:白茬茬的墙,各种治疗仪器泛着冷光,二十几个患者盖着白色的被子,脸色都比被子还白上几分。

医生正拿着刀给吴全波做感染部位的切开引流。一次性手术刀刀身过处,黄绿色的脓液从创口里流出,像变质的果酱。

医生做完治疗后随即离开,小男孩朝着吴全波唤了声“爸爸”,一下扑了过去。张敏霞将他从病床边拉起来,嗔道:“慢着点,别压着你爹了!”

一家人团聚,虽说环境不尽如人意,但这丝毫没影响到他们的喜悦。吴全波支着脖子朝儿子和老婆看,憨笑个不停,好像怎么也看不够。

张敏霞拉着丈夫的手,跟他絮絮讲家里的事,说小儿子现在长得快跟豪仔(大儿子)一样高了,“上回寄回去的裤子都短了一截,又得买新的了”;两方父母都挺好,“本来说要来城里看你,但他们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我就没让他们来”;“医病的钱已经凑齐了,你不用担心,现在只管安心养病就是……”

夫妻俩说话的间隙,小男孩好奇地盯着一旁的治疗仪器,看了半晌,忽然伸出手要去摸,我吓了一跳,赶紧拉过他的手:“乖乖,这个不能碰呢……”

我的话还没说完,剩下半截被生生堵在了喉咙里——小男孩的手,只有4个手指。他的食指缺失了两个指节,只剩指甲盖大小的一团肉。

见我看着他,小男孩很快抽回手,低垂着眼缩到母亲身后去了。

张敏霞安抚性地摸摸他的头,跟我解释:“这是去年断的。”

她说,去年的一个深夜,孩子奶奶忽然打来电话,接通半天却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后来问了半天,老人才说,“豪仔在家把手指头给砍断了”,问她咋办。

张敏霞本以为孩子是淘气弄伤了手,恨不得把他狠狠揍一顿才解气,结果后来孩子奶奶才说,“娃是给家里帮忙宰猪草时不小心把手给砍了的”。

张敏霞夫妇将孩子连夜带到城里医院,医生看过之后,告诉他们,手指断得太彻底了,神经肌腱全数断裂,加上断指没保存好,创面也污染了,手术难度太大,得花不少钱。

“可我们哪有那么多钱,没钱啊……”张敏霞给我讲述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归于沉寂。

沉默半晌,吴全波拉了拉老婆的手,一字一句在纸板上写:“这事儿怪我。等我好了,把债还清了,就努力攒钱给孩子,将来让他们考大学,不走我们这条穷路。”

探视结束,张敏霞带着孩子准备离开医院。走的时候,小男孩挥着少了一根手指的左手,对我笑得可爱:“姐姐再见。”

我冲他挥挥手,却如何也笑不出来。

4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吴全波渐渐好转了起来。他的气切处封了管,自己也能慢慢进食了,医生每天来到床旁辅助他做一些功能锻炼,他身体的各项机能开始逐渐恢复。

吴全波转出重症病房那天,张敏霞很是高兴,一个劲儿地朝我们鞠躬致谢,还说家里栽了两棵李子树,果子“可大可甜”,到时候熟透了,一定全摘了给我们送过来。

吴全波半躺在病床上,也冲着我们傻笑。那是我第一次在这对夫妇脸上看到如此幸福的笑容,即使欠下了一大笔债务,即使未来在这个城市的生活还是晦暗艰涩,可他们还是笑得那么开心。

不过也对,只要人好好的,其余的一切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只可惜,世事无常。

一周后,我再次见到了张敏霞。

那时才凌晨6点左右,我赶着去上早班,走上楼梯,穿过等候区,却在那儿见到了张敏霞。她像铁铸般坐在地上,手里捏着张单子,半张脸浸在暗处,半张脸被过道灯光衬得苍白,没什么表情。

我走近唤了她一声,她缓缓抬起脸看着我,一脸茫然,像是一下老了十岁。

见她这样,再一看她手里捏着的是病危通知单,我心里一沉,说不出话来。

没想到,吴全波病情还是恶化了。转入普通病房后,他因卧床和长期营养不良,受压部位的感染忽然扩散,之前已经好转的尿量也急剧减少,出现了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症状。

张敏霞告诉我,之前东拼西凑的4万块钱已经没有剩余了,眼下吴全波病情恶化,她再也借不到钱来救他,或许只能等死了。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里全是濒临崩溃的绝望,仿佛等死的那个人是她。

我问她:“工地那边还没信儿么?”

她捂着眼睛直摇头,说,她好不容易凑齐了证据交到劳动局,劳动局却说还得先做工伤认定,再做伤残鉴定,最后才能去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可这一套程序下来,最快也得4个月才能拿到赔偿;而承包商那边分明是不想认账,要是他们两口子申请行政诉讼,不断上诉,这官司拖个一两年也不是没可能。

承包商拖得起,吴全波却拖不起。

我在那儿杵了半天,也没能想出什么说辞来安抚张敏霞。没多久,她抬起手肘在脸上蹭了一把,扶着墙起身跟我告别,说是馆子马上开门了,得马上回去打扫干净——她在一家饭馆当清洁工,一个月2800多块钱——仅抵吴全波在ICU里的三四天治疗费用。

那之后的几天里,我又重新接管了吴全波。一开始他的意识还算清醒,只是因为心力衰竭变得呼吸困难,大多时候都在用面罩吸氧,无法讲话。偶尔取下面罩,说的也只是:“我不想活了,让我死了吧。”

我想起他最初住到ICU时,有护士夸他是我们科室最乖最配合的病人。他朝我们笑,末了,拿过给他准备的纸板和笔,写:“我想活啊,太想活了。”

可现在他却说,我不想活了,让我死吧——他哪里是不想活了呢,只是早已走到了倾家荡产的末路,自己觉得再没有生存的资格。

这天去医院的路上,我在电话里跟朋友聊着吴全波的事儿,感慨科室里有个病人求生欲很强,现在却没钱治疗了。她却很快打断我,语气平平问道:“穷,为什么还求生欲强?”

这句话让我出现了一瞬间的恍惚:四周是乌泱泱的人群,那些笑着的,面无表情的,吵闹的,安静的,美的丑的,全都随着明晃晃的日头朝我扑了过来。

这日光之下,有人生,有人死,有人痛苦,有人欣愉,而这一切都并不相通。

我正要跟她辩论,另一通电话却忽然打了进来——是其他科室的护士,带来了个好消息:有个患者家属想资助吴全波。

资助原因再简单不过:吴全波之前病情好转转入了普通病房后,那个科室正是全院人满为患的地方,走廊两侧全是紧挨紧凑的加床,中间仅留出不足30cm的空间供人通行。吴全波转科那天运气不差,病房里刚好空出一个床位,便让他住了进去。后来床位紧缺,有个老年患者被安置到了走廊加床那儿,平日里走廊往来路过的人从无间断,家属想给老大爷喂个饭都是难事。吴全波看见了,便主动提出把病房里的床位让给老大爷,自己搬到了加床上睡着。

就是这么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儿,老大爷一家人却觉得受了他恩惠,一直在心里惦记着,平时会给吴全波夫妻俩点个饭,还带去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营养品和高档水果。再后来,吴全波转入ICU,那家人在护士那儿打听到他病情加重没钱治疗后,当即跟护士表示,要无偿赠送吴全波5万块钱治疗费。

护士这边惊诧不已,他们却不甚在意:“那位大哥是好人,好人就该有好报,不能让他因为没钱就放弃治疗了。反正我们家也不差这5万块钱,还不如拿出来做点好事了。”

科室护士这才想起来,那家的老大爷平时用药都是进口的,俩儿子在市里开了几个门店,生活应该还算宽裕。

这5万块钱,加上科室给吴全波筹集的3千块钱,勉强能让吴全波再多撑一段时间。我们将这笔钱交给张敏霞时,她一直哭着鞠躬,好半天才抬起一张涕泪横流的脸,说:“这钱我一定还你们,砸锅卖铁也会还的。”

我们反复跟她讲,这钱是无偿赠与,不用还,她还是咬死一句话:谁的钱都是辛苦挣的,不还我良心不安,下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资金缺口补上了,吴全波的情况却每况愈下。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的意识不再清醒,频频烦躁和谵妄,在经过利尿、气管插管和每周4次的腹膜透析后,他的病情仍是未能好转,渐入绝境。

张敏霞每晚8点左右下了班,就带着孩子赶来科室陪着丈夫,有时坐在床边一言不发,有时跟他讲一些家长里短,每每讲到双眼通红讲不下去了,才木然起身离开医院。

5

吴全波一家被逼到绝境,是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

那天张敏霞正好休息,赶在规定探视时间来了科室。来探视患者的家属很多,每个病床旁都围了两三个人,或喂食物,或低声交谈。

张敏霞带着大儿子来到病床前时,我刚给吴全波做完口腔护理。他早已陷入昏迷,不再因嘴里的气管插管而难受得一直挣扎,成了全科室最安静的病人。他手上和脚背上都插着留置针,五六种药物从细细的输液管汇入他体内,像是涓涓细流浸入了沙漠,毫无回应。若非他胸廓的轻微起伏和心电监护上的各组数字,很难让人相信他还活着。

管床医生很快走了过来,大致讲解了病情后,他犹豫着告诉张敏霞,吴全波的情况越来越糟了,很可能撑不过一周,“再加上你们已经欠费两千多,我觉得,治疗意义不大了”。

医生其实都不愿意说“治疗意义不大了”这句话。大多时候,这句话只是某些患者家属的遮羞布,当他们不再愿意为患者付出金钱或精力时,就会旁敲侧击引导医生说出这句话,然后名正言顺地放弃治疗——即使那位患者求生欲还很强,即使他还有许多生存可能。

可现在,管床医生却对张敏霞说,“治疗意义不大了”。

张敏霞听到了这句话,也听懂了这句话。她微张着嘴,盯着病床上的丈夫,眼里空洞如开了个豁口,所有的晦涩都往里灌。

不知过了多久,她忽然开口,声音像是被掐住了嗓子一般:“不治了。”

“你说……不治了?”我有些惊讶,但似乎又替她松了口气。

“嗯,不治了。”她定定看着我,点了头。

“行,”医生也长长地舒了口气,“那等会儿你跟我去办公室签个……”

还没等医生说完,一道刺耳女声蓦然打断了他的话:“啊呀,咋能不治了啊,这可是你丈夫,是你一家的顶梁柱啊。这家里男人倒了那还像个家吗?你砸锅卖铁也得救他啊……”

我皱着眉转头看去,是13床老太太的儿媳妇——说起来,他们家也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砸锅卖铁”了,为了支付昂贵的治疗费,他们卖了房租房住,大部分钱扔进医院,连个响儿都没听着——老太太病情并未好转。这儿媳妇几次犹豫着问我们“能不能放弃了”,她丈夫便立即在一旁跳脚,骂她心毒,说她想让他以后被所有亲戚戳脊梁骨。

“可不是么,”隔壁床的家属抱臂凑过来,也忍不住插话,“你们看看,我爸这都80多了,一身的毛病,一年到头都是住医院里的,我还不是没嫌过他累赘,给他用的药也全是进口的。你老公还这么年轻,更得治啊……”说这话的时候,那床的老大爷躺在病床上掀起眼皮看了她一眼,嘴唇翕动,似乎想说他在医院住了快半年,他女儿也不过只来看过一两次的事儿。

这番诘难似乎一下成了宣泄口,更多的病人家属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劝说,他们争相倾吐着为病人所付出的所有艰辛,以此佐证自己的坚持和张敏霞的自私。说到最后,有人将小男孩搡到众人面前来,七嘴八舌嚷道:“小朋友,快劝劝你妈妈呀,不然你以后没爸爸了!”

小男孩猛地缩到张敏霞身后,缺失一根手指的左手死死抓住母亲的衣角,目光惊惶。

张敏霞抚着儿子的背,喃喃道:“我没办法,没办法了呀,实在没钱了,欠了一大堆债,还得养两边的父母和两个孩子,以后的日子都不知道咋过了……”

“没钱简单啊,现在那么多筹款平台,随便上传点资料就能筹不少钱的。”一个中年男人大声嚷嚷道——前些日子他母亲病重,他不愿意因为治病降低自己家的生活水平,便拿着病危通知单第一时间在众筹平台上筹了30多万——到他母亲治愈出院时,实际只用了8万多,这家不但没因病返贫,反而因病致富了——当然,这是后话。

张敏霞仍是摇头:“我欠不起债了。”

“这钱是爱心人士捐的,不用还的。”有人跟她解释。

“不行,”张敏霞怔怔地看向丈夫,忽然流下泪来,“别人跟我家非亲非故,凭啥拿辛苦钱来救我老公?没这样的道理的。”

我在一旁看着,心里也堵得慌。早在两天前,吴全波的管床医生就主动给张敏霞复印了病历本,想让她在众筹平台上筹点治疗费,还嘱托我教她怎么上传身份证、怎么写“文案”。可我拿着复印件找到张敏霞,她却拒绝了我,语气绝望又迷惑:“我自家的人病了,为啥要别人掏钱来救咱?”

她无法理解我们的好意,正如我们无法理解她的选择一般。

人群最终还是散了。散的时候,我听到那中年男人在低声嗤笑:“这男的摊上这么蠢的老婆也是倒霉了。”

6

吴全波死在3天之后。

那天上午,他已24小时内呈无尿状态,血压和心率统统垮掉,瞳孔开始散大。夜班护士给张敏霞打了电话,催她赶紧来医院。

张敏霞那时正在劳动局跟承包商派来的人疲惫周旋,申请工伤的事儿毫无着落。接了电话,她急匆匆往医院赶。

她到科室的时候,吴全波已经不行了。医生问她还救么,张敏霞定定地看着医生,摇头说“不救了”,语气中全是颤音。医生将自愿放弃抢救书递给她,她全身发抖,几乎拿不动笔。

好不容易签完字,医生却面带难色告诉张敏霞,除了签这个字,还得由她亲自去拔掉氧气管——由于之前遭遇五花八门的医闹和纠纷,不久前科室内定下规矩:凡是家属自愿放弃抢救的,除了签字,还必须亲自“拔管”——只用拔掉患者气管插管的氧气接口,余下的由管床护士接手,很简单,没有任何操作上的难度。

呼吸机的送氧管路通过Y形管与吴全波口中的气管插管连接,张敏霞脸涨得通红,像是全身的血液忽然一下子全倒流到了脸上,然后手不受控地攥紧衣角,一声呜咽差点儿从齿缝里钻出,又生生给咽了回去。

氧气管路被拔掉时,纯氧“呲”地一声从塑料管里泄出来,仿佛是吴全波最后的生命气息也泄了个干净。

张敏霞一下瘫软在了地上。她睁大了眼,看着护士把呼吸机关掉,将所有管路收回,撤掉维持药物。她忽然跪直在病床前,拿头磕向坚硬的石地板,一边磕一边厉声哭道:“老公,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我想救你,我想救你啊……”

她对着还剩最后一口气的吴全波止不住地道歉磕头。

可她又有什么错呢,她只是无法做出一个超越命运的选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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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亲手拔了丈夫的呼吸机-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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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亲手拔了丈夫的呼吸机-激流网(作者:开弓。来源:人间theLivings。责任编辑:郭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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