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相持阶段,国统区工运工作深入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荫蔽精干政策贯彻实施的过程。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国民党继续留在抗战阵营(即使是被迫的)的条件下,国统区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不是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而是督促、推动和支持它继续抗战,“争取战争的胜利,同时争取工人阶级在抗战中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的改善。但是,既然国民党当权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路线,在它统治的地区肆意摧残进步势力,并且加紧压榨与搜刮,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工人阶级就必须在坚持团结抗战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以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合法权力。

鉴于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加强和前一时期部分地区群众工作过分暴露的缺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从1939年起,就多次指示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地下组织:要及时改变抗战初期那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尽可能地分散隐蔽,利用合法,探入基层,“保存和积蓄力量;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使党和抗战事业不致遭到意外的损失。1939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指出“在国民党区域,必须使党的群众工作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可能”,“而党的组织工作则须使之极端秘密起来”。10月,刘少奇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文章,系统地论述了非法的党如何利用合法的可能,秘密的党如何在反动统治下进行公开活动的可能。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更把这一策略思想概括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作为国统区群众运动和其他革命工作的基本方针。

遵循这一方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国统区的工运工作人力进行了组织调整和组织形式及斗争方法的改进。

如前所述,抗战期间,国统区工业和工运的中心是四川,尤其是重庆地区。中同共产党的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工作委员会,都是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重新建立起来的。1938年12月,四川省委分设了川东和川康两个特委,重庆市工委即隶属于川东特委。此时,四川各救亡团体统一成立救国会,以学生和职业青年为主进行活动。工人救国会为其中的一个分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保持独立的组织与活动。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周恩来任书记(1944年12月起改由王若飞负责)。川东特委及重庆市工委均由南方局直接领导。南方局利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合法地位,以及在统一战线环境下,中共得以在国统区出版报纸这一有利条件,领导与推动了国统区的工人运动。

南方局通过重庆《新华日报》,对国统区尤其是重庆地区的工人运动进行了推动与领导。《新华人报》大力宣传中共坚持抗战的方针和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报道工人的生活状况和要求,以及国际、国内工人运动的动态,还经常刊登工人来信。《新华日报》几乎对重庆工人的每一斗争都作了报道,对斗争的工人给了鼓励和支持。在国统区工人运动还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新华日报》作为工人阶级的喉舌,成为大后方工人运动直接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自1940年春起,国统区工人运动开始改变抗战初期那种救亡团体式的组织形式与活动方式,而积极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令和社会习惯,采取灵活的方式,去影响和组织工人群众。

革命工运工作者隐蔽自己的身份,参加到国民党的官办工会中去,争取其中部分上层人士和进步分子,共同反对其中最反动的分子,使这些官办工会逐步倾向于维护职工群众的利益。国民党官办工会的目的,原在控制工人运动。但是,如果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能力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可以利用国民党所允许的合法机会和合法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末这种官办工会,就会起到有利于工人运动的作用。如国民党在四川组织的海员工会,12个分会中,除驾驶员联合会、轮机员联合会外,其余的分会,都由共产党人和受党影响的进步分子担任领导。重庆市豫丰纱厂、大明纺织厂、民生机器厂等重要企业的国民党官办工会,在一段时间内也都在共产党员的控制下活动。这些在官办工会台法形式掩护下的革命工运工作者,为保护工人的利益,曾经不失时机地组织和领导了一些必要的斗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气焰十分嚣张。工人阅读《新华日报》受到特务的监视,甚或被开除,以至被绑架。在这种形势下,工运工作者在职工群众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他们根据工人群众的需要和兴趣,建立了许多小型和分散的经济组织和文化娱乐组织,如合作商店、合作工厂(作坊),钱会、球队、国术队、旅行团等,密切地联系和团结职工群众。工人中原有的灰色组织或旧式组织,如同乡会和帮会之类,也都被用来作为团结教育工人的组织形式。这些做法,使一度暴露的革命工运工作者得到隐蔽,工运工作更加深入群众.如重庆的中央信托局职工,就以组织自助和联络感情为活动内容,组织了“信友联谊会”,后来发展成为信托系统的全国性组织。该局的工运工作者,还以“联谊会”的名义,创办了同谊公司和一个小型的润滑油制造厂,把所得利润用来帮助某些收入低微的职工解决生活困难,并为革命活动提供经费。后来,国统区工人为了避免成立工会要经社会部批准和履行登记等等手续,几乎都沿用“联谊会”的形式组织起来。重庆市机械、印刷、被服、汽车等业,整个行业都采用了这种办法。

领导机关打破了组织上的公式主义。对于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力求其“杂乱无章”。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部门,不建立组织,一般不用集会形式,只是个别接头。对于有固定职业的共产党员,不随意使用其力量,以避免暴露;而让他们安心和巩固其位置,以利于长期埋伏。工运工作的一切活动,都以社会化的方式进行。每个工运工作者,都要“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勤学,勤业,勤交友”,作为一个勤勉善良的从业人员和诚挚的朋友,出现了职工群众的面前。从整体来说,上层工作与下层群众活动相配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配合,以推进“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坚持进步”的方针,用来剥夺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资本。

中共投入国统区工人运动方面的力量,本来非常有限。当这个很有限的力量,采取“荫蔽精干”的策略,把自己深深埋藏到广大工人群众中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便难于奏效了。

在若干工人集中、性质重要的企业,如重庆的民生机器厂、中央印刷厂、渡口钢铁厂等,以共产党的地下支部为核心,以职工中的活动分子为骨干,形成若干坚持工运工作的“据点”。到1944年底1945年初,重庆不少工厂都有了这样的“据点”.这类“据点”,一般只有二三人,最多不过四五人。它们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也许只是同住一个宿舍,或在食堂同桌吃饭,或共同参加某项活动;进而在上下工前后一起聊天,一起读报纸,或在困难时互相通融一点款项等等。通过这些日常的接触,也就有意或无意地交流了关于大家团结斗争方面的意见。这些“据点”,相互间没有联系,各“据点”的成员也不互相调换。它们始终保持松散状态,以避免形成活动分子职业化而引起统治者的注意而遭受打击。

他们不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行动或发动斗争,而对工运工作仍然能够做出积极的贡献。例如,有这样一名共产党员,他从1939年起,即在重庆市电信局任职。他从未发动过职工斗争,也没有建立什么组织,只是和一批业务熟练的报务员关系密切。他利用这一条件,招收和培训练习生,然后把他们介绍到解放区。重庆复兴机器广的工运工作者,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时,由技术工人设计了一种简易纺织机,经试验成功后,设法把图纸交到延安。他们不声不响,却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不过总的说来,抗战相持阶段国统区的工人运动是比较沉寂的。其原因,概括说来不外以下几点:

第一,组织基础薄弱。抗战初期,有些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未能与争取民主及适当改善工人生活的斗争紧密结合。没有深入基层,组织成就比较小,且失之于暴露。一当形势逆转,革命工运工作者或遭受打击,或被迫撤退,以至缺乏坚持工作的骨干力量。在右的倾向被克服以后,特别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期实行反击以后,有些干部又以斗为快,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缺乏坚定的信念。或者把国民党看成一体的反动派,漆黑一团,铁板一块,因而对于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继续在国统区开展群众运动束手无策。这种偏向虽然不是主流,而且很快得到纠正,但对于工人运动方针的转变和“荫蔽精干”政策的贯彻,不能不发生影响;对于工运工作的深入,不能不或多或少发生迟滞作用。

第二,如本章第一节中所述,193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国统区工业有相当的发展,技术工人、熟练工人很容易找到职业,待遇也较战前为高。而且,因为追逐高收入,工人中发生了弃工经商或改做包工头、小业主的分化倾向。工人阶级中那个既掌握技术又具有斗争经验的中坚层,未能及时地为工人运动大量提供斗争的活动分子。一般工人虽然有组织起来开展斗争的要求,但他们多属第一代工人,组织和斗争经验的积累,积极分子队伍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再加上一段时间内一般求职较易、工资也高于战前等等因素,工人斗争自然不会有很大的发展。

第三,战前,中国的近代工业和产业工人大部集中于上海地区,很多工人在外商企业中工作。在这类企业中,工人反对企业主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是完全一致的。由于中国民族资本处处受到外国资本的压迫,即使民族企业中的工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在很多场合也是一致的。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这种形势有了变化。在这里,工厂都是中国人开办的,工人运动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工人争取改善政治地位和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必须服从争取抗战胜利的需要。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必须统一并服从于民族斗争的要求,这种情况不能不对工人斗争起一定的制约作用。

最后,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整个的突击方向,是敌人后方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城市。在国统区的工运方针,是团结国民党内一切赞成抗战的力量,在争取工人运动的统一中,充分利用国民党所允许的合法可能,公开地在职工群众中开展活动,尽可能地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利益;而不是自立门户,另起炉灶,建立独立的工运组织,广泛地开展工人斗争。只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与摧残,革命工运工作者才转人地下,进行隐蔽的斗争。这种复杂的情况,也就形成国统区工人相对的缺乏组织与战斗力薄弱的一个原因。凡此种种,都便利了国民党政府和一些企业主对工人的控制与进攻。而工人的此种受控制状态,又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新的阻力,从而形成国统区工人斗争在一定时期内比较沉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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