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1919年7月20日,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拉开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公案的序幕。百年来,这一争论一直未停息,它不仅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与革命道路,也一直影响并继续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脉络。它即是历史与也是现实。回首百年,我们为什么要争论?我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这依然是需要人们深思的难题。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一文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胡适与李大钊共同开创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史。这些认识摒弃了阶级分析方法,离开了历史的大背景,无视这场论争的实际,因而是非科学的,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科学的历史研究,应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当前一些错误的思潮,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热衷于做翻案文章。翻案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主要看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这要通过艰辛的考证,全面把握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且采取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方有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遗憾的是,时下一些翻案文章,往往出于某种功利主义的目的,采用“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轻率地下结论,翻历史的案就像变戏法一样,把历史当成了儿戏。

值得注意的是,前一段时间北京某刊物刊发了一位党史研究者撰写的《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以下简称《且文》)。它作为一篇翻案文章,颇具代表性,值得读议一番。当然,对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再评价,是一个学术问题,是允许的,因此本文也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为学术界增加一点争鸣的味道。同时,也想通过对这篇宏论的透视,借以说明这些年来有些学者离开唯物史观有多么远。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要求。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分析,是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语境的,只有这样,才能再现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本质。如若离开了这个基本点,就会导致对历史解释的随意性。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就是分别以1919年7月胡适撰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同年8月李大钊撰写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为代表的一场论争。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特别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自己鲜明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的批判精神,引起了思想界的震动。这时,作为新文化运动右翼代表的胡适终于忍不住了,公开撰文宣扬他的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的主张,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次论争,本是十分清楚的历史事实。

然而,《且文》却认定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桩至今“仍未得到公正的对待”的历史“公案”,而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它的影响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始终”。问题被提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因而这位作者要下决心“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他从这场论争的亲历者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中将“问题与主义”之争确定为“资产阶级学者”与“社会主义信仰者”的“首次论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史专家何干之、胡华分别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再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开始了一系列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但至今仍令人不能平静的是,对‘问题与主义’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沿用了‘传统的说法”’,一一加以指责。这里所谓“传统的说法”,在这位作者看来这只是一种“激情批判”,是“由于现实政治等原因,‘问题与主义’的性质被彻底扭曲了”。所以,他要进行“理性追求”,“努力回到历史的真实”。那么,这位作者所追求、所研究出的历史真实是什么呢?一是这场论争“不过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二是从认识论上说,“可以说是胡适与李大钊共同开创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史,他们向中国共产党人尖锐地提出了必须直面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创新”,是近年来一些人哄抬胡适身价的一个吉尼斯记录。这难道就是这位作者一再声称的历史的真实吗?是对历史的“还原”吗?否!这是对历史的任意打扮,是对历史的颠覆。

首先,离开了当时的历史的大背景,无法认识历史的真实。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发了社会改造的呼声。这时,百家陈说,各种救国的改造社会的方案可说是五花八门。但是,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已经把必须给予正确回答的三个问题,提到中国人面前;其一,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指导思想。从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到了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五四运动之时,不但中国封建文化思想已被证明是不能救中国的,先进的中国人已决心改弦易帜,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一个明证。而且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中国人民积80年探索和奋斗的痛苦经验,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局面,使它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也被验证是不能救中国的。不论是中国的古老文明,还是从西方输入的资本主义文明,都不可能为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不是偶然的了。这是历史的需要和历史的选择。其二,是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对社会改造取什么方法来实现,是通过渐进式的点滴改良,还是要进行革命变革的根本改造?这是五四时期先进分子思考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改良,因为改良也对社会发展起着某种推动的作用。但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要求,就是对外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对内要进行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只有这样,才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说,当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候,就要把革命提上日程,彻底改变腐朽的社会制度,而不是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其三,改造社会的依靠力量是什么?经过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革命先锋,农民是伟大的革命力量,逐步确立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思想。这不但改变了过去革命以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为中坚的思想,而且也摒弃了依靠所谓的精英进行一点一滴的社会改造的道路,从而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

上述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集中到一点,就是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造需要革命,而且需要一场新式的革命。从这样的历史角度审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不难看出这个主张的基本倾向及其政治要求。

其次,加给胡适头上的桂冠,胡适本人并不买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胡适是一位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提倡白话文,赞同文学革命,宣传个性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并在哲学、史学以及新红学研究等领域多有造诣和贡献。对胡适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是完全应该的,但决不能因此否认他作为资产阶级右翼代表的基本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不能否认他在上述论争中以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且文》把“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正本清源”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的“理性讨论”,并加给胡适一顶“开创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史”的桂冠,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胡适在文章中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主义”,更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事情果真如此吗?还是让我们看看胡适的自白吧。

胡适于1917年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时,曾表示过“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且不说他要建筑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事实上他很快就改变了这个不谈政治的决心,而热心于政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发生这种变化呢?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自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治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结果呢,他说:“我的导言引起了无数抗议: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又一次声明:“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从这里不难看出,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鲜明针对性。他把这篇文章称作他的“政治导言”,也就是政治宣言:要用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这难道还有疑问吗?《且文》作者是一位中共党史研究者,对上述史料应当是熟悉的,但为了编织颂扬胡适的这个历史神话,却在文中只字不提,有意隐去,这难道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吗?可惜的是,这位作者的翻案,只是一厢情愿,自作多情,连胡适本人都不领情,遑论历史?!

再者,也有悖当时论争的实际。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李大钊经过认真的思考和比较,开始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热情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学说,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带动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正是这种情况,使胡适“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并使他“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应当说,这时李大钊和胡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又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中共事,也算是过从甚密,彼此相知。但李大钊对胡适的政治思想和态度是了解的,特别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李大钊曾说胡适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满意。胡适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李大钊正受到军阀政府的迫害,先行送妻女回原籍,离京前他看到了这篇文章,出于政治敏感,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性质及其用意。在昌黎五峰山暂住期间,李大钊即写下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运用唯物史观对胡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批评。这篇文章所以被冠以“再论”二字,是因为在这之前已有知非(即蓝公武,这时属研究系)在《国民公报》上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随后,胡适又撰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四论》因《每周评论》被反动政府查封,未及发表),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辩护。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引起了进步舆论界的关注和参与,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胡适防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流行的企图无法实现。

李大钊和胡适的这场争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程中的第一次思想交锋,它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内部分化的开始。这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要向西去了,“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


《且文》为了推翻“传统的说法”,认为过去“由于现实政治等原因,‘问题与主义’的讨论的性质被彻底扭曲了。为了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可以人为地随意改变历史,以至武断地无限‘上纲’,加入了众多莫须有的罪名”。《且文》的这种“上纲”,也够吓人的了。经过这位作者的“理性的追求”,竟得出李大钊“是以一种调和的态度参加讨论的”,“李大钊和胡适的分歧显然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共识大于分歧”。认为“把‘问题与主义’之争同俄国十月革命和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潮有意地加以联接”,只是那些“讲义作者”弄出来的。这些断语,可算是“大胆的假设”,只是并不“小心的求证”,而是随意地歪曲历史。

应当看到,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从政治上说,是涉及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不要用革命的方法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这样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是论争的主要的实质的方面;同时也存在学理层面上的问题,即如何对待主义与社会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李大钊与胡适存在着某种共同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这场论争的非主要、非实质的方面。二者是不能混淆或颠倒的。我们不妨对这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分析。

先说前者。“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不是一场关系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根本问题的原则之争?最具权威性的回答,应当是李大钊对胡适的回应文章,而不是那位作者的主观臆测和对历史的任意打扮。

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针对胡适认为的“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要求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哪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把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主张,说成是“中国思想界的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等论点,旗帜鲜明地阐明了以下相互关联的两个根本问题。

其一,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上反驳了胡适把两者割裂、对立起来的实用主义观点,指明了中国社会的改造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他说:“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他以唯物史观为依据,指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如果只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而不去研究、宣传主义,不使社会上多数人行动起来,那社会问题永远没有解决的希望。李大钊针对胡适把主义等同于“空谈”的悖论,指出,这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他明确表示,任何主义都有理想和实用两个方面,就实用方面来说,即把这种理想运用到实际的政治上来,就会因时、因所、因事而不同。他以社会主义理想为例,在“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获的官僚强盗”。他还针对胡适的所谓“过激主义”问题,认为这不过是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因恐怖而生造出来的。他明确表示:自己同胡适等在思想及文学运动中所取的“一方要与旧时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的态度,是不同的。他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强调指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这就进一步亮明了社会改造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确主张。

其二,针对胡适的改良主义的主张,指明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根本解决。李大钊认为,若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一个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若像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它做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反复阐明了中国问题“根本解决”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他说:“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为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这就正确地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他针对胡适脱离当时的政治现实,反对根本解决,要求一点一滴地去解决从人力车夫生计到妇女解放等等主张,明确指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这就是说,只有进行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李大钊还进一步指出,要根本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如果不注意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以之为工具指导工人的联合行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他特别批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放弃阶级斗争学说,取消革命,造成“很大危机”。同时,李大钊主张“根本解决”,并不是不讲条件,而是认为只有“遇着危机,因着情形”,方可进行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这对于社会革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思想。

上述可见,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关系到近代中国要不要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论争,是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走向的根本分歧。在这里,难道可以说是“共识大于分歧”吗?难道可以说李大钊是“以一种调和的态度参加讨论”的吗?

再说后者。应当说,胡适挑起这场论争的目的在于防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从纯学理的角度看,胡适认为在介绍一种外来的新学说时往往容易偏于纸上,容易流于空谈的倾向,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李大钊认为胡适指出舆论界有偏于空谈的倾向是对的,也反对空谈主义。但即使这样,他们对待实际问题的出发点和目的也是迥异的。李大钊是从强调主义对改造社会的指导作用角度,主张将主义与问题结合起来,反对把它们割裂开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已开始重视运用新的宇宙观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可以说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的最早表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历程。

那胡适呢?他是在反对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要防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前提下,是在贯彻其进行一点一滴改良思想的层面上谈论具体问题的。而他的思想武器,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这怎么能同“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史”相提并论呢?

《且文》很忌讳把这场论争同“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潮加以联接”,但事实毕竟是事实。胡适留美时是杜威的得意门生、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一生膺服杜威。他在谈到杜威对他的影响时曾说:“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他把这种实用主义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按照杜威的哲学思想,就是把实用主义标榜为不偏不倚的第三派哲学,依此去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用来“补救修正现社会现政治”,使之“免掉革命的危险”。五四前后,杜威来华讲学两年零两个月,讲的就是他的这一套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用以反对已在中国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革命。

诚然,在科学研究中,“假设”和“求证”都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有科学价值的假设,是以一定的客观实际为依据的,详细占有材料,采取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得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识。所以,假设要奠立在一定的客观依据之上,而不在于大胆不大胆,如果离开了这一点,越大胆就有可能越荒谬。而实用主义是信奉对我有用即真理,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这就是它的“大胆的假设”的实质所在。至于求证,同样不在于小心不小心,而在于是否从客观的事实出发,是否从整体上和联系中去把握事实。列宁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在社会现象领域,实用主义的“小心求证”往往就是这样的儿戏。

1930年11月,胡适在一篇对自己思想作经验性问顾的文章中说:“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被孔子、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这里反对“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应读作“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就是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真实目的。


恩格斯曾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在他的科学巨著《资本论》的第二版《跋》中也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然而,这些年来在我们的学术界愈演愈烈的浮躁之风,达到了令人十分担忧的地步。一些学者热衷于对历史的翻案、重塑,用个别的、孤立的、被歪曲的、甚至捕风捉影的材料,就做出一篇翻案或重塑中国革命和我们党的历史的“大文章”。有的人只根据英国的国力强于清朝,就把林则徐的抗英斗争说成是不识时务的“激进主义者”,琦善的妥协倒成了明智之举;有的人竟依据袁世凯伪装共和的举措,就断言袁是“以和平的方法将二千多年的中国推上共和之路”的元勋,以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等都成为“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出路只有“告别革命”一途。他们的“勇气”和“大胆”也算十分了得,但这种信口雌黄又怎么同“科学”二字沾边呢?应当说,在众多的翻案文章中,《且文》也可算是一个标本。

《且文》要推翻“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争的性质,这种“大胆的假设”又是怎样被“小心的求证”呢?通观全文,不外乎胡适表示过双方“并没有冲突”,李大钊“同样尊重胡适”,甚至把他的“如有未当,请赐指教”这样自谦的话,都当作“还原历史”的证据。其实,在不同观点的讨论和辩论中,一方作些自谦之词,或表示某种共同点,是常有的事,不足为奇,问题在于论争的实质。比如,发生在五四前夕的新旧思潮大论争中,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公开复函反驳林纤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他在信中词婉而多讽,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地反驳了林纾对北京大学以及新派教授的污蔑。蔡元培的答辩有力地保护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和新派教授;尤其是他为宣传“过激之论”辩护(这里所说的“过激之论”,就包括当时反动派和一班封建余孽所强烈攻击的马克思主义),则更是难能可贵。当然,蔡元培这封公开信的基调还是比较温和的,对封建文化思想也还表现了某种调和的倾向,如果按照《且文》作者的逻辑来“求证”,这当也在要“还原历史”之列。事实会证明,像这样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下去,又有哪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不能被翻个个,被翻案呢。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着实闹了不少的笑话。远的不说,1959年 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怂恿下,公开撕毁《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办法的协议》,发动武装叛乱。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平息叛乱。这时候胡适就以抗战时日军进不了他那多山的家乡为证,断言人民解放军进不了高山峻岭的西藏。结果呢,叛乱被迅速下定,百万农奴获得解放。4月 15日,毛泽东在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西藏平叛胜利时,讲了这样一番话:“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且文》的这位作者是不是也能从这个讲话中受到教益,好好想一想自己的方法论呢?

这里还要指出,在这种方法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非科学的历史观,即摒弃阶级分析方法,离开当时政治斗争的实际,去“弄清其中的真正的思想文化内涵”,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恩格斯说过:“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因而在如何观察历史现象问题上,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正因为这样,唯物史观要求人们对实际情况作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来;而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同样要注意分析各种社会思潮的阶级实质。如若离开了这条基本的、指导性的线索,历史将仍是一种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从西方趸来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把历史的演变归结了文明的碰撞,文明的冲突。我们并不否认文化是历史变动合力中的一种重要因素,但它绝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因素。把文化或文明说成是历史变动主要甚至唯一原因的这种历史观,实际上是为了掩盖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事实,转移人们的视线,为某个帝国主义对世界进行掠夺、称霸和奉行单边主义作辩护,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唯心主义。应该说,这种文明史观在我国颇有市场,一些人用它论证近代殖民统治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用它来歪曲、抹黑中国革命的历史,颠倒历史,搞乱人心。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严重注意和警惕吗?!

如前所说,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翻案,有些翻案文章虽还值得商榷,但仍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借做翻案文章,宣传错误的思想观点的倾向。这些年来颇为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很值得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贬低和否定革命,低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实现国家富强的斗争及其成就。这股思潮的一个惯用手法,就是作翻案文章,翻一个又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案,动摇和推翻历史结论的科学性,恣意歪曲革命领袖的形象。这股思潮的集中表现,是“告别革命”论。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也正说明历史虚无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如果听任这种思潮泛滥而不加以制止,中国革命成果将会被葬送,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会失去历史的依据。当然,我们希望而且也相信,《且文》的作者不是自觉地加入这个行列的。

本文行将结束之时,愿就学风问题,录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与这位未曾谋面的作者共勉。鲁迅先生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文学青年:“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先生说得何等好啊。

原标题:还原历史还是颠倒历史?——评《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

参考文献:

[1]侯且岸: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公案的历史还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 年第 6 期.

[2]《列宁选集》第 2 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3]《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4]《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5]《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6]《列宁全集》第 28 卷, 人民出版社, 199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8]《毛泽东文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 1999.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10]《古史钩沉论》二.

[11]《鲁迅全集》第4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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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之争一百周年:我们为什么要争论?-激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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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之争一百周年:我们为什么要争论?-激流网(作者:甘林。来源:2007年第8期《高校理论战线》。责任编辑:还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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