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说起苏联革命家托洛茨基,相当一部分中国读者是不熟悉的(啥?“脱落刺激”?),但在上世纪前半叶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中,“托洛茨基”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举几个中国人熟悉的例子:总统蒋公的大少爷经国在苏联留学期间就曾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中共的缔造者之一、民国核心期刊《新青年》总编兼主笔陈独秀不但曾经是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成员,而且还长期担任中国托派的领袖;还有1921年促成中共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是开一大时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紧急让代表们转移会场从而躲过一劫的那位)后来也加入托派并成为荷兰托派组织的创始人;而伟大领袖毛主席——吸一口气,他不是托派——则将“托洛茨基派”与“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并称为抗战期间四个“我们的敌人”,托派居于“四敌”之一,可见主席老人家对该派的“重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年)。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令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粉丝都欢呼雀跃,认为这实现了老托在1920年代关于苏联“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预言。直到今天,国内外还有不少“托洛茨基主义者”活跃着,时不时地放出一些“惊人”言论刷新一下我们的眼球。那么,托洛茨基究竟何许人也?这位传奇人物在当年又有何惊世骇俗之举?本文将分三篇展开回顾,介绍这位苏联革命家“不断闹腾”的一生。

这三篇分别是:

上·从参加革命到崭露头角(1879-1904)

中·从中派领袖到加入布党(1905-1917)

下·从统帅红军到流亡他乡(1918-1940

另类革命家小传丨“不断闹腾”托洛茨基——下篇·从统帅红军到流亡他乡(1917-1940)-激流网俄国革命家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下篇·从统帅红军到流亡他乡(1917-1940)

一、再次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1917年夏,前线俄军遭遇失败,对继续战争的不满情绪蔓延开来。7月3日-4日,彼得格勒士兵和工人群众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盛大游行,约有五十万人参加。在当时,由于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布尔什维克党计划将这次游行组织为一次和平示威活动,而不立即转入起义。4日当天,托洛茨基协同季诺维也夫在塔夫利达宫向游行群众发表演说,号召他们在表明了自己的心意后便立刻解散,这一演说也得到了列宁的认同。然而,就是这样一场完全和平的游行活动却让临时政府惊慌不已,哥萨克部队和士官生被匆忙派去实施镇压,数百群众被打死。次日,彼得格勒被宣布全城戒严,《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涉及一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名单的逮捕令被下达。这一事件被称为“七月事件”,它表明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实际已经结束,国家政权已经完全转入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手中,同时临时政府的反动面目也彻底暴露。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暂时转入地下,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代表相继被捕,列宁与季诺维也夫乔装为农民乘火车逃往靠近芬兰的拉兹里夫隐匿。

托洛茨基于7月23日被捕,法庭给了他和列宁、季诺维也夫同样的罪名——曾加入“德国间谍组织”,是“德国的奸细”。就在托洛茨基入狱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召开了半秘密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大会由斯大林主持,在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党的领导人缺席的情况下,总结了自二月革命以来直到七月事件党的革命斗争经验及教训,分析了七月事件后国内面临的新形势,对党的工作做出了若干调整。大会不但将狱中的托洛茨基吸收为布尔什维克,而且选举他为中央委员,得票数仅次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这使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一跃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因而,“六大”在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多月后,托洛茨基获释出狱。此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变化。全国有二百五十多个苏维埃倒向了布尔什维克,而布尔什维克也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重新提了出来。8月3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正式通过了将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决议,提出“唯一的出路是建立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组成的政权”,并要求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对几个重要的工业部门(如石油、冶金、煤炭等)实行国有化,等等。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这项决议进行了拼命的抵制。为了增强布尔什维克在斗争中的影响力,列宁同意提名托洛茨基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既是考虑到他曾经担任过这一职位(1905年),也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公开地站在布尔什维克一方。提名顺利获得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批准,于是,刚刚出狱的托洛茨基就立即成为了全国最重要城市苏维埃的领导人(这一身份为他日后在十月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埋下了伏笔)。

此后,托洛茨基先是在布尔什维克是否要参加预备国会的问题上支持了列宁【注:预备国会是1917年9月份由一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首领召开的以“民主”名义实现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目标的会议上所建立的议事机构,当时也被讥讽为“预备洗澡堂”。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诺维也夫等党的领导人支持布尔什维克参加这一国会,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则反对】,后又在是否立即开始准备武装起义的问题上站在列宁一边【注:在10月10日举行的讨论武装起义问题的中央会议上,列宁提出了把武装起义提上日程的决议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该决议,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支持决议】,表现了对列宁主张的积极拥护。列宁当时也说:“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而在10月10日中央会议上新选举的政治局七名成员中,托洛茨基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这七人是: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

二、参与领导十月革命

10月16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再次商讨武装起义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并选出了党的起义领导核心“革命军事总部”(成员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乌里茨基和布勃诺夫)。托洛茨基因正在主持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全体会议而未能参加这次中央扩大会。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他提请苏维埃批准成立彼得格勒城市的武装领导机关“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但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员在委员会中占据多数,该委员会的活动实际上处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之下,接受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指令。因此,“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上只是隶属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机构,但它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全俄的性质。”在随后的起义准备期,托洛茨基协同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为实施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起义的成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托洛茨基尤因职务便利多次提供重要帮助。例如,他曾以苏维埃主席的名义签署命令让工人到塞士特洛勒茨克武器制造厂直接领取武器,这一举措让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们迅速获得了大量武装)。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其他领导人所做的起义准备工作,都是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都是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

10月24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召开会议,对在彼得格勒进行起义进行最后布置。当晚,起义爆发,托洛茨基整晚待在起义指挥部斯莫尔尼宫。到10月25日早上,彼得格勒大部分地区意见被起义军控制,只剩下临时政府掌握的冬宫和玛丽娅宫等几处还在负隅顽抗。25日下午,玛丽娅宫(预备国会所在地)被占领。晚上,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发出的炮声,冬宫也被起义军攻陷,临时政府彻底垮台。震惊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结束。

25日晚10点45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举行。大会宣布建立了新的全俄苏维埃政府,并通过了列宁宣读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大会讨论了中央政权的组织机构,并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前,成立人民委员会即苏维埃政府来管理国家。列宁当选人民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为外交人民委员,李可夫为内务人民委员,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其他职务如教育人民委员、司法人民委员、财政人民委员等也各有其人【注:将“人民委员会”作为新中央政府的名称也是托洛茨基的提议,列宁支持了这一提议,认为“这个名称有浓厚的革命气息”】。

总结可知,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是做过大量贡献的,他本人作为苏维埃主席也是多项起义措施的决策者和领导人之一。斯大林曾在1918年评价说:“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的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但是,托洛茨基后来并不满足于这一评价,他在多个场合夸大自己在起义中的作用,竭力把自己描绘成十月革命的最高决策人和组织者,认为自己的作为决定了起义“十分之九”或四分之三的胜利,则明显是言过其实的。托洛茨基在后面的著作中避而不谈列宁和党中央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而只一味强调自己所在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对起义的直接指挥,表现出了鲜明的个人夸耀心理和英雄主义思想。而他对斯大林等人参加的“革命军事总部”作用的否认,也成为了日后他与斯大林发生矛盾的因素之一。

三、对德谈判的“不战不和论”

新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俄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造成了数百万人的伤亡,国民经济遭遇重创,广大人民挨饿受冻,士兵厌战情绪非常普遍。国外,既有交战国德国强敌虎视,又有昔日盟友英法敌视憎恶。在这种情况下,由列宁起草并颁布的《和平法令》意义重大,它呼吁一切交战国立即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从而结束战争。而托洛茨基所主持的外交部门就成了对外落实《和平法令》主张的主要平台。

但是,协约国各国反对苏俄的停战主张,并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1917年11月10日,英、法、日、意等国向俄国发出照会,威胁“如果俄国退出战争,它将遭到最严重的后果”,英国当局还公开布告“不打算承认列宁的政府”。而同盟国则表示愿意接受苏俄提议,它们希望以此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集中兵力打击西线的英法军队。于是,苏维埃俄国开始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进行谈判。12月2日,俄国首先同德、奥、土、保四国订立了为期二十八天的停战协议,双方在协议签订后开始对下一阶段的实质性合约进行协商。第一轮谈判的苏俄代表团团长是托洛茨基的助手阿·越飞,代表团依照《和平法令》的精神向同盟国提出缔结“不割地、不赔款”合约的主张,遭到对方拒绝。德国提出了要求苏俄放弃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把白俄罗斯的一部分转让给德国的苛刻条件。苏俄面临或终止和谈、继续战争,或继续和谈、达成条约的两难选择。但在当时,第一种选择显然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无力承担的,继续对德作战可能使苏维埃政权有遭受毁灭的危险。为此,苏俄以托洛茨基为代表团团长,同同盟国开始了第二轮谈判。

在这种危机之下,党的领导人之间就是否订立和约问题发生了分歧。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等人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签订和约,结束战争;布哈林、乌里茨基、拉狄克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则坚决反对签订和约,主张继续进行“革命战争”;托洛茨基等人则提出“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实行“不战不和”的拖延战术【注:托的理由是,进行战争则苏俄可能不保,签订和约则割地赔款损己利人,所以既不能进行战争,也不能签订和约;而在苏俄“不战不和”拖延时间的过程中,德国可能会爆发工人阶级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从而结束资产阶级德国对苏俄的军事威胁,进而使苏俄不必接受割地赔款的条约也能获得和平。实际上,把苏俄获得和平的可能性建立在德国能迅速爆发革命的估计上无疑是充满幻想的。列宁也说,德国大概在什么时候爆发革命从而把政府推翻掉是“根本无法估计”的。】(有没有联想起他在一战爆发后提出的“不胜不败”论?)。在党外,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反动势力则打出“爱国主义”旗号,指责苏俄同德国议和是“卖国”行为,鼓吹继续作战。可见,在为争取和平喘息机会进而巩固革命成果所进行的斗争中,列宁等人面对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1918年1月8日的会议上,支持列宁主张的仅有十五票,支持布哈林主张的有三十二票,而支持托洛茨基主张的有十六票。“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和“不战不和”论暂时占据了上风。列宁对两种观点都进行了批判,向全党证明“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为此,列宁提出,只要德国人没有下最后通牒,苏俄就可以拖延谈判以争取时间;但是一旦德国人下达了最后通牒,苏俄就必须立即同意条件、签订条约,来避免德方的军事打击。

然而,托洛茨基口头上接受了列宁的提议,实际上仍然坚持自己的“不战不和”论。1918年2月9日,德国下发通牒,要求苏俄代表做最后抉择。列宁迅速拍电报给托洛茨基,要求他立即同德国人签订和约。次日,托洛茨基违背了列宁的指示,率领代表团发表拒绝签订和约的声明: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以人民委员会名义,兹通知同我国交战的同盟国和中立国政府和人民,俄国拒绝在割地条约上签字,并单方面宣布结束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同时向全线的俄国部队发出全面复员的命令。”

声明发表后,托洛茨基还对局势的危险性认识不足,盲目乐观,认为德军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十”,将列宁的警告抛诸脑后。2月18日,德军果然恢复了军事行动,大批军队向俄国开进,很快威胁到首都彼得格勒。

当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对列宁关于立即同德国签订和约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是七票赞成(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米尔加、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五票反对(布哈林、越飞、克列斯廷斯基、洛莫夫、乌里茨基),一票弃权(斯塔索娃)。托洛茨基因自己先前预言的失败而被迫同意了列宁的提案。2月19日,苏俄向德国发出求和电报。2月23日,德国向苏俄发出答复,同意和谈,但条件比2月9日时更加苛刻:俄国不但要放弃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还要从芬兰和乌克兰撤军,并向德国赔款六十亿马克。当天,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对德国的条件进行了再次表决。列宁严厉声明:“如果你们不签订,那你们就等于签署过三个星期就执行的对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我不想要革命空谈。德国革命尚未成熟。这还需要好几个月。必须接受这些条件。”最终,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塔索娃、季诺维也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尔加六人投赞成票,布哈林、乌里茨基、布勃诺夫、洛莫夫四人投反对票,托洛茨基、越飞、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表示弃权。于是,在四票弃权的情况下,列宁提案以七票对四票的优势获得通过。24日,苏俄通电德国同意和约。3月3日,俄国与同盟四国在布列斯特签订条约(史称“布列斯特和约”),俄国以比几星期前更加苛刻的条件换取了和平。托洛茨基在外交上的冒险主义显然要对这个惨重代价负有责任。

为了对条约进行抗议,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们提出要辞去他们在党内外的职务,托洛茨基也声明辞去外交人民委员。

四、在三年国内战争时期

在条约签订后,尽管苏维埃俄国获得了一定的和平喘息时间,但来自于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威胁依然存在。为此,苏俄必须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正规武装,并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注: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军事组织主要是沙皇的旧军队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组建的工人赤卫队。前者受沙俄旧将军把持,不完全听命于新政权;后者装备很差,缺乏训练,且数量有限。这两部分组织都无法为苏俄提供抵抗外国侵略的军事保障】。1918年3月4日,就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的第二天,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建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法令,并委任已经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托洛茨基担任主席。根据人民委员会制定的决议,最高军事委员会制订了一个建立一支包括红军(陆军)、红海军和特种部队(边防军和内务部队)三种力量的约一百五十万人的正规军队的计划,并决定以义务兵役制代替志愿兵役制。3月底,新的军区体制确立,将全国领土划分为若干军区,并规定“军区的一切权力归军区军事委员会”。到了4月底5月初,新式的空军编队也陆续组建,苏维埃武装实现了陆海空三军全覆盖。4月间,在红军中开始普遍建立“政治委员制”,通过在军队中委派政治委员来贯彻党的政策并加强对士兵的思想教育。4月22日,全俄中央颁布指令,要求在军队中实行委任制度,规定师以上军官须由最高军事委员会直接任命(过去是选举制),这样便加强了最高军事委员会对红军的领导。

1918年夏季,协约国集团开始公开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一支一万人的英法军队进入苏俄北部,日本也从远东侵入。同时,国内的一些旧军队在英法的支持下叛乱,一些城镇陆续被占领。1918年8月7日,托洛茨基离开莫斯科,乘坐专列亲赴伏尔加河前线指挥平叛。8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一个工厂演讲时遇刺,凶手的子弹上涂满毒药,列宁伤情很重,托洛茨基被从前线战场上紧急召回。在这种危急时刻,全俄中央将俄国宣布为“统一的军营”,并号召以红色恐怖打击白色恐怖,对一切暗杀破坏和阴谋叛乱的敌对分子严厉惩处。原有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撤销,建立了权力更大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协调特殊时期一切与战争相关的事务,托洛茨基仍任主席。经过将近三年的艰苦作战,到1920年底,国外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叛乱基本被消灭,苏俄渡过了生死存亡的一关。

客观来讲,托洛茨基在组建红军和指挥作战上具有相当卓越的功劳,国内战争的胜利是与他的作用分不开的。特别是在1918年4月实行委任制后,军内所有师以上军官的任用都必须经过托洛茨基主持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过问,这使他一下子拥有了对红军各高级指挥官的调动权,对战场变化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一些托派人士据此将托洛茨基称为“红军的缔造者”是言过其实的。在对德议和后开始组织红军是全俄中央的指令,而负责这项工作的最高军事委员会也是由人民委员会颁令建立的。托洛茨基不过是在就任委员会主席职务后,遵照全俄中央的指示,主持了委员会的建军工作而已。这依然是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何况在战争期间,苏维埃政府不仅建立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而且也建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1918年11月建立,斯大林在内),同样对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领导作用。此外,由于托洛茨基在指挥中表现出的官僚式粗暴作风、命令主义、忽视军事民主、不注重其他指挥官的看法、滥用刑罚、忽视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重要性、过分听从旧军事专家意见等不良习惯,他在战争期间陆续受到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索淩、萨发罗夫等一批军事领导人的批评和质疑(斯大林以外的几人还在当时组成一个“军事反对派”,专门反对托洛茨基的领导)。于是,在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八大”)上,托洛茨基在选举中央委员时罕见地收到了五十张反对票,这对当时仍处于显赫地位的他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后来,由于出现一系列指挥失误,托洛茨基所重用的旧军事专家瓦采其斯被解除红军司令职务,由加米涅夫替代;东线战场司令员改由伏龙芝担任;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被派到南线战场做负责工作(这些人都不认同托洛茨基的指挥思路)。在战争后期,虽然托洛茨基名义上仍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他的权力已受到相当程度的分割,不再具有号令各军区的能力。

五、挑起工会问题大讨论

而在1920年底内战基本结束时,托洛茨基又在党内挑起了一场持续数月之久的“工会问题”大辩论,此次辩论使他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威望下降,并一度造成了他与列宁的激烈冲突【注:托洛茨基后来回忆时也说:争论使他与列宁“针锋相对达两个月之久”,“一度损害了我俩的关系”】。根据列宁在1921年1月写成的《党内危机》一书,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分为以下七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期间(1920年11月2日-6日),争论双方是托洛茨基和哈伊尔·托姆斯基(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全俄工会理事会主席团主席)。托洛茨基在此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对工会进行“整刷”的主张,托姆斯基表示了激烈反对,其他参会的中央委员则多数持静观态度。

第二个阶段始于1920年11月9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争论参与者开始扩大化。会上,托洛茨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纲《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引起列宁反对,托姆斯基在列宁的支持下与托洛茨基继续辩论。这一阶段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2月初。

第三个阶段是围绕1920年12月间水运工人与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冲突而进行的。主要争论双方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

第四个阶段以托洛茨基发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1920年12月25日)一书为标志开始的。列宁认为此书从头到尾都贯穿着“整刷”精神,并指出该书“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这就更加扩大了错误,这就是根据错误的纲领建立派别组织。”

第五个阶段在12月底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全面展开。中央委员正式就工会问题分成了两派: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为一派,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为另一派。

第六个阶段发生在1921年1月上旬,争论由党内高层扩大到基层组织。彼得格勒党组织发表“告全党书”宣言,反对托洛茨基的纲领;莫斯科委员会则在《真理报》上发表反宣言,为托洛茨基辩护。

第七个阶段是1921年1月中旬,工会委员会结束工作,发表对工会问题的决议案,为工会问题定论。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加里宁、加米涅夫等九名中央委员署名了该决议案,而托洛茨基、布哈林也随之抛出“托洛茨基-布哈林纲领”,并获得了八名中央委员的署名。

这次时间逐渐拉长、范围逐渐扩大的争论反映了托洛茨基在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与列宁等人的深刻冲突,并在后期发展出了派别活动。总的来说,俄共(布)中央认为,在内战结束后,苏俄国内已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工会工作也应相应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强制性军事方法,而要过渡到广泛的民主制:逐渐以选举制来代替工会领导机构的委派制,定期召开工会全体会员大会,扩大工人民主,发挥工会会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但托洛茨基主张沿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劳动军事化管理,提出“把螺丝拧紧”和“整刷工会”的口号,反对在工会推广民主制。他认为,“在从被毁掉和被破坏的劳动市场向有计划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过渡的时候,即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条件下,劳动军事化是不可避免的办法。”他进而主张推广他过去在领导铁路和水运工人联合会时使用的那套行政命令主义的做法。然而,这种劳动军事化的办法是不能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有效调动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

实际上,托洛茨基在内战结束后“整刷工会”的主张是与他一贯的“不断革命论”思想不无关系的。根据“不断革命论”,一国(特别是生产力落后的一国)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难以巩固的,一国(特别是生产力落后的一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更不可能建成;一国革命胜利后,包围着它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与它建立经济上的联系,并愿意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这样,只有当欧洲其他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获得成功后,来自先进国家的援助才能为俄国的社会主义前景提供保证。因此,此时的俄国虽然内战威胁已经解除,但国内外资本主义的压力(国内主要是来自农民的资本主义势力)仍然巨大,苏维埃政权仍然有相当大的可能被扼杀掉。于是,俄国只能“把螺丝拧紧”,靠提高劳动强度和军事化管理来发展生产、增加积累,靠大量人力来弥补技术设备上的落后,顽强支撑到欧洲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爆发。

在“整刷工会”论的同时,托洛茨基还提出了“生产民主”和“工会国家化”的观点,在此不做赘述。对工会问题的争论中除了托洛茨基的派别活动外,还出现了以施略普尼柯夫等人为代表的“工人反对派”(1920年底产生,主张将工会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组织形式,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和以萨普龙诺夫等人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否认党在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否认工业中实行一长制和集中制的必要性,要求承认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的自由),这两派也在争论中发展出了自己的派别组织。

由于1921年1月的决议案没能结束党内各派对工会问题的争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十大”)于1921年3月召开,对工会问题做出了专门的和最终的决议。大会决议指出:无论“整刷工会”还是“工会国家化”都是错误的做法,不但不能改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状况,反而会妨碍工会起到“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工会工作的主要方法不应是强制命令,而是说服教育;“必须广泛实行工会运动的一切机关的选举制,取消委任制。工会组织应当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此外,十大还特别声明了对党内派别活动的批评,大会责令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新派别均应立即解散,以求党的组织统一。大会还通过了在特殊情况下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处分的规定:“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注: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这一规定无疑为托洛茨基等人敲起了警钟。至此,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3月,持续了整整四个月的工会问题讨论终于落下帷幕。列宁在《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一书中指出,工会问题的争论暴露了党内“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上存在着分歧。”

六、对新经济政策的批评

四年世界大战和三内国内战争使俄国的经济遭到巨大破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推行引起农民日益强烈的不满,使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紧张到十分危急的境地。到了1921年春季,废除“战时共产主义”,巩固工农联盟已势在必行。就在定性工会问题的俄共“十大”上,列宁做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报告,标志着“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了。

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前后变化。在政策推行的最初阶段,他也能表示认可和支持,但随着政策推进的深化,他开始日益尖锐地批评新经济政策。这一矛盾的背后,反映的是他对新经济政策必要性的特殊理解。托洛茨基始终认为,俄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是在一些先进国家范围内)的爆发和胜利,对农民占据人口多数的落后俄国来说,国内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才能获得解决【注:托曾说:“只有在生产力发达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以想象的。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租让、热那亚会议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鲜明的证据...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在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因此,他将1921年初开始的新经济政策视作是困难情况下迫不得已的让步,是形势所迫,是为了等待世界革命到来而做的解燃眉之急的临时措施、权宜之计。他说:“倘若无产阶级革命立刻扩大到各个先进国家,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是无需作很大的退却就能实现的”,“(新经济政策)是生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肯定指望欧洲的革命发展的工人国家使用的一种策略。”可见,在战时共产主义尚得推行的时候,托洛茨基希望靠“拧紧螺丝”来撑到欧洲革命;而在战时共产主义明显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又同意换一种等待方式,通过适度的缓和矛盾来盼到欧洲革命。于是,当他发现这一临时性“策略”正在不断地长期化和稳定化,以至于成为俄国通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桥梁时,他的态度就必然由褒转贬,开始对政策进行越来越升级的批评。

托洛茨基是从“左”的方面对新经济政策向农民让步的措施进行抨击的。他认为,俄国农村的二千五百万小农户是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新政策在农村中催生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正在加剧。他说:“(新经济政策)没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在实际上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长此下去,国内的阶级关系可能发生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逆转,农村和军队里的党组织“有被富农渗透的危险”,“这是反革命可能胜利的征兆”,以至于“现在有工人阶级专政被推翻的危险”。进一步,他评估了由新经济政策通往社会主义的难度:“我没有任何的理论的或政治的根据来设想我们和农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要比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更加容易些。”这就意味着,与其为了遥不可及的“一国社会主义”去忍受党被资本主义(主要是农民)日渐侵蚀的后果,倒不如冒一把险、与欧洲无产阶级一起推动世界革命。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意义已被完全否定。在此基础上,托洛茨基提出以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限制个体农民经济、大量剥夺农民和私人工商业收益的措施来提早消灭俄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遏制“资本主义复辟”的同时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举例来说,在1927年他提交给党的“十五大”的提纲中,他主张将对私人工商业征收的税额由原有的五千万卢布提高到一亿五千万到二亿卢布,并对农村中人口10%的富裕农民一次性征借一亿五千万至二亿普特粮食,剥夺幅度大的惊人。

不过,托洛茨基对农民的看法是十分片面的,他只看到农民作为小私有者落后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因而低估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性,以至于做出脱离实际的判断。当时的俄共中央认为,工农联盟是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在当时的国内危机下,只有满足农民的要求,才能巩固工农联盟、稳定政治局势,进而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铺平道路。列宁曾说:“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对农民要求的让步虽然减缓了社会主义的前进速度,却能使全国群众更能团结在党的周围,“整个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此外,新经济政策虽然在农村发展了一些富农经济,但苏俄农村的基本发展趋向仍是中农化,“国家运用财政、税收、信贷等各种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助农村贫农和中农阶层”,“贫农有了减少,其中一部分无产阶级化,大部分上升为中农;富农经济也确实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始终是处于苏维埃政权的监督和限制之下的【注:引自李显荣《托洛茨基评传》】。”可见,托洛茨基对新经济政策过于倾斜于富农的担忧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在新经济政策推行的第五个年头即1925年,俄国的谷物播种面积已比1921年增加了两千一百一十万公顷(即增长24%),俄国的粮食年产量比1920年增加了十七亿普特(即增长60%),农村经济得到巨大恢复。

七、挑起党内民主大讨论

新经济政策推行第四年的1924年是个多事之秋,列宁在这一年病重逝世了。围绕列宁走后权力格局的政治斗争便成为前后几年中党内高层关注的焦点。首先是1922年3月27至4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十一大”),列宁出席了该次大会并作了政治报告,这也成为列宁最后一次亲自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二十七名中央委员及十九名候补中央委员,并选出了由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七人组成的新一届政治局。虽然托洛茨基仍然入选政治局委员,但在总计四十六名正式或候补的中央委员中支持他的仅有六人,这将使他在党内高层的表决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更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就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4月3日),斯大林当选了俄共中央新设立的“总书记”一职,作为书记处总负责人来协调党内各部门间的工作。这一任命无疑是由中央全会多数人表决通过、并经过列宁批准的。到了1922年5月,列宁健康恶化,脱离工作,党内重大事务便由其他政治局委员裁决。由于托洛茨基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有矛盾,他在政治局中实际已被边缘化。但在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派并没有对托洛茨基发起公开斗争,双方相安无事。

1923年4月俄共“十二大”闭幕后不久,俄国国内的建设遇到了一些问题:经济上,出现了卢布贬值、商品积压、部分工厂工人闹事的现象;政治上,党内民主的不健全和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开始表露出来【注:列宁在1923年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书中写道:“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挑起了新一轮党内争论,矛头直指以斯大林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数派。他在1923年10月8日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认为党的机关已经普遍“官僚化”、“脱离群众”,并认为和平时期的党内民主氛围还比不上内战期间好。几天后的10月15日,托洛茨基又集结一帮支持者在他家中拟定了一份给党中央的公开声明,共四十六人签署(其中不少是当时党和苏维埃的高级干部),史称“四十六人声明”。该声明将苏联的党内状况描绘地一团漆黑,说“党内的自由讨论实际上已经消失,党的舆论窒息了”,现行的制度正在“用一个特选的官僚机构来代替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也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正变成书记阶层的执行结构”,广大党员和群众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党的中央和地方机关的监督能力,并认为国家正在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可能发生剧烈动荡。这些结论无疑是夸大其词并带有蛊惑性质的。

这份“触目惊心”的声明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0月25日至27日,莫斯科举行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全会决议认为,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经受严重挫折的关头【注:当时西欧各国的革命普遍遭遇失败,运动转向低潮,国际形势对苏联十分不利】挑起党内争论是一个政治错误,并且这一举措很可能通往派别分裂活动(“托洛茨基所选择的办法是走向派别集团的信号...不管签署这个声明的人的本意如何,这个政策是带有派别分裂性质的”)。尽管莫斯科全会对“四十六人声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俄共中央并没有制止对党内民主问题的讨论,反而应不少党组织的要求,鼓励党员发表意见。自1923年11月中旬到12月初,《真理报》陆续刊载了多篇讨论党内民主问题的文章,其中既有托洛茨基反对者的文章,也有托洛茨基支持者的文章。其中,不少党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对加强党的建设很有帮助。到12月5日,俄共中央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做出决议,肯定了此次讨论的意义。

可见,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派在处理“四十六人声明”时的做法是较为妥善的:既严厉回击了托洛茨基等人夸大事实、抹黑党内现状的行为,又肯定了托洛茨基所提出“党内民主”问题的重要性,并开放党员进行讨论,最终通过全党讨论加强党内团结和促进党的成长。但是,托洛茨基认为,12月5日决议的通过是少数派向政治局施压的结果,是“四十六人声明”的胜利,这表示他和支持者们可以继续进行派别活动。很快,他起草了一份少数派的新文件《给党的会议的信》(又称《新方针》)并于12月8日在莫斯科一个区党组织的会议上进行了宣读,文件随后又被广泛散发到其他党组织中去。《新方针》在“四十六人声明”的基调上对党内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评,认为党内的官僚主义已经普遍到使党有陷入绝境的危险。此外,《新方针》将青年党员与老干部对立起来,认为“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是党内生气勃勃的革命力量;而老干部们则已经日渐衰朽、意志衰退,局部地甚至完全蜕化为官僚主义者,“不知不觉地成为机关官僚主义的最完备的体现者”。这一将“老近卫军”与“新近卫军”对立起来的论调并不仅是认识问题,观点背后的意图是:通过拉拢青年人来扩大自己的支持者,从而为在党内与“老干部集团”(政治局多数派)进行斗争争取优势(最根本的目的则是通过“清理官僚主义者”来撤换党的领导人,由自己及支持者上台掌权)。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试图将老干部与青年人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在党内制造和扩大分裂。因而,是发展自己的派别并脱离党的统一领导。《新方针》发表后,除了在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中获得了较大支持外,遭到了党内老布尔什维克和广大党员的一致抨击和抵制【注:以莫斯科各党组织为例,除了高等学校支部中有三个二个支部支持中央而有四十个支部支持反对派——即反对派观点占据优势,其他如各军队支部、各工厂支部、各苏维埃机关支部中反对派意见均没有占据多数。这表明托洛茨基的观点在党内整体是孤立的,但能引起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鸣】。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党的领导人也开始发表文章质询托洛茨基。1924年1月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对由《新方针》挑起的争论作了总结。大会严厉谴责了《新方针》的观点并揭露了托洛茨基等人在党内进行派别分裂活动的图谋,指出“反对派公然违背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禁止在党内成立派别组织的决定。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认为党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而反对派则以自己的观点代替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他们认为,党是各种各样的流派和派别组织的总和。”

八、列宁的《政治遗嘱》

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列宁因病去世,享年54岁。列宁的去世使俄共(布)党内的斗争更加公开化和尖锐化。就在列宁去世的第二天,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紧急中央全会发布了《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宣布列宁生前担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由李可夫接替,而列宁的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则由加米涅夫接替,没有涉及托洛茨基的任何安排【注:列宁逝世前后托洛茨基正在南高加索地区疗养,因此此次中央全会是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随后,俄共(布)中央又派出一支调查团考察革命军事委员会对苏联武装力量的领导情况,随即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副手斯克梁斯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改由红军名将伏龙芝担任。此举大大削弱了托洛茨基在军事部门中的权力,他的政治地位也进一步下降。不久后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十三大”)上(5月23日至31日举行),托洛茨基没有被安排做任何重要报告,仅以普通代表身份在会上发言。他的态度也明显和缓,表示要服从于党内团结,说“我们中间谁也不想而且也不能当一个反党有理的人”,“只有同党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提供实现正义的其他道路。”这一发言被季诺维也夫讥为“议会式”的言不由衷的。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十三大开幕前夕的5月18日,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向中央递交了列宁的《遗嘱》,《遗嘱》在5月21日的中央全会上由加米涅夫宣读,并在23日的代表大会上公布。《遗嘱》的政治目标之一是防止党的分裂(特别是高层领导之间的分裂),提出通过大量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来加强对政治局的监督,同时增强党内团结和党的稳定性。此外,《遗嘱》对四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两位中央委员(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的优缺点做出了评价,其中,对季、加、布、皮四人均在肯定他们工作才能的同时提示他们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可能是靠不住的、难堪大用,而对托、斯二人则予以了特别的评价。《遗嘱》认为,托、斯二人的不和可能对党是否发生分裂产生关键性影响,“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显然,列宁既明白在当时的中央委员里只有托、斯才是能对全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领袖,也清楚地知道二人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遗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而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归结起来,《遗嘱》对托洛茨基先论其优点,再论其缺点,又格外强调其“杰出的才能”,但是并没有对他所应担任的职务做出建议;而对斯大林,没有讨论他的优点,反倒着重提示了他所具有的各项缺点——(可能)用权不谨慎、个性粗暴、不够耐心、行事任性等等,并特别建议让另一个人来担任总书记。《遗嘱》里的这段评价很自然地被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用来反对斯大林,托洛茨基本人则表示,《遗嘱》期望由他来代替斯大林成为党的领导人,“毫无疑问,他(指列宁)立此遗嘱,就是为了便于我进行领导工作。”然而,在列宁的原话里,这个代替斯大林的“另一个人”不过是在性格、作风方面优于斯大林而已,其他方面(如立场、思想、能力、素质等)均和斯大林一样【注:这反倒说明列宁对斯大林除性格和作风外其他方面的表现都很满意;注意揣摩“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句话(此句的另一种翻译为“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个“斯大林2.0”,斯大林的升级优化版,但绝不是托洛茨基。在这个意义上,《遗嘱》点评托、斯的用意在于:斯大林仍然是政治局委员里最有资格的领导人,但他在性格和作风上有严重的缺陷,这一缺陷很可能使他做不好党内的团结工作,特别是处理不好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托洛茨基又是才能出众、在党内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而这或许将导致党的分裂;为了巩固党内团结,最好能找到一个在性格和作风上优于斯大林的人来当总书记,这样就能较好地处理与托洛茨基的团结问题了(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遗嘱》没有提到对托洛茨基进行职务调动,因为他不需要被调动)。

但是《遗嘱》的困境在于,如果短时间内找不到这样的“另一个人”,那就只能继续由斯大林担任最高领导,这也成为了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处理方案: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建议,让斯大林留任总书记;全体表决后,除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等少数几人反对,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同意斯大林留任——因为虽然斯大林有着诸多缺点,但他毕竟是一名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托则是1917年才突击加入),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还没有谁可以取代他。

九、发表《十月的教训》

在经历了自“十三大”以来“低调”的几个月后,托洛茨基终于在1924年9月重新掀起了党内争论。在9月中旬,他写作并发表了自己总结十月革命经验的《十月的教训》一文,引起轩然大波。《十月的教训》一方面过分夸大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将起义的胜利归功于他自己;另一方面点名批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将季、加二人在1917年间办事不力的一些陈年老账都翻了出来,指责他们犯了右倾错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立即遭到了政治局多数派的反对,党内斗争迅速激化。围绕《十月的教训》所展开的争论,加米涅夫首先于10月18日做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报告,认为托的文章“是为反党分子服务”,“用非常巧妙的、然而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和事实相反的方式叙述从2月开始到整个10月的全部事件”;季诺维也夫随后在《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一文批驳了托的观点;斯大林则写作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等文章,在澄清史实的同时特别指出托的新著企图恢复很早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并认为“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敢作为好战力量来反对列宁主义,它宁愿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进行活动”(用中国的话说,这个评价意味着《十月的教训》就是一篇反列宁主义的“大毒草”)。布哈林也以《真理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焉能不写十月的历史》一文,谴责托洛茨基篡改历史的行为。从1924年11月至1925年1月,在各类党的报刊和党的会议上公开批判托洛茨基的还有布勃诺夫、克鲁普斯卡娅、捷尔任斯基、米高扬、基洛夫、伏龙芝、库西宁和柯拉罗夫等党的领导人和活动家。一向自负的托洛茨基万万没有料到《十月的教训》的发表,竟使自己受到全党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批判。

1925年1月,党的中央全会通过决议,保留托洛茨基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但解除其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的任职(后来由伏龙芝接替);同时责令他在行动上而非口头上服从党的纪律。这使托洛茨基丧失了手中最后的军权,成为无实际权力的“挂名”委员,其政治声望也迅速下降。几个月间,他都默默无闻、很少露面。到了1925年5月,他被重新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显然,俄共中央的意图是希望他能在这些技术行政职务上“发挥余热”,不再煽风点火、制造矛盾。

十、“托-季联盟”反党活动的失败

在1925年托洛茨基遭“贬官”后,党内高层斗争又出现了新的动向。这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始结成联盟,密谋反对斯大林,史称“新反对派”。新反对派同样从“左”的角度抨击党的政策,认为自1921年后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使社会主义不断退却的政策,苏联的国营工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而非社会主义性质,并指责斯大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权力过大,要求改组书记处为纯粹的技术机关。双方的斗争在1925年1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十四大”)上爆发出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尖锐地批评斯大林,而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中央委员则予以了坚决的回击。最终,新反对派在会议上失败,大会解除了季诺维也夫的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职务及加米涅夫的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职务,并批准了多数派提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十四大后,遭遇失败的新反对派分子声明不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开始秘密联络昔日的宿敌托洛茨基,希望能联合“老反对派”一起对抗斯大林【注:此举一方面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季诺维也夫等人政治上的无原则性。这说明在列宁逝世后的联共(布)党内斗争中,既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也有个人权力斗争的因素】。双方的联盟在1926年4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正式确立,双方由从前的相互攻击和谩骂转变为彼此谅解和宽容,托洛茨基也就《十月的教训》向季、加二人认错。

从1926年夏季开始,“托-季联盟”分子不顾十大通过的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在苏联各地举行公开或秘密的聚会,并在多个城市的党组织中建立地下派别小组。在这个势头之下,从前的派别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中的一些成员也纷纷加入新的反对派同盟“托-季联盟”中,他们在各地散发秘密文件并召开秘密会议。1926年7月,就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召开之际,新反对派同盟抛出了公开文件“十三人声明”,高呼“反对官僚主义”的口号向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进攻【注:“十三人声明”甚至还争取到了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的签署,但克鲁普斯卡娅后来发现了错误,声明退出】。

总的来说,“托-季联盟”持极左立场,围绕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对农民的政策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与多数派进行争论【注:具体观点几乎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再表述,这里不再赘述。季、加在此时几乎全盘认同了托洛茨基的理论】。斯大林等人则在争论中重申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农村经济的正确性,并捍卫了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随着多数党组织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季联盟的派别活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感到了来自党内的巨大压力,形势对他们不利,他们被迫转变策略,于10月16日发表了态度缓和的“六人声明”,表示愿意服从党的决议,放弃派别活动,与多数派达成一致。但是鉴于托、季等人以往的行为,联共(布)中央已经不再轻易相信他们“放弃派别活动”的保证。斯大林说:“收缩自己的派别活动,因为如今时机对他们‘不利’...他们是意存观望,等待‘良机’,以便积蓄力量后一有可能就重新反对党,这一点丝毫也不用怀疑。”于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中央委员决定,不同反对派和解,而是继续以压倒性优势进攻。1926年10月23日,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被免除,加上7月份已被免去政治局委员的季诺维也夫,至此托、季、加三人均被踢出了政治局。随后,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作了《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对托-季联盟进行了全面批判。新反对派的活动暂时偃旗息鼓了。

到了1927年上半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英苏关系恶化,英国拉拢法德从外交上孤立苏联,另一方面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在此情形下,反对派重新组织起来,借着追究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于5月发表“八十四人声明”,抨击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国革命上的错误并指责斯大林等人的国内政策正在把苏联引向深渊。到了1927年11月即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反对派对中央的进攻更加激烈,除了继续提出自己的政纲以与中央路线相对抗外,还大量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公开散发反对党中央的政治传单,向中央施加压力。11月7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街头出现了两支完全不同的游行队伍:一支是苏联党和政府组织的庆祝十月革命的群众游行,另一支是反对派分子组织的反对党中央的政治游行,双方在街头相互对峙、各自行进,而在后者的队伍中还喊出了“托洛茨基万岁”、“季诺维也夫万岁”的口号并抬出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画像【注:反对派的游行队伍中还有一位中国青年名叫蒋经国,他当时正在莫斯科学习,俄文名叫“叶里扎罗夫”】。这次游行事件严重违反了党章党规,直接导致了11月14日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五大”)上,党中央在斯大林的主持下做出了将反对派分子“赶出党”的决议,包括加米涅夫在内的共计七十五名反对派骨干成员被一道开除党籍。这次大会宣布党中央与反对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到政治纲领和道路上的分歧,反对派已经走上了反苏维埃的道路。这个结论相当于给反对派纲领在政治上判了死刑。大批骨干被开除也使反对派在组织上彻底瓦解(除非他们能建立第二政党,否则在苏共党内进行组织活动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托-季联盟彻底失败。

十一、在异国他乡的最后岁月

十五大闭幕后,一些被开除党籍的反对派成员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要求恢复他们的党籍。为此,党中央提出,凡是在组织上与旧派别彻底切断联系、在思想上彻底清算派别思想,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表示毫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议的反对派成员,可以在经过半年的考察期后,重新吸收入党。这样,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内的许多反对派成员都在1928年重新获得了党员身份。而托洛茨基和他的一些坚定的支持者拒不承认错误、坚持反对派立场,因此被苏联政府逮捕。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判处流放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但是到达流放地的托洛茨基并没有停止政治活动,他通过自己的儿子谢多夫与全国各地的支持者进行联系,甚至写作了十万字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一书提交1928年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希望获得参加共产国际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同情【注:这一举措实际上收到了效果。美国共产党代表坎农和加拿大共产党代表斯辟克托尔等人便在这次会议上成为托洛茨基主张的信奉者,他们将《对根本原则的批判》秘密带回国内加以传播。坎农后来创办的《斗争》杂志,就成为英语国家里宣传托派观点的主要刊物】。

托洛茨基的“不安分”使他再次遭到了被驱逐的命运,这一次是被逐出苏联国境。1929年2月,托洛茨基全家几经辗转来到了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起先住在苏联领事馆,后来住在一个岛屿上的寓所内。在土耳其期间,托洛茨基依然坚持与国内的反对派成员进行联系,并试图在国际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创办了刊物《反对派通报》,在柏林、苏黎世、纽约等地出版,并通过各种渠道秘密送往苏联国内。《反对派通报》大肆攻击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引起后者不满。1932年2月,苏联政府发出通令剥夺了托洛茨基及其家人的苏联公民身份。托洛茨基在土耳其还写成了总结其思想的《我的生平》(1929年)、《不断革命》(1929年)、《苏联的发展问题》(1931年)和《俄国革命史》(1931-1932年)等著作,其中《俄国革命史》有三卷共一百万字,充满了对自己在俄国革命中作用的抬高和溢美之辞。

自1929年开始,托洛茨基开始在各国工人政党中寻求自己的支持者,并提出“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政治联系”的构想。1930年4月,一些托派组织的代表在巴黎举行了所谓“第一次国际会议”,宣布成立“国际左翼反对派”——“共产主义联盟”。这次会议还产生了一个托派国际中心,后来成为托派国级的书记处。1933年7月,托洛茨基在向支持者发出的信中说:“必须成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国际...要求反对派重新回到正式的党内,都是空想和反动的”。1934年7月,托派的刊物《新国际》创办,该刊在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对苏联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大肆污蔑,指责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是苏联向民族主义蜕化变质的表现,说苏联在三十年代已经“从无产阶级专政退到了资产阶级的专政”,以至于“一场政治革命已变得不可避免。”1938年9月,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在巴黎召开,总计有代表十一个国家的托派组织的二十一个代表出席,会议确定了第四国际又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通过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纲领,正式打出旗帜与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对抗。托洛茨基鼓吹说,第四国际的纲领将在以后的十年内“为千百万人所信奉,而这革命的千百万人将夺取整个世界。”第四国际的建立破坏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给相当多国家的工人政党带来了工作上的麻烦;而各国托派以“左”的面目出现,并用超革命的词句来迷惑工人群众,也使不少国家的工人运动发生了指导思想上的混乱,以至于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因此,托在三十年代中期建立起的所谓第四国际便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错误。

1933年,托洛茨基以治病为由获得了去往法国的签证,从此获得了在法国的短暂停留。在法国期间,他写成了《苏联和第四国际》(1933年)一书。1935年6月,他离开法国前往挪威,并在挪威开始了其名著《被背叛了的革命》的写作。此书于1936年8月完成,分十一章,因站在反苏、反斯大林的立场上,受到各国托派分子广泛推崇。1936年12月,受苏联国内政治空气的影响,挪威当局决定不再收留托洛茨基。此时,大洋彼岸的墨西哥表示愿意为托提供避难所。1937年1月,托洛茨基一家来到墨西哥定居。在墨西哥期间,托洛茨基开始写作《斯大林评传》,该书把斯大林比作马基雅维利,竭力丑化斯大林的形象,说他是“专制君主”、“亚细亚暴君”、“成吉思汗”、“虐待狂”,说他是一个对革命没有做出贡献而专门靠玩弄权术起家的人。这本书直到托洛茨基去世也没有完全写就,最后一些未定稿的章节由该书英文版编者查尔斯·马拉莫斯加工整理,与托本人定稿的部分合编成书,在他死后出版。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住宅内被西班牙人拉蒙·梅尔卡德用冰斧猛击头部,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次日(8月21日)去世,终年六十岁。

篇末总结

1917年“七月事件”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彻底暴露了反革命的面目,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托洛茨基被判处“德国奸细”罪并被捕入狱。在党的六大上,他不仅被吸收为布尔什维克,而且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从此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出狱后,他经列宁提名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并在随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站在列宁一边,获得了列宁的好评。

在十月革命准备和进行的过程中,托洛茨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系列的起义组织工作都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但是革命之所以胜利的关键原因还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

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当选新政权的外交人民委员,随后领导了苏联与德国的停战谈判。列宁等人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签订和约,结束战争;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主张继续进行“革命战争”;托洛茨基则提出“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的“不战不和”方案。“不战不和”方案使苏俄错过了德国最后通牒规定的期限,德国向苏俄重新发起进攻,最终迫使苏俄接受更加严酷的条件来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托洛茨基在谈判结束后辞去了外交人民委员职务。

1918年3月,为应对未来的战争威胁,新政权建立了“最高军事委员会”筹办创建正规红军的工作,托洛茨基被委任为该委员会主席,从此获得了对苏维埃军事力量的领导权。随后进入了残酷的三年国内战争时期,托洛茨基协同其他军官指挥红军与国内沙皇叛军及国际干涉部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争,最终于1920年取得基本胜利。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托洛茨基与列宁、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思想分歧逐渐暴露,而托洛茨基也调动自己的支持者们向党内多数派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产生了一次次争论和一波波派别活动:

首先是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3月的工会问题大讨论。托洛茨基提出了劳动军事化和“整刷工会”的主张,先后与托姆斯基、季诺维也夫、列宁、斯大林等人发生冲突;

其次是从1921年开始的对“新经济政策”的争论。托洛茨基的态度由起初的接受转向后期的反对。在他看来,新经济政策对农民的让步措施是过右的,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俄国的发展壮大,进而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他由此提出大量剥夺农民和私人工商业的手段来消灭俄国的资本主义成分。

随后是1922年的十一大选出了新一届领导班子,托洛茨基虽然入选政治局但在党内高层中明显孤立,斯大林则在会后就任了新设立的“总书记”一职,位高权重。双方的矛盾开始加剧。

1923年,俄国国内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问题,托洛茨基趁机给中央写信指责党的机关已经普遍官僚化。接着他又与支持者抛出了著名的“四十六人声明”,将苏联的党内状况描绘地一团漆黑。党的会议随即对这一行为进行了批评,并发起了一场民主问题大讨论。

1923年底,托洛茨基又写作了少数派的纲领性文件《新方针》,在党内广泛散发。该文件除在青年学生中获得较大支持外,遭到了党内老布尔什维克和广大党员的一致抨击。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特别谴责了托洛茨基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的行为。

1924年列宁逝世,党内斗争尖锐化。托洛茨基军权受到削弱,而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该年9月,托洛茨基抛出重磅文章《十月的教训》,重新挑起党内争论。在全党范围声势浩大的批判下,托洛茨基于1925年1月被解除军职,后又担任了一些技术行政职务,其政治活动暂时沉寂。

不久后,随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形成和受挫,“新反对派”开始寻求与托洛茨基的和解与合作,双方最终在1926年结成“托-季联盟”。联盟随后以政治上反对官僚主义、经济上反对一国社会主义为号召,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中开展派别活动,宣传反对派思想。1926年10月,反对派遭遇重大失败,托、季、加三人均被踢出政治局。

1927年上半年,国际形势的发展对苏联不利,反对派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发表追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领导责任的“八十四人声明”,攻击中央路线。而在11月的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中,反对派的政治宣誓达到了顶点,两支不同的游行队伍在街头对峙。12月,多数派在十五大上发起致命一击,七十五名反对派骨干被开除出党,“托-季联盟”彻底失败。

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悔改认错后,托洛茨基始终坚持反对派立场,继续与多数派斗争,最终于1928年被流放阿拉木图。因继续从事反对中央的活动,他在1929年被驱逐出境,先后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停留和辗转,最终来到墨西哥定居。

在流亡海外期间,他陆续撰写了一系列反苏、反斯大林的文章著作,并开始筹划成立第四国际。1938年9月,第四国际在巴黎成立,托洛茨基为它起草了纲领。

1940年8月,托洛茨基被人杀害,终年60岁。

大事年表(38-60岁)

1917年

7月,被临时政府以“德国奸细”罪逮捕

9月,重新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10月,进入政治局;参与十月革命的组织工作;当选新政权外交人民委员

12月,作为苏俄代表与德国谈判

1918年

2月,发表拒签声明

3月,接受条件更为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辞去外交人民委员;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

8月,乘专列赴伏尔加河前线指挥作战;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0年

11月,发起对工会问题的争论

12月,发表《工会的作用及任务》一书

1921年:发起对“新经济政策”的争论

1922年:3月,再次入选政治局委员,但在高层中处于少数派地位

1923年

10月,挑起新一轮党内争论,抛出“四十六人声明”

12月,起草反对派文件《新方针》并在党内散发

1924年:9月,发表《十月的教训》,重新挑起党内争论

1925年

1月,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5月,被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26年

4月,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反对派同盟,史称“托-季联盟”

7月,抛出文件“十三人声明”,与多数派进行争论

10月,发表“六人声明”;被免除政治局委员职务

1927年

5月,发表“八十四人声明”,再次向党内多数派发起争论

11月,组织反对斯大林和中央路线的游行;被开除党籍

1928年

1月,流放阿拉木图

8月,写作《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对根本原则的批判)》提交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宣传自己的主张

1929年

2月,被驱逐出苏联国境,来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

7月,创办了刊物《反对派通报》,秘密送往苏联国内

9月,完成《我的生平》一书

11月,完成《不断革命》一书

1932年

2月,被剥夺苏联公民权

5月,完成《俄国革命史》一书

1933年:7月,移居法国

1934年:7月,创办了刊物《新国际》,为建立第四国际做准备

1935年:6月,移居挪威

1936年:8月,完成《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

1937年:1月,移居墨西哥

1938年:9月,为正式成立的第四国际起草纲领

1940年:8月,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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