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瘟疫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对各国的抗疫模式进行国际比较是必要的。随着国内疫情的好转、国外疫情的日趋严峻，批评甚至嘲笑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日益成为的主流声音。国人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上和比下都是必要的，比下（俗称比烂）可以揭露一些发达国家在平日的光鲜之下掩盖着的缺陷。但仅仅比下是不够的，不能使人进步，也不足以说明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既然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就应该“比上”，即和表现较好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比，这样才更有说服力，也更能推动工作改进。否则，沉迷于比下所产生的优越性之中，忘了曾经付出的巨大的代价，忘了需要改进的方向，并不是一件好事。
本文介绍了韩国是如何在没有采取全国性强制封锁措施的条件下取得抗疫斗争的优良成绩的。大量及时且方便快捷的检测、相对完善的国民健康保险、信息的充分涌流以及韩国传统的将公共需求置于个人之上的做法都是关键因素。在此过程中，韩国政府也及时响应了社会的呼声，调整了完全披露患者个人详细信息的做法。相信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2020年3月，卫生工作人员在韩国首尔的路边服务测试中心和一名司机交谈。（埃德·琼斯/法新社通过盖蒂图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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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在关于被认为是Covid-19的危险的新型冠状病毒迅速传播的国会简报发布后，CNN的《午间新闻》上赫然出现一排字幕：“卫生官员告诉议员，美国只有一万一千人接受了病毒检测，而韩国仅一天就要检测约一万人，”明显很震惊的主持人吉姆·西奥托（Jim Sciutto）和波比·哈洛（Poppy Harlow）要求政客们做出解释时说道。
事实上，确切的数字甚至更高。“韩国平均每天检测一万两千名病人，这个数字大概是美国过去两周检测的总和，”洛杉矶时报3月14日报道。从1月3日韩国第一次报道该病毒的确诊病例时起，截止到此时，文在寅政府已经完成了274504人的检测。
正如在来自韩国时报的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很多检测是居民在他们的汽车上就能完成的，因此还得到了韩国人民的高度赞扬。“这种路边服务检测迅速、有创造性和创新性、免费、而且可以保护所有人。”拥有美国和韩国双重国籍的作家兼摄影师布伦达·派克·桑尼（Brenda Paik Sunoo）在济州岛的电话采访中对《国家报》说。
来自旧金山湾区，几年前退休到济州的顺野（Sunoo）说，当地药店也早已为韩国人民准备好了口罩。“我们一周可以领到两个”，她说，根据“出生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字”进行分配。对比之下，口罩在美国早已短缺，而且全美的商店都已售罄。
在三月份的那天，CNN上播出了类似的统计数据和轶事之后，韩国立即成为当天最热门的话题。紧紧盯着电视的美国人震惊地意识到，美国政府严重落后于这样一个经常被描绘成其民主和经济体系、甚至是它的存在都要归功于美国的恩惠的国家。
麦斯汀·沃特斯（Maxine Waters）代表于3月16日发布推文称，对比韩国巨大的检测数量，“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美国只检测了14000人，令人羞耻、失望和悲伤。”
“韩国已经证明新冠肺炎（COVID19）是可控的”，著名的健康科学作家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在推特上补充说道，他指出韩国已将二月底的每天909个新病例降低到3月16日的每天仅74个新病例。“他们是怎样取得如此显著的结果的呢？检测，检测，还是检测。”
对比是非常惊人的，根据路透社发布的调查，韩国和美国的卫生机构在一月底的同一天确诊了他们的首个冠状病毒的病例。七周之后，韩国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已经检测了其5100万人口中的近30万人，然而美国“甚至无法满足检测要求，”3.3亿人口中仅检测了六万人，路透社报道。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护理学助理教授，UCI传染病科学计划负责人Sanghyuk Shin告诉《国家报》记者，韩国迅速推出其测试至关重要，因为在传染病爆发情况下“速度至上”。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延误时间越长，死亡率越高，公共卫生应对就更加困难。”
Shin补充说，“韩国很早就开始作出反应，这对于阻碍冠状病毒的传播极为重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推出检测的缓慢速度大大束缚了我们该减慢病毒传播的能力，现在，美国显然已经有了广泛的社区传播。”Shin出生于首尔，但自8岁起就住在美国，在这里长大。
韩国的很多检测是在全国各地的路边服务中心进行的，任何有需求的居民都可以免费获得检测，他们能在6到12小时之内以文件或电子邮件的形式获得检测结果。此外，自2月初以来，检测工具已经提供给了“前线”的私立医院和筛查诊所。随着该计划的消息传开，韩国官员解释说，他们的模式可以在世界各地复制。
“通过对冠状病毒COVID-19的快速诊断，我们已经能够最小化其传播，并提供快速的治疗，使死亡率保持较低。”韩国外交部长姜京和曾向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我希望韩国的经验和方法不仅能使其他国家受益，而且能引起为应对下一次[病毒爆发]的更广泛的国际合作。”
但是这些新闻和姜的提议在白宫都不受欢迎，特朗普总统一直在白宫主持以错误的信息、彻头彻尾的谎言、对病毒起源的种族主义描述为特征的每日简报，以及不可思议的防御延伸（他的大部分言论在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上被重复和放大）。他一次又一次地淡化朝鲜核试验——以及进行核试验的必要性——并吹嘘他的方法是优越的。
“是的，我们可以做到。”他在3月7日访问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时回答了有关韩国检测计划的问题。但是，像往常一样，他错误地声称韩国只是在“做样本”，“这并不像我们所做的那样有效”。
一周后，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再次低估了韩国的成绩。特朗普对记者说：“我注意到很多人在谈论韩国，因为他们一方面做得很好，但另一方面，一开始就有很多问题。”“他们有极大的问题和大量的死亡。”他甚至拒绝承认在此前强调过的文在寅政府的成功，当时他不遗余力地赞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监督日本东京“宏伟的”奥运场馆建设的行为。
特朗普谈及在与文在寅磋商朝鲜问题之前经常咨询的保守的安倍，“他做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工作，这项工作会让他非常自豪，”“对于日本及其首相来说，好事将会发生。”当然，在日本，安倍晋三因自己对冠状病毒的无所作为而受到严厉批评，许多分析人员现在认为原定于7月举行的奥运会可能会推迟到明年。而且，截至到3月18日，日本仅仅检测了约32000人，韩国的数字则大得多。
但是我采访过的韩国人称，检测只是文在寅政府抗击流行病成功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以及最令人赞赏的是韩国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它从1977年开始分阶段引进，当时朴正熙的专制政府为雇用500人以上的大公司强制执行了健康保险。
然后，在1989年，国家民主化之后，国民健康保险扩展到了全国。韩国学者李钟灿（Jong-Chan Lee）在2003年为《美国公共卫生杂志》撰文说：“在12年的时间里，韩国从私人自愿医疗保险变成了政府规定的全民保险。”
韩国居民列举了其他三个因素：依赖健康和传染病专家向公众传播日常信息；遍布全国的高速互联网和Wi-Fi的可用性，使通信变得容易；以及韩国传统的将公共需求置于个人之上的做法，这在亚洲许多国家都是相同的。
Sunoo告诉我，最后一个因素对于韩国人愿意对自己进行社会隔离至关重要，而在美国，这种做法实在是少得可怜。她说：“社会隔离一直是大众保护的主要武器。”“冠状病毒被遏制，是因为我们待在家里。与其说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如说是我们不想在社区中传播病毒。”
在一月下旬，Sunoo的丈夫，劳工教育家Jan Sunoo访问泰国回来后，在另一间公寓“自我隔离”了两个星期。“我们做出的每个决定都只有一个目标：不传播病毒。”她说，她最近一直在花费大量时间建议朋友和亲戚回家，以效仿韩国的榜样和警告。就像许多意大利人一样，忽视社会隔离准则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
文在寅总统决定让公共卫生官员成为政府的官方声音，这让韩国公众更加信服地遵守这些指导方针。与特朗普不同的是，随着危机的日益暴露，特朗普的阴谋满载的言论引起的是普遍的困惑和漠不关心，而文在寅则将公共舞台交给了前韩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郑恩京。
“自从韩国记录第一例COVID-19病例以来，韩国疾控中心（KCDCP）的郑（Jeong）博士每天向公众简报数小时，回答记者的问题，解释一切并详细说明下一步工作。”BBC首尔通讯员劳拉·比克（Laura Bicker）发推文补充说：“（她在那几周明显变老了）大量信息等于缩减恐慌。”
韩国疾控中心（KCDCP）和其他卫生机构每天都通过文本提供有关Covid-19患者的详细信息，包括他们去过何处以及可能在何处感染了病毒。即使病例数在3月中旬开始下降，政府也强烈建议民众进行社会疏离。
“高透明度，检测的有效性，医生和护士夜以继日的英雄主义行为，以及政府拒绝像中国一样发起军事式封锁，这一切将会被视为以民主方式处理此类危机的蓝图的一部分，”自2015年以来一直住在汉城的华盛顿州音乐家兼老师塞斯·马丁（Seth Martin）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国家报》。
但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韩国历史学家兼人权活动家盖恩·白克（Gayoon Baek）在首尔接受采访时对《国家报》表示：“我认为，政府对个人权利的关注不足，并在公开声明中完全披露了患者的个人详细信息，这对于阻止Covid-19病毒的传播是不必要的。”实际上，该国确实有大规模监视的历史，部分是其过去的威权主义的残余。
为回应这种批评，韩国疾控中心（KCDC）最近向地方政府发布了新指南，要求他们“不要发布具体的地址或工作场所名称，以保护患者的隐私”，进步的韩国日报报道称，“地方政府还被要求停止公开病人的旅行路线和他们去过的地方。”
这场危机开始之初也很艰难。2月，随着中国的传染达到顶峰，文在寅总统预测冠状病毒将“不久消失”并决定不关闭韩国与中国的边境，这激怒了许多韩国人。自从文在寅于2017年当选总统以来，一直准备谋杀他的右翼政客和团体甚至支持寻求弹劾他的线上请愿书，最终有超过一百万人签署。
但是，经过了早期的重重阻碍，随着文在寅政府对这场危机的控制，公众的愤怒逐渐减弱。
“在病毒爆发的初期，许多韩国人对他们的政府感到愤怒，”音乐家马丁（Martin）说道，她嫁给了一位韩国艺术家，居住在汉城的一个工人区。“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明显的是，韩国处于领先地位，而政府实际上做了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从而遏制了这种病毒，一方面没有放任自流，另一方面也没有陷入极权主义。”
“但是看到我们现在的处境，”他补充说，“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朋友和家人深感忧虑，从爱的人那里每天都会传来危险与对未来的恐惧之声。我们真的很幸运，在准备如此充分的条件下，在一个选择了进取与民主的立场的政府的保护下生活。”
我们谈话后的第二天，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出现在白宫，告诉美国人每天“成千上万”的冠状病毒检测在进行着。但是即使随着受病毒感染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美国的病例数量猛增，他仍然继续说：“如果您没有症状，就不需要进行检测。”他的此番告诫全然不顾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受病毒感染严重地区的卫生官员的建议。
截至3月19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已超过20万。其中，韩国当局称，他们有8652例病例，其中94人死亡，并进行了316664例检测。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了10442例病例，150例死亡病例和总计44872例检测结果——是韩国检测数字的七分之一。
对于两个交织历史超过七十年的国家而言，在处理这一历史上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的办法上的对比上再清楚不过了。
文章来源：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orld/coronavirus-south-korea-america/
作者︱蒂姆·索罗克（Tim Shorrock）
译者︱成蹊
校对︱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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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激流网翻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