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拜物教-激流网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旦经济不景气,统治集团就要收紧内外政策,开动国家机器,为自己的制度续命。国家就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功能,抓取更多的社会关系,把这些关系和自己绑在一块儿。上世纪的大萧条,分别催生了法西斯专政国家和美式新政,这些都是国家权力强化的表现。这样,国家就显得强大起来。对弱小而自卑的小生产者而言,对国家的崇拜和迷恋也就要泛滥了。十余年来,伴随着持续的世界经济低迷和逐渐逼近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国家崇拜渐渐占据了许多大脑,好像形成了一种宗教式的迷恋和信仰,姑且名之曰“国家拜物教”。

这种拜物教究竟从何而来?为什么声势浩大?它又将走向何方?试论如次:

普遍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塑造了市民社会。

孤僻是市民社会中市民的普遍心态。

与自然经济状态不同,商品经济形态催生了大量的小生产者。他们靠出售商品为生,但交易范围不广,因而视野狭窄。他们大多进行作坊生产,生产能力不足以支撑和维持雇佣关系,因而只能自食其力。他们看不见社会化大生产,只顾着自己的小本买卖,并时常受到大资本的挤压。但生产规模和交换的范围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他们往往将挫败归因于周边的竞争者。近处的他者都是敌人,社会充满敌意。临街的豆腐坊是本豆腐坊最大的敌人,善只能在家人那里,或者在远方。所以,一旦受挫,他们就只能回归家庭,在小生产的这个最后根据地里寻找些许慰藉。他们还要在幻想中寻找孤岛的意境,在鲁滨逊式的的简单封闭社会中幻想人生的满足。当然,如果有一个像星期五那样的邻人供自己支配,就更好了。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i]鲁滨逊的故事只是刚挣脱封建束缚的人们望见自由时的心境投射。在市民社会,人们发现,自己不再是家族的、领主的动物,却成了社会的动物。历史上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塑造了人的依赖关系,由此构成了过去的意识形式。这些顽固的意识形式烙在人的视网膜上,沉淀在人的骨髓里,就好像他的“本能”一样。没有了封建束缚,除了自由,他还感受到了孤独:

“鲁滨逊在岛上,孤孤单单的……”[ii]

他失去了组织,没有归属感,浑身不自在。四周的敌意和竞争加剧了这种不自在。

近代以来,国家恰好提供了这个虚幻的归属感。

旧时代留下的支配和畏惧使他们屈服于强权,新时代大资本的排挤和压榨,使他们幻想能够有一个正义的国家组织所谓公平合理的竞争,充当不偏不倚的裁判人。如果能够在所谓“民族的”对外扩张中分得一杯羹,入个关什么的,[c1] 便更是天大的好事了。

在古代中国百姓的观念里,大概是没有什么国家观念的。高高在上的是“朝廷”,是“官府”,是“官军”,是各路差役、老爷。差役和老爷大抵该是骄横跋扈的,总要骑在百姓身上,拿他们做牛马。缥缈的希望便只能寄托在遥远的朝廷那儿了。然而,朝廷隔得太远,所以只能被想象成“青天”,得“铁面无私”。铁面当然是必要的:必须板着个脸,否则便没有威严。各处道场里的神像,大多便是这副臭嘴脸。别看脸臭,收些好处还是可以的,只是必须为人消灾。所以,烧些纸、搞些糖瓜糊弄糊弄神仙老爷,都是能够换得些福报的。当然,神仙、福报和朝廷一样,都缥缈得很。

可是朝廷还是腆着脸提了个要求,叫做忠。这个忠,无疑是崇高的,但也因此是抽象的。忠是吃俸禄的人们的事情。食人俸禄,给人卖命,买卖公平。不事二主的关老爷和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满足了人们对“忠”的想象。然而,那是上流社会的事情,与民众无关。

在自然经济时代的欧洲,作为国家机构的,只是一个国王和他的仆从。这个王是领主的领主,其实也只是一个领主。相比于教会和封建领主,国家只是各种社会组织中离民众最远的那个。

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国家并不构成什么拜物教的对象,它只是一座遥远的小丘。

在重商主义时代,新兴的工商业阶级需要一个强大的武装集团,为他们的生意“保驾护航”。争夺殖民地,以直接掠取不义之财。国王和他的朝廷、军队在规模上最为合适。于是,在工商业阶级的帮助下,国王战胜了对大小封建主,完成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小封建主的削弱打开了国内市场,减轻了封建压迫和束缚,一切权力向王权集中。国家成为工商业阶级所需要的“必要的恶”,一个强大的存在。然而还不过瘾。资产者发现了国家的好处,便要把它完整地控制住,把它改造成“必要的善[iii]”,于是有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革命。

在夺取政权后,资产者在国家能力[iv]的加持下,更放开手脚地攫取社会财富,加剧了阶级矛盾。他们就需要充分地利用和改造国家机器,使之发挥作用。除了直接镇压之外,他们发现,国家有时候还可以作为镇静剂和兴奋剂,使小生产者丢掉反抗的念头,投入国家的怀抱,积极地为化身为国家利益的资产阶级私利而奋斗。

既然小生产者的视野狭窄,因而迷恋家庭,国家就一定要借用家庭和长辈的符号,或祖,或父,或母,或家庭,借助家庭伦理从精神上完成对小生产者的压制和支配。而这种压制和支配,实际上来自于控制国家机器的那个阶级。国家穿上了父母的服饰,威严地笑着。撕开它脸上的皮肤,则可以在僵硬的面部肌肉上看到暗暗的刺青:“统治阶级”。国家还要化身为家庭,强调“血浓于水”,构造出民族观念,以“血的联系”作为自己的化身和挡箭牌。

当国家掌握了传媒机器后,国家就成了叙事的主语:一切活动,都简化为国家的行动。一切矛盾冲突,都幻化为国家的冲突。国家为主语的叙事像板砖一样一块接一块地飞来,砸中了小生产者的头部,把脑髓砸出了花儿。这些砖块还把实质社会关系的表象砸得稀烂,使之越发模糊了。于是,小生产者心安理得地代入了豆腐坊或家庭之间的竞争,以此想象国家竞争,作为自己贫乏大脑理解世界的灵药。一切复杂的冲突,都简化为人际冲突:“某国被欺负了”“咱揍他们去”“就是瞅他不顺眼”“又认怂了”……

国家使小生产者有了崇高的话题,他们感觉到国家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小家庭,自己因此也沾了光,变得不再渺小自卑。在国家的崇高意象中,小生产者有了食用致幻蘑菇后的飘飘然之感:归属感。安全感。自豪感。

路边的宣传板上,胖乎乎的小女孩一板一眼地念道:“国、是、家”。屏幕里,浑厚的男声字正腔圆地宣称:“一个人不爱国……是很丢脸的。”总而言之,投入国家的怀抱吧!

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也在提高,工业品的生产走向了规模化和垄断,大量剩余人口只能沦为资本的奴仆和附庸,并被挡在垄断资本的体系之外,成为孤立的、在外的仆役,小生产在垄断的缝隙得以复苏,并体现为个体服务业;与此同时,大量附属于大企业的脑力劳动岗位被生产出来,作为垄断资本在体系内的附庸阶层,以及消化剩余人口的途径,他们被考核等内部竞争机制束缚着,彼此怀有敌意;社会资源的丰富,使供养人数较多的知识分子成为可能,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构造,这些脑力劳动者不得不孤立地进行智力活动,他们的工作状态因此是孤僻的,也是小生产的状态,他们还在传播上占据优势,易于扩散他们的小生产者情绪,影响社会的其他阶层;在竞争教育制度下,学生需要通过自身努力获取个人成功,他们也被刻意培养成了小生产者。总之,资本发现了小生产者对国家和强权的顺从,便不遗余力地将其他阶级训练成小生产者。或者说,只有那些刻意在精神上塑造小生产者的制度,才能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才会被资本主义社会奉若圭臬。

于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一面是大量小生产者被生产出来,一面是国家权力逐步增强,国家拜物教甚嚣尘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到了危机时,小生产者的境况更为险恶,他们渴求抓住任何一个强权,拉他一把,或者把国家想象成自己,以减低自己的挫败感。他们对国家的幻想也就像犯了毒瘾一样更加强烈一些。大资本也乐于释放压力,在叙事中抬高国家、民族的位置,增厚他们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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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话语是欺骗不了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反对的是虚妄的国家拜物教,但并不否认国家的真实存在。资产阶级国家是各国资产阶级攫取利益的工具,无产阶级深有体会:当日寇屠城时,我们感受到国家的存在,是因为敌国暴行的刺激,是国家对外职能的表现;而当蒋介石举起屠刀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家的存在,那是国家对内真实的职能所在。

在革命时代,由于资产阶级的组织以国家为其最高形式和最终形式,资产阶级国家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对象。以国家为范围开展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最主要的任务。不消灭资产阶级的旧国家,无产阶级就不能得到解放。当然,革命也可以突破国家的界限,使更多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解放。一旦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无产阶级就要将这个国家作为与资产阶级敌人继续斗争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保卫她,爱护她。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之所以感受到国家的存在,之所以爱国、珍惜国家,是因为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的。所以,当中国的无产阶级喊出“武装保卫苏维埃”的口号时,资产阶级敌人便要嘲笑他们。他们并不能理解,苏维埃是当时世界上无产阶级共同的祖国。

所以,在旧时代,我们可以说“无产阶级无祖国”。同样地,在新时代,哪里的革命获得胜利,哪里就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唯有联合起来,才能挣得自己的祖国。当然,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这个祖国也只是争取解放的学步车。在获得彻底解放后,人类终将站立起来,大步迈开,从而告别这台学步车,国家也就彻底地进入人类历史的博物馆了。

注释

[i]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ii] 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245页。

[iii] 张维为先生在布道中反复地宣称,“政府是必要的善”。

[iv] 王绍光先生近年醉心于国家能力之钻研,对如何评价与提升“国家能力”做了不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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