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激流网

《十年非梦》编辑说明

一、黄金海,生于 1935 年 5 月,因病于 2015 年 7 月去世。原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工人,1965 年曾被评为上海市五好工人。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海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运动,却因写了批评党支部的大字报而遭到有组织的围攻、打击,愤而造反,参加了发起成立上海“工总司”的活动,是筹建“工总司”的主要成员。“安亭事件”后,先后任“工总司”多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工总司”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主要成员,在稳固、发展“工总司”组织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8 年组建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时,黄金海受命组建进驻财贸系统的市工宣队第六办公室(六办)并任主要负责人,稍后又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任命为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继而任主要负责人。黄在掌管财贸系统的八年中坚持贯彻毛主席关于财贸工作的指示,积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虚心向财贸系统的干部职工学习,在市革会、市委的领导、支持下认真负责地做好交付给他的工作。

黄金海无论是在“工总司”总部工作时,或任职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时,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尤其是他不怕困难、好学上进,敢言、敢干、敢负责任,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工作能力。在上海文革运动涌现出来的工人新干部中,黄金海是位突出的、优秀的代表!

黄金海在上海文革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上海市革会常委,上海“工总司(工代会)”委员、五届上海总工会常委。1976 年 10 月,黄金海因参加文革运动的问题,先被“隔离审查”,又被逮捕关押,后以“反革命罪”判刑 15 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二、黄金海生前经几年的努力,撰写出自己的“回忆录”。

1.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口述史小组”的吴畅畅、白洪谭、施畅、戴亨辰、熊琦等同学一起把黄金海的“回忆录(原稿)”整理后转录成电子版文稿。

2. 黄金海去世后,佣耕先生对回忆录再次作了文字编辑、整理和史料充实等方面的工作。

3. 叶昌明和陈恩伯又在此基础上对回忆录作了最后的校核,形成这份《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在校核时,对原文稿的结构和主要内容基本保持了原状。校核中对存在的人名、地名和时间的错误,以及错字(词)作了订正;对不大通顺的语句、段落作了适当的修改、调整,前后重复的叙事作了些整合;有些引用的文章也作了适当的删节;这些都在文中直接改动了。对文中有些叙事认为需作必要说明的,或认为所叙有误的,则在其后以“【叶注:„】”、“【陈注:„】” 来说明,或提供其他有关资料。

4. 黄金海回忆录从“原稿”到如今的《十年非梦》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口述史小组”的同学和其指导老师们功不可抹,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佣耕先生对黄金海“回忆录”作了认真、细致的编辑整理,谨向佣耕先生致谢、致敬!

《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在最终完成过程中,也得到了叶昌明、陈恩伯、阳和平、李逊、许东杰和有关人士的支持、帮助,也特此致谢!

编者

新书推荐丨《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激流网晚年黄金海

秉笔直言  黄金十年 (代序)

父亲已谢世五年了,他一生为人真诚正直,为后人留下真实可信的历史,是他的心愿。这份回忆录,就是他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真实记录。我遵父嘱,请他的几位老友,对回忆录作了整理、校核和文字润泽。

回忆录简要回顾了父亲在新中国得到翻身解放的喜悦,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恩之情,以及他努力工作、学习的情景。重点叙述的则是他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诸多经历。这份回忆录是父亲对上海文革风云所作的部分实录,内中虽包含有他个人的感情色彩,也会有因见识不到处的局限性。但父亲在写回忆录时,一直坚持的态度就是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言、不编造、不虚夸。当然,因为父亲年老和缺少资料的关系,虽经多位长辈和学者的帮助,也难免仍有疏漏不足之处,欢迎知情者指正!

发表父亲的这份回忆录,既是实现了父亲的遗愿,也是对父亲谢世五周年的纪念!

借此,向关心和帮助回忆录的整理、发表的诸长辈、诸学者,谨深致感谢!

黄金海之子  黄肇敏

2019年12月20日

前言

问史哪得信如许,唯有实录奠根基。文革虽过去,历史将永存。若要教益后代,必须写作信史,唯有信史才是古今中外史家文化良心的基石。

我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见证人。我毫不讳言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与王洪文是亲密战友。在这场风暴中,我具有历史现场目击者、亲历者的“证人”身份,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之一。如今,我已年逾古稀,来日已少,必须在有生之年记下这段历史,以维系真实的历史。对待历史,如果只讲“正确”而不顾真实,正确也无从谈起。有些人说什么“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等,我认为都是无聊兼无奈的调侃。历史是以事实为灵魂的,而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的作用不能是为我所用,随意地翻锅盖。离开真实就没有历史,只能沦为欺蒙和愚弄后代子孙的东西。我曾经是上海市五好职工、中共党员,我坚信马列,认为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把信史留给后人,才不会愚弄子孙,才不会愧对历史与良知,才能真心从历史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基础的哲学。

曾经震动全中国亿万人民,震惊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历经整整十年,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而宣告终结,迄今已38年。对这段历史如何评价,国内外众说纷纭,各执褒贬。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党的《决议》形式“盖棺论定”:必须彻底否定,没有一点革命可言。但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与精髓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都不能做出颠扑不破的定论。更何况,在历史长河中要割断这么重要的十年,不是一个《决议》能办得到的,更不是某几位领导人几句话就能彻底否定得了的。检验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准仍然是实践。千秋功过,应由后代子孙来评定。任何历史总是承前启后、互为因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和结束,也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或者是某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有深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原因,是偶然存在于必然之中。现在有很多中外历史学家在撰写中国近、现(当)代史,而后代还会把我们的现(当)代史当中国近代史,对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加以记述和评论,会有不同的史观争论,见仁见智。仅凭一纸《决议》是不可能扼杀这种争论的,更不可能抹杀这段历史!

自1976年文革结束后,写文革史与文革人物传的出版物层出不穷,五花八门。有的确实是想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但这是极少数。无须讳言,即使这些作家也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制约,其持论不可能摆脱《决议》“彻底否定“ 的基调,对事实的选择、人物的描述自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并不奇怪,也是可以理解的。更多的文人墨客则是看准了商机,写“文革史”、文革“人物传记”,出版社争相出版,不仅可以捞取政治资本,经济上更可大捞一票,有多利可图。于是一些原来很有影响的作者纷纷改行写起了“文革史”和文革“人物传记”。如原来专写科幻小说的名作家叶永烈就写起了文革“人物传记”,原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负责人严家其也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大量初出茅庐的作者也争赶这一浪潮。

言为心声,但未必正确;史为实证,则必须真实,包括细节的真实。诚如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在评介《问史求信集》一书时指出的,要用“近距离观察的视角” 来 “寻找‘文革’历史的真相”,“对负面人物不随意泼脏水”,理清了许多模糊问题。

曾几何时,乃至现在,仍有一些报刊杂志不断登载一些涉及文革的作品,除了泼妇骂街般的以媚求荣外,内容上不仅歪曲历史、捏造事实、凭空虚构,而且还公然藐视《刑法》,用许多诋毁之词和下流内容,真名真姓地侮辱、诬陷他人,这些行为竟然没受到法律追究。拈举几例:

胡月伟《疯狂的上海》以写惊悚小说的手法胡编乱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情节,并以其阴暗淫秽的心态极尽夸张之能事,写得下流、无耻,不堪入目,而且其中人物几乎全是真姓实名。众所周知,上海在十年文革中从没发生过枪战武斗,但他捏造了一个王洪文、廖祖康(王洪文秘书)、陈阿大提着冲锋枪、机关枪冲“二兵团”枪战的情节,而且对耿金章(“二兵团”负责人,书中化名“郭子坤”,但注明是“二兵团”司令)的“娇妇”,一个舞蹈学校的演员,用钳子钳乳房,并且说该演员“怀孕八个月了”竟被用汽油活活烧死……

《疯狂的上海》还捏造了一个“惊天大案”:张春桥、徐景贤、游雪涛将“市直机关联络站”头头郭仁杰(书中改为柯仁俊)从七楼推下致死,并逼殡仪馆当即火化,以毁尸灭迹„„若真有此惨绝暴行,必难瞒天过海,却为何不见于张春桥、徐景贤、游雪涛的起诉书?值得一提的是,这则惊悚“大案”在该书刊发后,一天徐景贤家里(其时徐正在提篮桥上海市监狱服刑)突然来了一个青年,敲开门后从包里取出榔头、药水企图对其爱人葛蕴芳行凶。幸好徐景贤女婿也在,与之搏斗,该青年行凶未遂弃下凶器逃窜。这是否为郭仁杰报复?有关部门追查一番,最后不了了之。该小说出版于 1986 年 9 月,而新《刑法》于1980 年就生效了。新《刑法》中明文规定,对在押犯人也不允许加以诬陷,否则构成犯罪,应受法律追究。但写有这种诬陷文字的小说,不仅公然出版且无人追究!徐景贤在狱中曾请了律师欲起诉《疯狂的上海》作者,但又对律师要去作者和出版社所在省市调查的费用承受不了,徐无奈只好作罢。

小说作家曹大澄也不甘落后,在杂志上连载小说《黎明前的黑暗》。其中有段奇文说,王洪文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后,马天水设宴为其接风。酒过三巡,王洪文站起来,拿了一只高脚杯放在肩膀上,说:“陈阿大你拿枪对杯子打,我要是皱一下眉头,就算不上党中央副主席!”——描写得活像上海当年的青红帮老大——陈阿大拿起一支小口径步枪,呯地一声,王洪文果然眉头都没皱,原来陈阿大将枪拿倒了,将后面的王明彪(是指王明龙) “眼睛打瞎了”……如此无耻又无知地信口雌黄!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小口径步枪和普通步枪差不多长,怎么可能拿倒呢?这种枪100公尺内有很大杀伤力,如果王明彪(龙)眼睛被打瞎,脑袋岂能不开花?王明彪(龙)至今健在,就住在上海,两眼炯炯。更何况那时根本不存在接风的事,而且哪有吃饭带枪的?纯属作者胡编乱造,欺世盗名!

社会科学院严家其写的《十年文革史》我没看到。起初,我在狱中看到《人民日报》刊文对该书评价甚高。但“六四”事件后,严逃往美国大骂共产党,又看到同一家报纸对严的那本书大加批判起来,说是“道听途说、剪剪贴贴”。足见他们的所谓历史只不过是按政治需要打扮出来的!

我国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一次全国青年作家讲习班上言道:“现在有些作家爱写文革史,竟把张春桥和他叛徒老婆文静的床上絮语也写出来了。我不知道这些作家从哪儿搞到的这一材料?是不是躲在他们床底下偷听的?……绝对是凭空编造的!”

借为文革撰史之名,真姓实名地编造事实,侮辱人格、侵犯人权,堪为出版史上的荒唐奇迹!古今中外出书者皆应文责自负,这些人却不受追究,无须负法律责任!

最应该一提的是专写文革“人物传记”的 “大师”、“权威”,红极一时也最具欺骗性的叶永烈。比之胡月伟之流,叶永烈被称为“正人君子”、“严谨作家”、“权威”。他不仅写了大量文革“人物传记”,2009年3月人民日报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四人帮”兴亡》(以下称《兴亡》),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大言不惭地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海帮’(四人帮)的出现、发展以及覆灭这一当代重大历史题材,也没有相应的文学长篇,我决心填补这两个空白。”乖乖,好大口气,叶永烈可真是奇才,他的书竟能同时填补历史和文学两个空白!他用文学的笔法写历史,真不知后世史学界、文学界会怎样来评价这位“奇才”的“文采”!我既不懂文学也不熟历史,但我知道《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三国志》是历史范畴,必须以史实为根据,容不得作者主观臆造随心篡写;而《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可以虚构情节、设置悬念,以满足欣赏要求,即便如此,对重大史实也不能歪曲。

叶永烈在《兴亡》中自称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并采访了许多历史人物,包括陈伯达等当时的高层当事人,似乎非常严谨,无可挑剔,不可不信了。为了拜读这位“奇才”的大作,我特地花50元钱买了一本《兴亡》。粗粗一看,大吃一惊,仅对照我直接经历的见闻,就可见他怎样因政治需要,捏造事实、丑化他人,为他的“文学”服务了。我一下子见识到了这位“奇才”伪君子的丑恶!特别是看了《南方周末》刊登的整整半版对叶永烈的访谈,叶说:“我这个人很胆小”,“写历史一定要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有个作家写一位科学家逝世,临终前吟了一首诗,后来这位科学家的儿子出来说,父亲临终时我一直陪在身边,从未听他吟过这首诗。无奈,那位作者不得不承认是他杜撰出来的”,“这种事我绝对不敢做的。”又说:“写历史如果有1%的虚假,读者有权怀疑你99%的真实性。” 多么的冠冕堂皇!看到他在《兴亡》中大量地杜撰,或把许多重大历史事实斩头去尾地论述、引用,完全可以怀疑他那99%的真实性!这里随便拎几个例子:

1. 说叶昌明在市革委会“分管科技组”。事实是叶昌明从未管过科技组,始终是管工会的。这么简单而众所周知的事实都没搞清楚,还配讲什么“严谨”?

2. 说戴立清是上海“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司令。还绘声绘色地说“戴司令”带了一批“红色工人”(临时工造反派)去北京,受到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戚本禹等几乎全体中央文革成员的接见,江青听了“戴司令”的控诉后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当即将劳动部、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找来,当面训斥道“不为工人服务,你们可以回家去了”。于是“戴司令”在江青的支持下回上海大搞经济主义,“上海的经济主义妖风刮起莫过于戴司令……”

戴立清当时是“工总司”总部的主要领导成员,我和他在一起工作过很长时间。他从来没参加过“红色工人”组织,更扯不上当什么“司令“,也从未见过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上海是有个“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司令“叫费敏章,不久就解散了,也从未去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戴立清现在还健在,可以对证。【叶注:戴立清已于2019年5月逝世。】

3. 叶永烈说访问过陈伯达等人——这是事实——访问中讲到陈曾被捕一事。陈讲的是当时安子文等61个叛徒(因是北方局刘少奇同意他们给国民党写悔过书的,现在已平反了)都是签名“自首”后放出来的,陈伯达没有签名,而是因病危取保出来的。可叶永烈仍然写陈是叛徒。此事我并不清楚,本无权发言,只是看到陈伯达儿子整理的回忆录,才知道叶永烈采访归采访,写还是按他自己的一套写,对此陈伯达儿子十分气愤。这类事一般人不知道,但会有知道的人出来揭穿。这说明,不管采访多少人,都不能证明叶永烈可信!

4. 说王洪文“当兵不是好兵”,在朝鲜战场上怕死,不肯接受命令,当逃兵。但又不得不承认王戴大红花,在部队入了党;说王“当工人不是好工人,整天香烟老酒”。又不得不承认,王在党支部改选时高票当选党支部委员,又被提拔为保卫科干部;又说王“偷厂里的花布做衬衫”,还有群众“当众要他脱下来”。可是国棉十七厂只做白坯龙头细布,根本没有印花车间,哪来的花布?真是自打耳光,头都晕了。

5. 把我说成“阿飞司令”,“一副流氓相,一口流氓腔”……实际上我是1965年上海市五好职工,所带的甲班车床组也评为上海市五好小组。我作为革新能手,厂部光荣栏里的大幅照片直到文革开始时还挂着。

这些例子只不过是随手拈来的。《兴亡》中类似造谣惑众,歪曲历史的比比皆是。我将会专题与这位“奇才”商榷!在我看来,叶永烈没有填补文学和历史的空白,倒是填补了胡编乱造学的空白!

总之,歪曲历史、捏造事实,甚至编造黄色下流文字,公然藐视法律的“杰作”,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充斥着中国的报刊杂志和图书。当时我在狱中所能看到的不过九牛之一毛,1991年10月出狱后看到了更多,令我“大开眼界“。作为文革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我非常气愤!我感到有一种责任、一种压力不断地强迫我拿起笔来,写一些自己所经历和知道的历史事实。当然,我只能写我个人的亲历见闻,对不了解的不会去主观臆造。我并不想也不可能对整个文化大革命作出判断,我没有任何个人的功利欲求。我也明白,我写的东西并不符合当代的政治正确,不可能出版,只是想给后人留一点真实的历史,功过由后人来评述。

我已78岁,体力、精力有限,来日苦少,要写点东西自感困难不少。首先是文化水平不高,且从未搞过写作;原来几十本笔记和许多其他资料都被抄光了;文革档案几十年了也未解密,像我这样沪上忌讳的人想去查阅是不可能的,只好依靠回忆。由于记忆不如从前了,难免有差错,不全面。好在只是写一些亲身经历,实话实说,不需要什么文采,无需揣摩当今政治风向,更不需要挖空心思去虚构、编造,投一些人猎奇之所好,平铺直叙即可。光明正大,据实记述,这也算是宪法赋予我这个公民的权利吧。

在浮躁功利的当今,越是没亲历历史的文人,往往越是要写历史,无非是为了名利。社会责任感告诉我,我这亲历亲闻历史的老人应该拿起笔来,当仁不让,为子孙后代说真话、留信史。写此回忆录,有许多老朋友,更有许多新朋友从不同角度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历史当事人和见证者,提供的可称为第一手材料,对我的写作有极大帮助,借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恕我不便在此公开他们的名字。

文革中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因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出狱后写过一本《十年一梦》,在香港出版。我看过后,感到他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上海及中央的许多事情他也是当事人、见证人,但都没勇气如实写出来,还把文化大革命说成一场“梦“。我认为,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们确实满怀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朴素阶级感情,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党中央又发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干部群众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绝对没错的。至于文革的重大意义究竟是什么,怎么才算是走资派,党内是否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斗争,当时并不是很理解,多少存在一种盲从和迷信。但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很多东西就越来越看清楚了。尤其是毛主席逝世,文革结束后,经过几十年实践的教育,更加清楚了——文革运动根本不是一场梦!基于此,我将这份回忆录定名为《十年非梦》。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新书推荐丨《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激流网(来源:《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授权激流网刊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