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总司”成立，上海市委不认可
经过紧张的准备，1966年11月9日，“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那是上海最大的室内会场，可容纳近二万名群众。原来估计几千人参加，可是当天12点不到竟足足来了两万多人，走道里、八个门口都站满了人。红卫兵的组织效力很高，借会场、拉音响、挂会标、拉横幅、贴标语，搞得十分隆重周全。
大会原定12点开始。但由于曹荻秋迟迟没来，红卫兵帮助找寻未果，因此拖到下午两点钟王洪文才宣布成立大会正式开始。潘国平宣读了“工总司”《宣言》。还没念完，台左面冲上一个20多岁的女青年，说“潘国平是政治扒手”，讲潘国平根本不是工人，而是首都红卫兵，曾看到过他在街上参加大辩论，臂上戴红卫兵袖章，所以大会是北京红卫兵操纵的。此时出现一阵骚乱，有百余人冲到台上，抢话筒。又有人揭发潘国平是黑五类（家庭出身或本人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反革命、右派的，被统称为“地富反坏右”或“黑五类”）。潘国平的单位玻璃机械厂也冲上来许多人反驳，证明潘是工人，不是首都红卫兵，是复员军人，不是黑五类。顿时台上一片混乱。在危急时刻，我组织了十几个人将王洪文围在当中，使他能拿着话筒讲话。这时台下冲上来一个高个子（他是上海基础公司的工人张宝林，说一口天津话），带领大家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口号没人不服，也没人敢不跟，台上台下一片呼应，这才使现场秩序稳定下来。
王洪文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正式成立后，按计划有十几个人发言控诉上海市委。铁路装卸机械厂的蒋周法在控诉受迫害情况时泣不成声，只好由该厂谢鹏飞补充揭发。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揭发上海市委搞假标兵“红雷小组”。在十七棉控诉市委工作队镇压群众后，台上又有人捣乱，其余的发言没能继续下去。会议大约开了两个多小时。中间我的老胃病又犯了，疼得厉害，天下着小雨，我仅穿着工作服，又冷又疼，就到后台休息了一会儿。
其实参加大会的不仅仅是造反派，还有许多在单位里跟着党委围攻群众的保守派。不少干部也来参加，摸摸动向，甚至工作队也有人参加。上海最早的红卫兵保守组织“上海红卫兵总部”也派不少人来参加。会场上多次出现骚乱，同这些人预谋破坏有直接关系。会议其间曹荻秋一直没找到。不知从哪儿请来了张文豹，据说是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大家要他讲话，他说我不能代表市委，也不能表态。一听这话，台下哄起来，叫他滚下去！
此时上海“炮司”红卫兵江必雄向王洪文提出，上海市委没个态度，人不能散，应该到市委请愿去。主席团的成员也都认为就这样散掉，回去肯定要受迫害。王洪文便用话筒讲：“曹荻秋原来同意来参加大会的，到现在还没来。市委既然不肯表态，大会主席团决定，全体与会者集体去市委请愿。大家不要散，听从指挥。”于是队伍浩浩荡荡向延安西路33号上海市委进发了。
由于天冷，又下着细雨，还是有许多人散掉了，剩下2000多人冒雨站在市委大楼前，要求曹荻秋接见。一直等到晚上6点多，曹还没有出来。这时大喇叭说曹荻秋在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接见大家，于是队伍又涌向中苏友好大厦。这时队伍就较乱了，不成队形，主席团的成员也被冲散了。到了中苏友好大厦，队伍大约只剩1000多人，咖啡厅门也没开，就等在外面。后来据说市总工会的张琪来了——我没见到——又传来曹荻秋的“三不”指示，即“不支持、不承认、不参加”。【叶注：曹的"三不″应是“安亭事件“后才被披露出来的。】这样一来队伍被激怒了，我看到一个红卫兵手里拿着一只电喇叭大声呼叫：“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控诉上海市委！”大家一下子都呼应起来，队伍开始自发地涌向火车站，看不出谁带队，完全没队形，一窝蜂似的。我因为胃疼难忍，没跟着去，而是回到厂里医务室配了些止疼片。
第三天，即11月11日，身体稍好些了，我到巨鹿路总部，只见到范佐栋。他告诉我，队伍到了北站后，开始同意发车去北京，但是先发的一列车到了南京被扣下，第二列还没出上海就被扣在安亭站叉道的一个煤场里。北站还有几百人，不派车了，他们就步行去安亭，同被困在那里的人会合。等于队伍被分为三段，彼此又联系不上。我说我马上去安亭看看，范佐栋叫我顺便带几捆《宣言》去。我来到外贸系统，一个姓全的同志帮我叫了辆出租车去了安亭——此时已是11日傍晚了。
到安亭后，现场非常乱，几个总部（主席团）的人一个也找不到。火车被锁在装卸煤的叉道里，许多人就躺在车厢里，有的站在外面煤场上，还有许多工厂企业领导组织的保守派来动员大家回去，市委也派了人来发传单。大家东一堆西一堆地辩论。市委派人送来面包，多数人都拒绝了，有些厂里造反派送来馒头稀饭，大家抢着吃。有的人在车厢里又饿又闷，都昏倒了。
我找不到王洪文、潘国平等主席团的人，就和我自己厂里的100多人在一节车厢里等。
听说华东局书记韩哲一来过安亭，并表示同意派特快列车送大家去北京，还对大家受的委屈表示道歉。许多人非常激动，还要求韩哲一签名留念，他写下了“祝大家北上成功”。不料当天晚上就有人发传单，内容是陈伯达的电报，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动员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当时有一篇社论就叫《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来大家思想又乱了，红卫兵、工人和派来宣传电报的人员展开了大辩论，认为这是上海市委搞出来的，是假的，是大阴谋！（后来知道确实是真的。）电报提到中央文革将派张春桥到上海来解决问题。陈伯达毕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一时真真假假，现场的群众也搞不清楚。但有一点大家观点是一致的，即事已至此，这样回去绝对是不行的，反正中央文革要派副组长张春桥来上海，等他来了再说。所以尽管上海市委派了大批干部和保守派来动员，还有陈伯达电报的权威，但回去的寥寥无几。同时从市里陆续来安亭参加斗争的也不少，在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时我看到的只有千余人，到安亭的已近2000人了。
二、“安亭事件”之辩
“安亭事件”过去了几十年，官方和主流媒体及众多的出版物关于“卧轨”一事的说法，依据我的亲身经历，绝对是是根据政治需要编出来的！
当然，我们首先要明确，在安亭拦车确有其事，即648次列车。但怎么拦的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是11日傍晚才到的安亭的，当时648次列车已不在那里了。到现场后，我们厂里的几十个人对我讲述了他们向车上旅客塞传单，希望他们了解上海工人受压制的情况等。
叶永烈说列车被拦了两个小时，而且“一千多人要挤上列车，列车长没同意”，但他连被拦的起始时间也说不出来。实际上，拦停的时间绝对是20多分钟，不会超出半小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也绝对没有1000多人要挤上车的事情。
后来又冒出一个阻拦上海去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的说法，似乎有两趟列车被栏，并大做14次特快列车的文章，官方定调，媒体造势，叶永烈之流跟进，各种“纪实”层出不穷，沸沸扬扬。种种说法，像是真的，仔细一看又矛盾百出。
官方背景的周克、李成吾等编写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说，看到陈伯达来的电报，“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等人大为恐慌，他们急忙煽动了几百人，从车上跳下来卧轨，企图堵塞交通大动脉，要挟中央，胁迫上海市委满足他们的要求。中午又把上海去北京的第14次特别快车拦了下来……该线从11月10日上午9点20分起，共被迫中断了31小时34分”。王年一的《关于“安亭事件”的一些资料》、《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编撰）中都是这么讲的。之后大量见诸报端的宣传基本都是统一调子。而叶永烈在《王洪文传》中的描述是：“11月10日中午12点02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骤然刹住……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放行14次列车，沪宁大动脉被切断20小时零21分之后，在11月11日上午8点30分，14次特快终于转动了车轮。”至于为什么拦14次列车，叶永烈含糊其辞，没有交代。
请注意，这里存在几个明显的矛盾：
1.《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和叶永烈的说法虽然都精确到分，但是要相差11小时13分钟，究竟谁在作假说谎？
2.《史话》以后的相关文字，包括比较严肃的王年一等的著作、文章，都一致讲14次特快列车被拦31小时34分钟，但依据不一，含糊不清。《史话》说有上海铁路局的调度记录，但并非原始记录。《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引述了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1979年12月8日写的《关于“安亭事件”中断行车的情况》，其中说：“1966年11月10日凌晨，自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伙，冲进上海火车站，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开车不久，接到上级指示：应就地解决问题，不能进京。于是由铁路领导决定将602次列车扣在安亭站。602次列车上的人员则卧轨拦车，甚至连乘有外宾的14次沪京特别快车也不让通过。这样，就将列车拦阻在安亭，造成了沪宁线行车中断。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月11日下午16时54分止，共中断行车31小时34分。”
原来如此，《史话》及大量官方媒体共中断31小时34分的说法，原来出自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事隔13年后写的一份报告。他们为什么不像陈伯达一样，注明是调度所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9年写的报告呢？上海人都知道：上海市委一手扶植起来针对党中央、毛主席肯定和支持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最大保守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其主要负责人王玉玺正是这个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负责人。整个调度所人员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参加了“赤卫队”。在上海“康平路事件”中，共有数万人包围冲击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冲击张春桥家里，当时王玉玺将调度所人员全集中到康平路，造成铁路失去调度，全线中断，几万名旅客滞留。接着王玉玺又私调列车，将大批“赤卫队”人员送上北京，给中央施压。论给全国铁路造成的损失，“安亭事件”比之真乃小巫见大巫了！所以周总理当时直接下令逮捕了王玉玺。这样一个调度所事隔13年搞的所谓记录，可信吗？
3. 按调度所的这个报告，铁路受阻31小时34分，是从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至11日下午4时14分。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华东局书记韩哲一是11日上午10时之后去的安亭车站，应该能看到14次列车被拦在安亭车站，为什么韩哲一并没有看到有14次列车呢？
还是叶永烈聪明，他感到这么编存在这个漏洞，就试图弥补，将14次列车说成是11日上午8点33分被放行了，被拦时间从31小时34分缩短为20小时21分，足足少了11小时13分。但这么说依据何在，王洪文为什么要放行14次列车？叶永烈耍滑头闭口不谈。叶永烈称：“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列车。”他自以为弥补了传统说法的大漏洞，但是这样一编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叶说王洪文之所以拦14次列车，是为向市委施加压力，既然如此，市委领导亲自来安亭，让他看看14次列车被拦在安亭，不是施加压力的好机会吗？为什么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反而放行呢？
值得一提的是叶永烈的这段奇文：“‘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我不知道一辆列车可不可能再挂一列车，动力够不够，但就王洪文一看表就知道14次特别快车马上就要到安亭车站，就太神奇了。铁路行家也未必能这么精确地知道铁路运行时刻表，何况安亭是小站，14次特快根本不停的，纺织工人王洪文如何能知道什么时候到？
4. 按《史话》所说，王洪文看到陈伯达电报后惊慌失措，和潘国平、黄金海、张宝林商议煽动几百人去卧轨阻拦14次列车。这是一个大漏洞。《史话》说拦14次特快车是10日上午9时20分，而陈伯达电报是11日中午发出的，到安亭已是11日晚上，王洪文怎么会看到陈伯达电报十分惊慌而拦车？而且卧轨拦车根本不可能，14次特快在安亭小站根本不停，全速前进，卧轨等于自杀，还不用管，谁会这么笨？还是叶永烈聪明，他在《王洪文传》里说：“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不是‘卧轨拦车’！”他讲，拦的并不是14次车而是648次列车，车是怎么停的没说。我们想象一下，既然车都停下来了，为什么还要卧轨？只需控制车头就可以了呀。谎言总是难圆其说。
还有，按《史话》的说法，拦车的时间是11月10日上午9时20分，当时我根本不在安亭，我到安亭是11日傍晚，到了以后根本就没找到王洪文，张宝林就更不必说了。我只是普通队员，参加安亭事件的许多群众都不认识我，怎么可能和王洪文、潘国平、张宝林一起研究决定动员几百人去卧轨拦车？这不是天方夜谭嘛！实际情况是，我到安亭后根本就没看见过14次特快列车。
5. 如此重大的事件，几十年了，无论北京的特别法庭或上海中级法院法庭，还是一些媒体的“纪实”作品，追查多年，都没能提出有效的证据，更别说证据链了。14次特快车上的司机、列车长、众多的列车员，参加“卧轨“的那“几百人”，甚至当时乘坐这趟列车的大量旅客中，竟没有一个出来描述当时拦车的情况！当年“四人帮”被抓后，能提供这方面证据的人可获得很大政治利益，甚至会有人编造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揭发”，所以要真有卧轨拦车的事实，取证是十分容易的。而几十年来，我们看到的尽是叶永烈这样根本没参加过“安亭事件”人的胡编乱造。
从这些材料来看，所谓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一伙阻拦14次特快列车事件，是否真有其事，实在存在很大疑问。更明确地说，我是“工总司”负责人之一，是直接参加“安亭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都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可见这件历史大悬案子虚乌有，是别有用心者嫁祸于人！
“安亭事件”中有没有列车被阻的事呢？有。那是在11月10日或11日，在我到安亭之前，被阻的列车是648次，时间是20几分钟，绝对不超过半小时。我们厂在安亭的几十个队员对我讲了这件事，还说向旅客发了许多传单，希望他们将上海的文革情况告诉全国。车怎么停的我不清楚，按叶永烈所说，是有人挥着红旗，有人挥着衣服，司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停了下来。这个说法似乎接近事实。
把648次列车变成14次特快列车，把司机误以为发生什么事停车变成卧轨拦车，把群众自发挥舞红旗变成王洪文等人策划拦车，把交通受阻半小时变成31个多小时，后果严重……混淆了视听。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引用了1980年6月5日王洪文被讯问时的回答：“我虽不主张他们拦火车，也做了工作，但主要责任是我，因为我是头。”接着陈伯达说：“传说王洪文不仅卧轨，还带头，这可能不符事实。”从王洪文“供词“可以看出，他没有组织而且反对拦火车，也没说拦的是648次列车还是14次特快列车。王洪文这个供词被《史话》引用，却用来证明他阻拦了14次特快列车！精明的叶永烈则没引王洪文这段供词。
所以，我认为必须厘清、辩明两种不同性质的拦车。说起来，这样混淆视听、制造新闻嫁祸于人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出现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人制造的“皇姑屯事件”、德国的国会大厦纵火案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阴谋。安亭“拦车”的事实究竟如何，我相信历史会做出结论，后代会比我们聪明。
【叶注：关于“安亭事件”中拦停14次列车和铁路运输中断时间的问题，有各种不同说法，除黄文列举的叶永烈等人所述和黄本人推测外，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中对此有较详描述，我写的“读《革命造反年代》有感”第一部分中也对此有评说。现摘录该文内容于后，供参考。
……关于“安亭事件”中，第十四次列车被拦停的时间，“年代”书中引用了“官方的数字”，但我对此是深有疑问的（也多次向作者表示过），在这里简要的讲一下我的疑问。
①我在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得知“工总司”队伍北上的列车已停在安亭后，即赶去安亭车站。在安亭车站，我看到只有一列车停在叉道上，大批北上的群众在列车边，周围（包括远处，因是平地，可以看得很远） 并无其他车。而且我在车站还遇见我单位派到安亭劝说本单位职工回去的干部，交谈中他们也没讲过有其他列车停在这里。我在当时听北上群众讲到的情况是：有人先后拦了二次列车，第一次是列慢车，车停不久就开走了，笫二次是拦了十四次车，有人要搭车去北京报讯，停了稍长一点时间也开走了。所以我午后到安亭时就没看到有十四次车在。
②从“年代”中的描述可知道，十四次车被拦停后，上海铁路分局的一位副局长和秘书（后为“赤卫队”顾问） 曾走到该列车边去做拦车人工作，让他们放行，但没成功，就回去了。这就引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一位主管副局长对一列满载旅客（当时列车都是大大超员的） 的列车被拦停在车站，就这样不闻不管了吗？因为从没听到过铁路分局、路局、市委、华东局对这列车上的那么多旅客有什么救援行为（对“工总司”北上的群众，市委、铁路还组织力量送吃的喝的）。同样的，也从没听说十四次列车上的乘务人员和旅客有什么行动（比如到车站打电话求救，与拦车人员发生矛盾、争吵等）。一列车起码上千人，被拦停超过二十四小时，大家就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车上等开车，可能吗？再说华东局韩哲一和一位上海副市长在十日晚上赶到安亭车站，与“工总司”的潘国平等人谈判，奇怪的是竟然没有讲到十四次车的事。既然华东局和市委是以十四次车被拦停向中央急报沪宁线交通中断，要求中央派人来处理的，这么一件大事全是围绕十四次车的，怎么反而没一级组织和有关人员去关心一下这列车呢？
③最使我不解的还是在文革结束后，大规模地揭批“四人帮”罪行时，怎么从没看到、也没听说过有当时被拦停的十四次列车上的司机、乘警、乘务人员出来揭发此事，讲讲他们当时遭遇，这可是王洪文和“工总司”破坏交通运输最直接、最过硬的铁证了。还有在审判“四人帮”时，也包括对我们审查和审判时，都没有这方面的人证、书证，甚至也没有拿出（据说是有的）“调度记录”为证。我为此曾询问“年代”作者，据她讲：曾多次调查寻找过这方面的材料，但都无果。现有的材料，最早出现在铁路分局调度室人员写的2份传单中。她也曾问过调度室和铁路“赤卫队”的重要成员，他们讲传单是有“调度记录”为依据的，是可靠的数字。现在书中引用的就是以此为据的。 但我对此还是因上述各点存疑，甚至推断：“调度记录”是可能写有停止交通时间数字的，但停交通的原因是否只有十四次车被拦一个因素？有否可能借十四次车被拦停之机，在急报中央后，即使车已开走，也不再发后车了。之所以这样推断，还因为当时十四次车何时、何方通知发车的，也从没见过有相关资料出现过。既然张春桥还没来，北上群众仍在，“安亭事件”还没解决，车又怎么会开走的呢？（当时的车站与火车头司机又没有无线通讯设备，必须人工告知。）……】
三、张春桥妥协，“安亭事件”解决
11月11日晚上张春桥就到了安亭，但我在车厢里，一点也不知道。据说张春桥找到了王洪文和从南京赶回的潘国平，还有首都、上海的红卫兵包炮、江必雄等人，在安亭无线电专用机械厂谈判，但具体情况我因为没参加，不了解。只知道在谈判的时候，张春桥磨了一个晚上，一直到第二天天亮基本上没有松口，对于“安亭事件”是不是革命行动一直没有表态。
张春桥很老练的，派他来就是要把我们动员回去。12日上午，天下着蒙蒙细雨，张春桥站在一辆大卡车上，车上还架着一只大喇叭，旁边站着王洪文（这时我才见到王洪文）、潘国平和一些红卫兵，簇拥着他来到煤场同大家见面。煤场上的群众一下子就将卡车围得水泄不通。几天受冻挨饿，大家情绪都比较激动，看到张春桥后面有人给他撑伞，有人大叫“把伞拿掉”，张春桥只好叫后面的人把伞拿掉，和大家一样受淋——幸亏那天只是蒙蒙细雨。这时现场乱极了，许多人爬上引擎盖、轮罩，纷纷控告上海市委和工作组压制迫害群众的情况。有个女工因为过于激动，竟晕倒在车旁。这样的揭发控诉一直持续到下午一两点钟，足足五六个小时，没任何人组织，没任何准备，全部是自发的，场面非常感人。张春桥一直站在卡车上，听了五六个小时。
这时有红卫兵提出要张春桥表态，大家立即响应。张春桥在大家的呼喊声中讲了话，大意是：我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做大家工作的，听了大家的揭发、控诉、发言，我触动很大。你们受到上海市委的迫害，我非常同情。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我一定回去向中央文革汇报。你们大家的行动是上海市委逼出来的。刚才和你们“工总司”的几个负责人谈了很多，他们也提出了许多要求。我这次来上海就是来解决问题的，我一到上海和市委都没碰头就直接来到了安亭。你们的一些意见和要求，我回去要同市委很好地研究，你们的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回北京。希望大家先回去，回市区解决问题。
张春桥的话虽然并没有解决一点实质问题——在那种情况、那种场合下也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但至少对大家表示同情，说他受到了感动，承认大家是被市委逼出来的，承认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表示不解决问题就不回北京。部分人认可他的话，也有部分红卫兵和工人认为张春桥不可靠，什么问题也没解决，骂他是骗子，想把大家骗回去。有大约500多工人坚持步行到北京去。这时王洪文表示同意回去，也没同我们商量就带着他们厂100多人回去了。问题是还有1000多群众怎么办？大家对王洪文这样做非常不满。
我当时认为张春桥有这么个态度，我们也应该回去了，留在这里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不能直接回单位，因为大部分单位来的仅有几个、十几个人，回去肯定要受到迫害。我向张春桥提出：“回去可以，但不能回单位，我们集中到文化广场，等你来解决问题后再回单位。”张春桥同意了，并同意调来十几辆大巴（公交车）接大家回去。
张春桥一走，潘国平等人都跟着跑了，总部的人现场一个也看不见了。而坚持步行北上的几百人做了工作也不听，大家基本都不认识我。不过这里面有我们三十一棉的80多人，我就叫我们厂的程琳负责带好这支队伍，待上海这边问题解决了，我会及时告诉他们立即回来。
车子来了，我带领着1000多人冒雨回到文化广场时，已是晚上7点多钟了。外面很乱，大家又饿又冷，又怕保守派冲击。总部在现场的就我一个人，没人商量，我就用麦克风叫复员军人上台，用白纸裁成方块，正面写上“纠察”二字，反面我签上名字，组织临时纠察队，将八个入口全关闭，只留永嘉路八号门（后台），加强守卫。上海凤凰自行车厂的复员军人稽同喜给我印象最深，个子高，喉咙也响，叫他负责纠察队。到深夜，我又叫共青团员上台，要他们去市委接待站搞点吃的来，并派人去巨鹿路总部找王洪文、潘国平，准备第二天同张春桥谈判。
13日下午两点半左右，纠察队报告张春桥来了。我出去迎接，只见张春桥、徐景贤和张 的秘书何秀文三个人乘一辆车从八号门进来了。这时王洪文、潘国平还一个都没找到，急死人。
叶永烈在《王洪文传》里绘声绘色地说道：“王洪文挂通了张春桥的电话。他没有完成张春桥的使命，从电话耳机中传出的声音听得出，张春桥很不高兴。但是，当王洪文问张春桥，原定下午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造反队员见面，是否如期举行，张春桥以非常坚决的口气说道：‘照样举行，我当众签字，答应你们的五项要求！’ ” 又说：“当张春桥的轿车终于出现在上海陕西南路，站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的王洪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完全是胡编乱造。在安亭，我和王洪文一句话都没说上，我带人去文化广场是我临时决定的，王洪文怎么知道有1000多人在文化广场？张春桥刚来上海，在哪办公都不知道，王洪文和他怎么就直通电话了？陕西路是南北向，八号门在东西向街边，互相根本看不见，王洪文怎么能看见张春桥的轿车“出现在陕西南路“？说张同意“当众签字”，签什么字？后来签的五条是13日下午争争吵吵几个小时才定下来的，张春桥还没谈判何来当众签字？说王洪文“站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事实是直到在文化广场争论五条内容时，王洪文还没找到。这么胡说八道，算个什么“严谨”作家！
我们从安亭回到文化广场时，我和张春桥都没说哪一天来解决问题，谁知他第二天就来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见张春桥他们三人来了，我就把他们安排在后台西边第一间小屋里休息一下，并派纠察队员保卫。但当时北京和上海的红卫兵也挤了进来，他们一点面子都不给，冲着张春桥指责他是骗子，是来上海镇压工人运动的，而且口带“他妈的”脏话，搞得三人很尴尬。我也很尴尬，不管怎么说，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而且主动来文化广场，说明还是有解决问题诚意的，于是我叫纠察队将几位红卫兵动员到外面去。
直至下午3点多，潘国平才和一批首都和上海“炮司”红卫兵来了，张春桥他们休息的房间太小，就移至西端一间大化妆间去谈，这时仍不见王洪文的踪影。因为许多人都要挤进去，现场很乱，于是几个红卫兵把着门口，连我都拦在了外面。反正有潘国平在，我也就不进去了。
里面谈判条件，七嘴八舌，争得很激烈，也很乱，好在最终达成了五条一致意见。五条意见并非“工总司”总部讨论拟定的，只是潘国平和几个红卫兵现场议定的，约下午5点张春桥签字同意。当时我也不知道具体内容，人很多、很乱，问也不便。谈判结束，我见到里面出来的人中有王洪文，他什么时候进去的没注意。我向张春桥提出是否到台前去见见大家，给讲几句话，大家已等了一天一夜了，张同意了。我到台上拉好话筒对大家说：“同志们，春桥同志来看望大家来啦。”全场的人饥饿疲劳都忘了，顿时轰动起来。
首先由潘国平念了“五条“的内容：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组织。
二、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及被迫赴北京控告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情况选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同意 张春桥（签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张春桥在台上讲了话，大意是：
同志们，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了。刚才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
头一个问题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我认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11月9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告，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是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
第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来，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申明：市委昨天已发出通知，你们回去不应受到打击和责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就是错误的。你们可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但是我不能保证你们回去不被围攻，我觉得凡是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第四，要曹荻秋同志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当你们是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理讲理，曹荻秋同志检查一次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第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传统，不要像有些组织，要汽车，要录音机、照相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大会后，我还要找工人了解上海工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厂遇到什么问题，你们是如何解决革命同生产的关系的，以及曹荻秋的检查和下一次会议的准备。
希望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200万工人，是有光荣传统的，一向最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走到全国前面！
听了张春桥的讲话，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之后，在文化广场的众人回到各自单位。
四、耿金章组织“二兵团”另立门户
此时尚有500多造反派正在步行进京途中。第二天，即11月14日，我从厂里搞了一辆小货车，向苏州方向赶去，到近苏州处赶上了他们。我找到我们厂的程琳和强玉林，才得知在昆山中学，耿金章、周宝林、孙玉喜等人搞了一次“政变”，因耿是党员，队伍改由水泥造纸厂的耿金章负责，将我指派带队的程琳搞了下去，只作为负责人之一。耿金章又搞了个“尖刀班”担任保卫工作。强玉林告诉我，王洪文也曾赶到昆山中学，告诉他们张春桥已签了五条的事，并劝大家回去。这些人本来就对王洪文在安亭将十七棉的100多人拉回去不满，认为这五条是伪造的，加上互相不太认识，都不买账，“尖刀班”几个人还把王洪文打了一顿，脸都打肿了，强玉林发现后才制止住的。王洪文无奈地说，你们不听，一切后果你们自负，便回去了。
我和大家一起到了苏州。为了不让我讲五条的事，动摇军心，耿金章将我软禁在一家浴室里。为了防止我受到王洪文那样的遭遇，强玉林等做了准备，保证我的安全。因为500人中我们厂就占80多人，“尖刀班”里不少也是我们厂的，故耿金章没敢对我怎么样，还买来大饼给我吃。这是我第一次见耿金章，感到此人蛮横且有野心，明知我是代表总部来的，而且为他们好，也敢如此犯混，难怪王洪文遭打。
15日，我们厂里的人告诉我，昨晚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也到了苏州，今天晚上在苏州铁路中学开大会同大家见面。当晚我也参加了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我这时才知道14日晚上耿金章和张春桥已经谈判过了，又提出五项要求，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都签字同意了。这五条的基本内容和文化广场签的五条差不多，全文如下：
五项要求（1966年11月15日、苏州）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向张春桥同志，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提出以下五项要求：
1.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自11月9日以来，特别是要到北京去控诉上海市委贯彻执行的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是革命的。并立即领发盖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公章的袖章。
2.绝对保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每个人员的政治、人身安全，经济保障。
3.要曹荻秋检查，亲自把我们领回上海，并用公共大轿车送回家去。
4.要开动除广播电台、报纸以外的其他宣传机器对前阶段谣言进行辟谣，不许再出现恶劣攻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谣言，否则概列非法之行。
5.对这次北上控告上海市委彻底执行的一条资产阶级路线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完全由上海市委、华东局负责。
张春桥 韩哲一 曹荻秋（签字）
但对这个五条我很有看法，当时就在主席台上向张春桥提出：“上海就一个‘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而且已经签了五条。耿金章这个人我们认都不认识，怎么也代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谈判，还再提五条？”张春桥对我说：“反正都是‘工总司’的，内容基本上也差不多。现在重要的是先把大家动员回去。” 我一想，字都签好了，也没什么可说了。
11月18日，市委派十几辆大客车来接我们，到上海时已是傍晚，大家在红都大戏院下车后要回各自单位。我对大家说：“市委已发了文件下去，你们回去不会受到迫害、刁难，大家放心。” 耿金章这时提出就这样散了不行，要大家留下通讯地址和电话，以便以后互相联系。我认为没必要，有什么事直接与总部联系就行。但耿坚持要搞个通讯录，我就叫程琳、强玉林将我们厂的80多人领回厂里，我也跟着走了。这么一来，我更感到耿金章这个人有野心，想趁机拉山头了。
此后，耿金章就是在这400多人的基础上，未经“工总司”同意，就擅自拉出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二兵团”（简称“二兵团”）。基层造反派认为参加“二兵团”就是参加了“工总司”造反队，故“二兵团”发展很快。耿金章为扩充势力，就在“工总司”已成立各区联络站的情况下，也在各区设立指挥部、联络站，还在有些单位里把“工总司“造反队的对立组织拉进“二兵团“，使这些单位出现两个造反队，一个“工总司”造反队，一个“二兵团”造反队，造成基层群众斗群众的状况。最典型的是叶永烈所谓的大武斗“斜桥事件”。当然，事实与叶永烈描述的大相径庭。
1967年1月31日凌晨，“二兵团”常委方建华带60余人去砸“工总司”南市区总指挥部（“南总”）。在部队和群众协助下，肇事者七个人被扭送南市区公安分局。2月1日，耿金章又调人去冲击南市分局并抢走被扣的几个人。接着，“二兵团”头头范成万带着六卡车人再次冲击“工总司”“南总”，并将“南总”负责人袁根林等十几个人抓去。得知情况后，王洪文、潘国平、王腓利和我去了“二兵团”，责令他们放人，将人救了回来。
而叶永烈为了编造一起上海重大武斗事件，在《王洪文传》中有几段颇显“文学才能”和造谣天赋的描述。请看：
叶永烈在描述事件的起因时说：“ ‘斜桥事件’的导火线，是‘二兵团’常委方建华。那天，耿金章派他到南市区执行‘公务’，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去了。” “工总司”在南市区根本没有联络站，只有一个“南市区总指挥部”，这点叶都没搞清楚！说方建华执行公务，什么“公务”？去砸“南总”是公务？被扭送南市公安分局，怎么成被“工总司”抓了？
叶永烈又写道：“耿金章派了十几个人，坐着卡车，前往斜桥。一去没音讯。又派一批，又是一去无回音。再派一批，还是泥牛入海，沓无音讯。三批人马，五六十个人，全都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了起来！”这纯属胡诌！去了三批人没错，实际是怎么样的呢？第一批是方建华带人去砸“南总”，被群众扭送进公安分局；第二批是去围攻南市公安分局抢走方建华等七人；第三批，范成万带六卡车人砸“南总”，将“南总”负责人袁根林等十几个常委绑架去，并使他们受到非人待遇，关了几天。叶永烈隐瞒了这个事实，毫无根据地来了几个“音讯全无”！
接下来的内容更离奇：“耿金章大怒，调集十万之众，前往斜桥。这十万人，主力当然是‘二兵团’，也有‘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前来支援的工人，由‘一兵团’的戴祖祥担任‘总指挥’……而且还准备调三万人马砸掉张春桥的家，把王洪文连同他的后台一锅端掉。在十万人马面前，‘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当然不堪一击。但是‘工总司’的大批人马潮水般涌向斜桥，要对‘二兵团’来个反包围。“ 因为“王洪文与耿金章在斜桥激战，爆发了‘斜桥事件’”。
事实是，这天“二兵团”就调了六卡车人，算足了不过400人，“南总”人员知道情况后自发赶来的，加上周围看热闹的群众，总共也只有3000人左右，否则袁根林等十几个“南总”常委怎么可能被二兵团绑走？在这件事中，“工总司”没调过′一兵一卒，只是袁根林等人被抓后，总部派戴立清带了几个人去现场了解情况，就几个人，也没出现互相打斗的情况。
何况，“二兵团”报复“南总”要调十万人吗？按叶永烈的说法，还有其他兵团支持，那就得十几万了。“南总”就是几间办公室，几个人办公，谁都可以进出，既没工事也没有重兵守卫，值得调十几万人马去吗？天方夜谭！戴祖祥（“一兵团”负责人）现在还健在，我特意去闵行找了他，问及此事，他十分气愤，指出叶永烈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一兵团”从未调过人，也从来没听说有指挥部，他怎么成总指挥了？至于耿金章准备调三万人砸张春桥家更是荒诞无稽！如果真有此事，叶永烈自己说过张春桥一个电话耿金章就把队伍撤掉了，不是抽自己耳光吗？
众所周知，耿金章搞的“二兵团”之所以发展那么快，也是张春桥一手纵容的结果。“安亭事件”他签了五条，这个确实没有经过中央讨论，也没有经过中央文革，市委更是全部反对。他对毛主席的思路有了解，掌握着一些规律，也不是冒然就签的字。他的手腕很厉害，从安亭回来以后，很明显地扶植了“二兵团”。“二兵团”本来算是我们下面的组织，但市委在物质上大力支持，发展得比我们还要快。他就是利用“二兵团”来钳制我们。这点大家都心知肚明，耿金章心里更清楚。耿金章许多事情都直接找张春桥解决，“二兵团”获的的物质支持比“工总司”还多，发袖章又多又快——那时谁发的袖章多，谁的队伍就发展更快。况且“二兵团”的袖章都以“工总司”的名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二兵团”——许多参加“二兵团”的单位一直认为参加的是“工总司”造反队。我明显看出，张春桥跟“工总司”王洪文见面没几天，不甚了解，树一个“二兵团”是为分而治之，以此制约“工总司”和王洪文，反过来也可制约“二兵团”耿金章。对此，我曾多次提醒王洪文。实际上王洪文心里也清楚，碍于张春桥的地位，也无可奈何。
耿金章之所以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北上返沪二兵团”旗号，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工总司”北上返沪“一兵团”。这部分人11月10日乘从上海发出的626次列车，半路上被扣在南京，由戴祖祥带领，继续步行北上至六合，11月21日由潘国平领了回来。（叶永烈胡说周宝林是“一兵团”的头头，张春桥用轿车请他，派他去南京将戴祖祥他们领回来的。实际上，周宝林从来没有当过“一兵团”头头，我也问过戴祖祥，他说那时还从未见过周宝林，他们是潘国平从南京六合领回来的。）“一兵团”没得到张春桥支持，也没有什么大的独立活动，在上海影响不大。
五、“工总司”站稳脚跟
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之初，上海市委曾下发过两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安亭事件”发生后，我们已同意回上海解决问题时发的通知，内容如下：
本市有些工厂的部分工人要求去北京，列车到达安亭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到安亭，说服他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他们已经同意回来，市委要求你们在他们回厂的时候。
一、对他们听党的话，回厂同广大职工一道抓革命促生产的行动表示欢迎。
二、对他们不要指责，不要同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
三、他们这次离厂期间，工资照发，下不为例。
中共上海市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二个是11月20日（沪委66）第116号文件，内容如下：
现将张春桥同志十一月十三日签署“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五项要求和曹荻秋、韩哲一同志签署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印发，市委同意上述要求，各级党组织、行政组织务必贯彻执行。
此件应在各工矿公布
中共上海市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到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并签了两个“五条“，在当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事后，张春桥多次对我们讲：“在上海市委书记处没人支持我，我是独自一人。中央文革派我来，没打算答应什么签字，主要是动员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保证交通运输畅通。在安亭谈判时没打算答应什么条件。后来在安亭听了那么多人控诉，感到非常同情，觉得原来大家想法没那么复杂。但是当场要我表示是不是革命行动，‘工总司’是不是革命组织，我还是下不了决心，没明确表态。直到13日在文化广场，我才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事情的关键所在。我明确表态，对‘安亭事件’表示了明确的看法，是冒了很大危险的。那时我并没有来得及请示中央，也没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也没和中央文革打过电话，全是我一个人决定下来，一个人判断的。”
张春桥处理完“安亭事件”后，向中央文革、毛主席作了汇报，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毛主席在11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准了张春桥的处理意见，并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这在当时作为最高指示，举国上下尽人皆知。
“安亭事件”后，“工总司”在巨鹿路总部开过一次会，选定了常委班子，由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戴祖祥、蒋周法、陈阿大、黄文海七人组成。我没参加这个会议，以后也没正儿八经地开过一次常委会。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提出让耿金章也进常委，实际上耿一次也没来过。
【叶注：据《叶昌明工作笔记》所记录的“工总司“常委，又称“核心领导小组“，有七个成员：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蒋周法、范佐栋、耿金章、陈阿大。后耿、范兩人离去，另五人经67年底的市工代大会正式选为“工总司“常委。二黄和戴没进过常委。】
总部先后搬过几个地方，从巨鹿路搬到复兴中路1350弄5、6号，后来又搬到杭州路691号杭州路小学，不久又搬到南京西路上海政协，1967年1月中旬，张春桥说“工总司”应该设在上海市总工会，于是搬到外滩上海市总工会大楼，再也没动。办公地址稳定下来，原来回单位去的人也陆续回来了，先后成立了秘书组、组织组、保卫组、宣传组、郊区组、联络接待组和办公室，（我先后负责过保卫组、接待组、郊区组和办公室）当时每天都要忙到晚上十点多，甚至通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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