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迅行 

唐山打人事件持续发酵。扫黑除恶走过场,接到报警迟迟不出警,嫌犯从唐山跑到千里之外的江苏盐城才被抓获,舆论汹涌下两次公布的热线电话都无法打通,连外地记者去采访都被殴打,官僚主义至此,呜呼哀哉!

一向以叼盘著称的胡锡进居然也开始抱怨起官僚主义了。

最近,他在自媒体撰文《要真正对上级领导负责,就必须同时向下对人民群众负责》,认为“有的地方就是把事情做离谱了,让群众不满意,这种情况下很常见的原因是,相关的执行者只顾对上负责,致力于让交代任务的领导满意,而没有顾及对下,也就是对人民群众负责,从而偏离了实事求是,走向了形式主义,甚至不顾常识常理硬来。”

看来,官僚主义已经严重到了连老胡都开始吐槽的地步。

首先要说明的是,有上有下体现出来的等级制本身就是官僚制度的特点,社会主义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应该是平等的同志式关系,而不应该存在等级关系。

但是,即使按胡锡进所批评的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在某些方面也是一个伪命题。

前些年搞反腐,至少是希望下面不要太胡作非为,但上面八级台风,下面纹丝不动,这是对上负责吗?

每一级官僚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列宁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

现在的官僚主义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体制性的。也就是现在的官僚主义并不是做事马虎、干部不愿投入时间精力带来的,恰恰相反,对于危害到官僚利益的事情,比如不当言论,“谣言”之类的,处理起来异常的迅速,干部们甚至是废寝忘食在“工作”着。这里面上下之间又存在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地方官压制言论的做法,即使过分,甚至违反基本的道德底线,触碰到了滥用公器,上面基本上就是对其免职,而不会更加严厉的处理。

比如光伏公司入侵农田,整个政府机器都在为光伏公司服务,连形式上的公平都没有。

平度企业偷税漏税被举报,乡党委书记直接对举报者说可以用“一百种方法刑事你”,结果也只是被免职。

严厉训斥过李文亮、艾芬的蔡莉也只是被免职,李文亮因公殉职,艾芬有话无处话。

究其原因,西方的官僚是为资本服务的,在资本面前,形式上官僚要采取民主的形式去管理公共事务。

国内的官僚和资本是一体化的,仿佛是一座大山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

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是表象,成因在于官员的升迁掌握在上级手里,群众口碑无足轻重。

兰考张钦礼得到百姓拥护,却锒铛入狱。主持神木医改的郭宝成赞誉多多,但最终被“贬”。

愿意对百姓负责的人,不跑不送,原地不动。

只对上负责的人,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在这样的逆淘汰机制下,有人愿意对下负责吗?

怎么解决这一顽疾呢?老胡提出的唯一措施是要把事情搞砸了的干部“做出反思”。

王阳明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主观唯心主义依旧泛滥。让一个干部坐在官僚体系上,头脑中却想着为人民服务,这不是病态的要求吗?

老胡整个的思路都是唯心主义的,比如对事实判断的经验主义,比如靠人的自我反思去解决制度本身带来的问题。

老胡有比较严重的狭隘经验论倾向,经常以自己的同学、朋友、朝阳区居民等为例论证自己的观点。老胡住在北京,可曾知道北京很多外卖员被隔离的时候住处连马桶都没有的事实呢?

老胡认为官僚问题只是局部的,“我们的党和政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一切工作都是对人民的利益负责。老胡入党几十年,在身边,在全国各地看到很多党员干部在认真践行党的这一宗旨,他们代表党和政府治理一方,统领一隅,不断向老百姓传递了党的优良传统,为党和政府的崇高威望添砖加瓦。”老胡自己就曾经未经审批擅自去波兰公款旅游,这不要说为人民服务了,就连基本的道德自律都比较差了,你怎么保证“很多党员干部在认真践行”党的宗旨呢?

老胡把干部的任务说成是“治理一方,统领一隅”,这是形容封建官僚的用词,反映了胡锡进潜意识里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也就是干部是父母官,把人民和公仆的位置本末颠倒。

胡锡进看似义正辞严的表述中,恰恰藏着现在官僚主义顽疾难除的秘密——群众完全成了被治理的对象。

毛泽东的要求是群众管理政府,政府做事要“看群众脸色”,企业里面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农村经常开群众大会,百姓畅所欲言。 

现在是政府治理社会和群众,乡村治理,社会治理,但这是精英主义的思路,不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思路。村里干部有没有贪污腐败,老百姓清清楚楚,工厂有没有偷工减料,工人手里一掂量就知道了。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应该来自于群众运动的实践,而不是人的头脑。如果离开了群众的参与和监督,所有制度都将走向反面。君不见,连巡视组组长落马也不是个别情况了,那么谁去监督巡视组呢?最后,只能叠床架屋,官僚机构膨胀,痼疾难除。

回到唐山打人事件,黑恶势力横行真的依靠官老爷严打能解决吗?唐山官老爷们在开通举报途径后,面对排成长龙的上访队伍,居然感慨“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上访”,如此不了解属地情况,冷血至此,我们能相信他们能严打吗?

但胡锡进最近又说唐山“即使有黑恶势力,他们也决做不到一手遮天”、“我相信,在反腐败和扫黑除恶行动覆盖了全中国之后,那种体制里有头目、有串谋、有固定利益链条、而且行之有效的黑恶势力‘保护伞’不太可能在今天存在。”

使用“不太可能”这个词说明反复被打脸的胡锡进都显得不太自信了。

体制内的保护伞真的不存在了吗?就像胡锡进去年郑州水灾时说的不相信官员有瞒报的动力一样,这种不存在只是胡锡进头脑中的想象,而不是现实的不存在。以想象代替现实,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扫黑除恶之后,我家旁边开了一家硕大的娱乐场所,到了夜晚,那些暧昧的霓虹灯不断地闪烁着。甚至在中国TOP2大学的门口,我都看到了小卡片,胡锡进们,真的相信黄赌毒的保护伞没有了吗?这些娱乐场所没有保护伞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扫黑除恶——为了国泰民安》中,公安部的官员说,省级公安机关每年要暗访两遍所有的娱乐场所。我心里默默算了一下,一个城市至少有几百家娱乐场所,一个省里有十个地级城市,算几千家,乘以2就是上万次暗访,也就是最起码需要30名工作人员啥都不干,每天晚上不休息持续工作才能完成。省厅有这么多专门干暗访的工作人员吗?而且这种暗访如何不被搞成权钱交易?工作的责任心又如何保证?

论唐山打人事件中的官僚主义问题——兼驳胡锡进对官僚主义的分析-激流网

说到底,解决这个问题,无法从提高干部的意识和素质入手,无法靠增设官僚机构解决,而只能靠群众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群众是无法被集体收买的,而且群众的觉悟往往比“治理一方,统领一隅”的官老爷要强多了,哪里有黄赌毒,老百姓都一清二楚,有的娱乐场所经历了900多次的举报而不倒(开封王三庆案),这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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