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曾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如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在文革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出大门，实行开门办科研，打破“三脱离”、“学院式”的局面，成为一种独特景象。开门办科研，是“文革”期间对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要求。全国如此，医务界更是走在前列。根据毛主席6·26指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合作医疗蓬勃发展，赤脚医生茁壮成长，广大医药科研人员纷纷走出医院，走出科研大楼，奔向农村，走进基层，积极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时人们认为，“开门办科研是搞好科研工作唯一正确的途径，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专业研究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体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它不仅有利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繁荣，而且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科研队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其重要的革命意义。”[1]

下面就中医药科研人员在开门办科研过程中结合中草药群众运动所做的科研实践作一些简要的回顾：

一、培训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宣传画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指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主席的讲话是针对农村缺医少药而城市又集中着相对较多的医生和高技术治疗手段说的。毛泽东认为无论是从正规院校医生培训方式还是从医院里给病人检查、治疗手段上看都不适合广大农民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层次。这促使了1966～1976年间大规模赤脚医生培训。

卫生部原定赤脚医生(1968年前称大队卫生员)培训各地均采用3年或3年半的培训大纲，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发展，特别是《红旗》杂志1968年第3期发表上海市郊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培训调查报告而有所变化。报告介绍了他们培养“赤脚医生”的方法：

这个公社采用两种办法来培养“赤脚医生”：

一种是公社卫生院集训。这里面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夕，进行了一次完全“三脱离”的训练。当时，把旧医科学校的一套做法搬到了训练班，每天8节课，从书本到书本，大搞“正规化”、“系统化”。关门搞了一番训练，虽然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也侵袭了他们。有人买起了9块钱1本的洋书，在农村中挟进挟出，有的“赤脚医生”不想赤脚了，盼望进城穿起白大衣当“大夫”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亲自管理，与公社卫生院结合，由巡回医疗队辅助，举办了抗大式训练班。在为时2个月的训练期问，“赤脚医生”也参加了训练班的领导班子。他们以“老三篇”为基本教材，贫下中农亲自去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并且紧密结合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业务教学。训练班结束时，人人表示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脚生”。

另一种是在实践中加以培养。这是培养“赤脚医生”的重要方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赤脚医生”回到生产大队以后，贫下中农为他们提供了医疗实践的广阔天地。他们说：“我们就是要叫鸡毛飞上天。”在有些大队，小病大病都送给“赤脚医生”治疗。他们每年都有1500人次左右的诊治机会。而在这个公社的一个专业医生，在医科学校读了5年，一共只接触了几百个病人。同时，由公社卫生院的“三同医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医生)和“包片医生”(包干二、三个大队医疗工作的医生)，或巡回医疗队医务人员的带教，使”赤脚医生”提高得很快。例如有一位“赤脚医生”通过医务人员的带教，已经能够单独对心脏病人进行诊断和施药，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发展。

该报告认为：(1)医学教育必须改革，再不能用西医方式培训医生。(2)医学院校应该从赤脚教育模式与我国农村地区卫生工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乡村医生系统化、正规化培训的主渠道，保证卫生工作重点的落实，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课题。何况，自60年代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兴起了医学教育模式改革热潮，其目的也是针对如何为社区或偏远地区培养医疗人才。

尽管医学教育需要改革，但作为教育者，还应该是经受过医学教育的人员，即使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的业务培训，也是由公社卫生院一个城市来的某医专毕业的医生具体负责的。随着开门办学的出现，全国许多中医院校都深入农村进行过赤脚医生张瑞贤等：“文革”期间开门办科研与中草药运动的培训工作。

赤脚医生宣传画

上海中医学院叶显纯教授就曾经为赤脚医生讲过学，据他回忆，他们的讲学往往是给已经具备一定医学知识的赤脚医生进行提高的培训，上海中医学院当时在南汇、奉贤还有分院，招收的也是赤脚医生，授课时要结合当地草药来讲授中草药知识。当时不仅讲授应用知识，还讲授理论，并有实习。当时还有学员生病师生共同给治疗的经历。许多学员是有一定基础的。这些学员学过以后就回到乡村去了，有些工作很努力，后来到了卫生院，成了有编制的国家干部。在赤脚医生站里，不仅有草药，也有少量西药。因为条件限制，草药还是主要的。草药治疗是手段，培养草药医是目的。农村的医疗是一个大问题，不依靠草药很难解决。培训班多数是3个月1期，在草药方面，有时赤脚医生比老师更熟悉，他们就互相学习，当时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叶教授还回忆了当时的一些医疗实践活动：由于当时课程非常紧，满堂灌，师生都很劳累，叶教授一次在江镇讲课，3天上下午晚上连轴转，把中药学全部讲完，讲的喉咙肿痛发炎，用了验方白萝才治好。还有一个赤脚医生急性阑尾炎发作，用芒硝外敷、内服中药治好了。学员们感觉到中草药的神奇疗效，还有一个学员月经量多，吃了一付药就好了。由于经常以医疗实践的例子教学生，使他们认识到中医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切切实实有效的。在南汇县中心卫生院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位小便不通的农民患者，先后在公社卫生院做过导尿术，但术后即复发。中心医院诊断为急性尿潴留、病因待查，收于观察室，给予导尿并建议中医会诊，于是叶教授带领赤脚医生学员同往诊视，经辨证为湿热内蕴、膀胱气化失司所致，于是以清化湿热、佐以温运膀胱气化而通利小便为治法，方用滋。肾通关丸合五苓散加减。当时一位有经验的赤脚医生建议配合针灸治疗，于是选用气海、关元、三阴交诸穴，次日调整处方，3日后基本恢复正常，再投以补气为主方剂保元汤以扶正。

这个病案后来收录在《叶显纯论方药》一书中。

当时中医研究院的许多科研人员在深入基层时也充当了培训赤脚医生的工作，并参与编写教材。当年的《皖南医学院学报》曾登载了他们培训赤脚医生的经验。

皖南医学院曾在东至县昭潭区举办为期五个半月的大队赤脚医生培训班……培训班根据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需要，安排了政治学习(每周半天，主要是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生产劳动(每月1至2次)；开设了《中医基础理论》、《中草药》(包括制剂)、《针灸及新医疗法》等课程，还举办了中医临床、农村外伤、战伤救护、农村急救药、农村卫生和计划生育等讲座⋯⋯通过五个月的培训，绝大多数学员能够认识和运用中草药100到150多种，学会了制作丸、散、酊、膏、丹等制剂，能掌握针灸穴位100个左右。对于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如胃溃疡、风湿病、关节炎、支气管炎、肠炎、菌痢、感冒、哮喘、头痛、贫血、高血压、外伤处理等初步能够独立按中医理论运用四诊八纲明确诊断，开出处方。[2]

二、药物栽培实践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栽培室、西北旺药用植物实验场是今天药用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当年的栽培室为中草药栽培作出的贡献是令人瞩目的。

栽培室从1956年起实际上已经是开门办科研了。他们深入到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的10余个省的药材产区调查研究，发现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自1958年以来，他们先后派出9个小分队，深入药材产区，长期蹲点，进行试验。在“文革”期间，这项工作也没有停止。

草药栽培书籍

他们发现，云南的西双版纳很适合广东阳春砂仁的生长，于是从广东引进种植，取得成功。最初阳春砂仁的产量不高，他们就在开花季节细心观察植物的情况，不顾狂风暴雨和炎炎烈日，有时脸被蚊虫咬肿了，还蹲在树林里坚持工作，终于发现了砂仁花不易授粉的秘密，并提出了人工授粉的设，还引人为砂仁传粉的昆虫一彩带蜂。经过反复实践，不断改进，实验成功了。砂仁的人工授粉方法和综合丰产措施，使亩产量由1～2斤提高到50余斤。

文革期间，栽培室的徐锦堂从事过黄连、天麻和猪苓等的栽培研究。其实文革前，徐锦堂就已经开始着手天麻野生变家栽的研究，并被列入研究所正式课题，文革初期因下放“干校”，工作中断，1972年，刚从“干校”回来的徐锦堂，他重新负责天麻的研究。1972年冬，徐锦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把试验点定在陕西汉中地区的宁强县滴水铺公社东风三队。这里群山环抱，山高坡陡，气候湿润，全年温差较小，且有天麻资源分布。他决定搞一种方法简单、农民易学、又省工稳产的天麻栽培方法。沿着产区一实验室、实验室一产区的科研路线，他不知设计了多少方案，爬了多少高山陡坡。1973年，“天麻无性繁殖固定菌床法”宣告成功。第二年，东风三队的天麻空窝率下降到1．1％，平均窝产由0．15～0．2公斤，提高到1.5公斤，生长周期由2年缩短为1年。他发明的方法简单易学、省工省时，不与农作物争劳力，还解决了大坑培养菌材易污染杂菌的难题，深受农民的欢迎。为了全面推广这一技术，徐锦堂不辞辛苦，奔波于各地讲学，常常是刚在这个县讲完又奔往另一个县。为了抢时间，他有时顾不上吃饭、休息，有几次晕倒在路上，但一醒过来又抖擞精神上了讲台。他先后在陕西40余县讲过课，听课人超过2万，培训出几百名不脱产的技术骨干。这一成果曾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3]

三、土法与科研结合，发展中药制剂

在当年提出的“四自”中，其中有一条“自制”是针对中草药制剂的，由于中草药煎药的不便，贫下中农对制剂提出了要求，许多地方都坚持土法上马来研制中草药的制剂，有些地方科研人员也参与其中。由中医研究院组成的北京医疗队深入到江西德兴，与当地中草药科研小组一起，共同开展中草药的总结提高工作，建立了实验基地，开展了药理、药化及中草药筛选验证工作，为巩固中草药群众运动成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土法与科研结合，发展中药制剂

临床与科研相结合，科研为临床服务。对临床筛选验证确有疗效的重点方药，进行了初步的实验室研究，找出其主要有效部分，以提高其疗效。如1971年2月，县人民医院用牡荆根治疗慢性气管炎110例，疗效较好，但原方用药量大，每日需鲜牡荆根200g，服用不方便。在北京医疗队的协作下，经实验室研究，筛选出牡荆主要有效部分挥发油，每日用药量只需50mg。牡荆挥发油，起先是从种籽提取，通过实践发现牡荆叶的挥发油的含油量较籽高得多，且不受采集季节的限制，药理实验及临床疗效基本相同。为了使这一科研成果及时推广，他们因陋就简设计了提取挥发油的土设备，开办了挥发油提取学习班，使挥发油制剂在公社卫生院中得到了推广。如新岗山公社卫生院，仅2个多月时间，利用土设备生产出牡荆叶挥发油10000ml，可供给近万例慢性气管炎患者服药2个疗程。[2]

“上海蛇药”的创制成功，就是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三结合”，大搞科研群众运动的成果之一。这个院的研究蛇药专业科研人员与有关中药厂、医院组成“三结合”科研小组，首先深入广大农村、山区，依靠党的领导，发动广大赤脚医生和贫下中农，搜集了上千份民间洽疗蛇伤的中草药方。同时，不断扩大“三结合”的协作网，仅这一项目就扩大到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五省一市。由于各方协同作战，因此，在较短时间内，就创制成一种高效的“上海蛇药”，它对各种毒蛇咬伤的治愈率达99％以上。[2]

四、中草药普查

草药普查

借助开门办科研的机会，许多中药工作者，特别是生药专业的科研人员深入深山，调查了各地药材资源。有些地区的卫生部门也组织了当地中草药资源的调查。如陕西省中医研究所中草药调查组，就走遍巴山蜀水，横垮长城内外，同当地的药农、药工及基层卫生人员用了近10年的时间，基本摸清了陕西的中草药资源。特别是他们在调查中，在人民群众中发现了象狼巴巴草、朱砂莲、羊红膻等流传在民问的中草药，具有较好的抗菌、抗病毒作用，经过药理和病理实验，证明了这些草药性能的科学性，初步应用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肝病组长期深入农村工矿，对近千名工农兵患者进行了观察、治疗，终于研制成肝炎一号糖浆，对急性传染性肝炎治愈率达90％以上。冠心病组在凤翔、大荔、三原等县长期设点，进行普查防治，通过普查和长期观察发现农村贫下中农的发病率和城市脑力劳动者相近似，打破了以前认为这个病是脑力劳动者的疾患的看法，证明这是影响广大劳动人民身体健康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气管炎组和药剂科同志根据广大工农患者的意见，改进了痰饮丸的服药方法，改进了剂型，提高了疗效，被列为全国防治气管炎有效药物之一。

五、发现草药新品种

所谓发现，不一定准确。因为许多药材实际上是古代已有明确记载而未被当今重视，民间却有丰富使用经验的药物，这些药物在开门办科研中有些被挖掘出来。如197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就增加了大量草药新品种。

草药是中国医药学的组成部份，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它具有资源丰富、就地取材，“廉、简、验、便”的特点，对保护人民身体健康、落实战备、巩固合作医疗制度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作用。文革中，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中草药群众运动，经过临床反复筛选验证，涌现出一批疗效确切、用药安全的草药和草药制剂，经科研人员认定，新增的药物有：白花蛇舌草、紫珠草、穿心莲、了哥王、毛冬青、白毛夏枯草、肿节风、蓍草、牡荆子、十大功劳、矮脚茶、槛木、千里光、满山红、金钱草、猫爪草、千日红、萍菜、七叶莲、田基王、雉子筵、垂盆草、天花粉、汉肌松、鹤草芽、冬青、鸭肠草、徐长卿、景天三七、虎杖、金荞麦、卤地菊、紫花牡鹃、砂仁叶油、断血流、金莲花、肝炎草、小叶枇把油、芸香草、川楝素、金龙胆草、福寿草、野马追、罗布麻、祖师麻、雅红隆、雪胆、青叶胆、大黄藤、三分三、雪上一枝篙、穿心莲内脂A．B、硝酸一叶获碱、矮茶素亚硫酸氢钠、胡椒张瑞贤等：“文革”期间开门办科研与中草药运动铜、鹤草芽素、福寿草甙、雅红隆素、雪胆素，共60种。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有些草药的发现至今还保留了记忆。如冬凌草：济源冬凌草为唇形科香茶菜属植物碎米桠，该植物药用记载始于明代朱楠所著《救荒本草》(公元1406年)，书中说冬凌草“生田野中，茎方、容面四棱，开粉紫花，叶味苦。”济源一带民问有冬凌草“茶疗”的历史。

在中草药群众运动中，河南医学科学研究所张覃沐教授在河南济源山区发现当地人使用一种叫做“冬凌草”又叫“冰凌草”的植物，可以治疗“嗝噎症”(食道癌)，效果十分灵验，而且很多山民每年夏秋采收一些冬凌草，晒干悬于屋檐之下，每有头疼脑热，伤风感冒，喉咙不适或上火之时，便煮水以茶饮用，相当灵验。张覃沐教授率领调查小组成员踏遍了济源王屋山的崇山峻岭，了解了济源冬凌草的分布、生长情况，又从植物学的角度进行了鉴定，认为冬凌草属唇形科植物碎米桠。之后他又会同其他科研院校进行了联合攻关，发现了济源冬凌草中的抗肿瘤和杀菌作用的有效成分。

六、总结发现，编写中草药书籍

文革中，各地通过对当地中草药资源的调查，收集了民间使用草药的经验，全国多数地区都编写了各种中草药的书籍，这些书籍字数、收录的药材有多有少，有正式出版，也有内部印刷，编写范围有全国、省市、甚至区县，编著者一般不署个人姓名，而是以单位名义出版，甚至只署名某某书编写小组的。

如陕西中医研究所通过开门搞科研到农村工矿防病治病，总结整理，编印了《中医防治钩体病手册》、《陕西动矿物药》、《陕西草药》、《陕西中医验方选编》、《抗癌中草药方剂和药物资料汇编》等资料和书籍8种。对广大工农兵防治疾病起了一定作用。

中草药书籍

云南卫生部门组织对群众性中草药运动经验进行总结，写成了多种中草药书籍并出版。其中昆明市卫生局主编的《昆明民间常用草药》于1970年出版发行。此书收载昆明地区分布的中草药302种，通过配伍，能防治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常见病65种。云南省卫生局主编的《云南中草药》及续集分别于1971年和1973年出版。共收载云南全省分布的中草药757种，选择常见疾病防治处方1400多个。在军队系统中，由昆明军区后勤部主编的《云南中草药选》也相继问世。全书共收载中草药330种，其编排体例与《昆明民问常用草药》同，更增添了精制彩色标本图谱，在国内可称得上质量较高的中草药选集之一。1974年，云南卫生局主持邀请关单位的医药人员，以《昆明中药咀片规范》(1963年版)为蓝本，写成《云南省中药咀片炮炙规范》，载了548种中药材的加工炮炙方法，印发全省医单位使用。它对提高药材质量、增强治疗效益均出了新的贡献。1977年，省药品检验所和省药品准办公室协力，写成《云南省农村中草药制剂规(第一集)，经省卫生局批准印发。书中除采取传的膏、丹、丸、散剂型外，又增添了片剂、冲剂、复剂、糖浆、注射剂，胶囊等多种新剂型。这些创制革新，为中药现代化塑造了雏形，也为中草药的向前展开辟了广阔的境地。

这次总结中草药运动的集大成者应该是中医究院领头编写的《全国中草药汇编》和江苏新医院编写的《中药大辞典》。

七、中药化学和新药研制

文革期间，在开门办科研过程中，少数科研项目仍然取得重要成果，如青蒿素的发现和药物的研制就是一例。1969年2月，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接受了中草药抗疟疾研究的艰巨任务。她首先从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地方药志的单、验方入手，还走访当时中医研究院内老中医专家，搜集建院以来编的有以关群众种来信，整理了一个从2000余方药中选编的以640种药物为主的抗疟方药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实验研究，组织鼠疟筛选。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均无好的苗头。不久，屠呦呦服从组织安排，到海南岛疟区实验室工作半年之久，回北京后，由于种种原因工作难以开展。1971年，抗疟队伍再次在广州召开专业会议，周总理对此作了重要指示。屠呦呦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肩负新的任务回到北京，组织力量成立课题组，投入了新的攻关研究。

这次，在重新考虑对一些基础比较好的药物进行复筛时，她又系统查阅有关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吸取药物理提取方法的线索，以寻找突破口，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有“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可治“久疟”。她细细琢磨这段记载，觉得里面大有文章。屠呦呦根据这条线索，改进了提取方法，采用乙醇冷浸法将温度控制在60℃，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效价有了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使鼠疟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

在1971年10月4日，即广州会议后的第191次实验(先后筛选方药200余种)中，获得了青蒿抗疟发掘的成功。青蒿提取物对鼠疟原虫抑制率达100％，她又把青蒿提取物分为中性和酸性两大部分，并发现中性部分抗疟效价高而毒副作用低，酸性部分无效而毒性大。在确证中性部分为青蒿抗疟有效部分后，又进行猴疟实验，取得同样满意的效果。

此后，她又进行了深入的药理、毒理研究，为确保用药安全她还亲自试服。在这种情况下，屠呦呦于1972年8～10月，偕同有关医务人员携药赴海南昌江地区试用，从间日疟到恶性疟，从本地人口到外地人口，首次取得30例青蒿抗疟的成功。1973年，又在同一地方首次试用青蒿素单体，肯定其抗疟疗效胜于优选抗疟药氯喹。接着在全国各地的大力协助下，进一步扩大临床验证，至1978年，共治疗2099例，全部获得临床痊愈，使青蒿素真正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新结构类型抗疟新药。

1977年3月，首次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撰写的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一青蒿素》发表于《科学通报》(1977年第3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青蒿素的发现和研制，是人类防治疟疾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继喹啉类抗疟药后的一次重大突破。1981年l0月，在北京召开了由世界卫生组织等主办的国际青蒿素会议上，屠呦呦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作《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引起国内外代表们的极大兴趣。[2]文革已经过去30年，逐渐被淡忘，对其间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反思在今天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

毛泽东说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实行开门搞科研，在实践过程中能不断地从中发现并提出许多新的理论课题，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局面，使理论研究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入而发展起来。在中医药科研人员深入农村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草药、验方，为科研提供了源头活水。科研人员在基层帮助农民学习医药知识，种植栽培药材，都是至今仍在坚持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文革期间，全国为数不多的中医药科研人员在开门办科研的过程中几乎是尽数下乡，深入基层，改造思想，为贫下中农服务，结合中草药群众运动，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完成了一份份答卷。但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不多，还有待我们抢救记述，保留下当时的史料，为今后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陕西省中医研究所革命委员会．坚定不移地走开门办科研的道路[J]．陕西医学杂志，1975(1)：41．

[2]本院赴东至县昭潭区教革小分队．认真培训赤脚医生，办好合作医疗[J]．皖南医学院学报，1974(02)：8．

[3]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医学编药学)[M]．1996．

[4]江西省德兴县卫生局．以路线为纲，巩固发展中草药群众运动成果[J]．新医药学杂志，1974(10)：4．

[5]本刊通讯．开门办科研，旧貌变新颜[J]．上海化工，1976(02)：2．

[6]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医学编药学)[M]．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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