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厂里干活,第一年使我感到很满意,尽管可以说,我不是在过日子,而只是一味地干活。白天干,晚上干,夜里干,有时两天也不回家,虽然家离厂二十分钟就可以走到。我记得,有一个时期,为了做急件的活,一连干了六十个小时,只有吃饭才休息一会。这会弄出什么结果来呢?只要谈一谈下面的情况就明白了。我有时候从厂里出来回家,半道上就打起瞌睡来,瞌睡得碰到电灯杆子上。睁开眼睛,再走,接着又打起瞌睡来,朦胧中好像自己在涅瓦河上划船,忽然船头撞着岸边了,但现实生活立刻证明,这不是什么真的河岸,而是桥边上的粗栏杆。这么做工,既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情况,脑子里也不想什么,只是一个劲地盼望着赶快过个什么节日,而到节日那天,又睡到中午十二点钟,甚至下午一点钟;还是看不到什么,什么也不能知道,什么也听不到;第二天还是做工,做那个累人的、连续不断的、要人性命的工,既没有丝毫人生乐趣,也没有丝毫休息。

巴布什金:如何启发工人的觉悟及灌输革命思想?-激流网巴布什金

这到底是为了谁呢?为了资本家!为了让自己变成傻瓜!只有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会感到快乐,于是也就不可能感到可怕的压迫和惨无人道的行径了。

总之,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凄惨地、忧郁地过着日子。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什么话,但是不明白它,同时也不会分析它。

写到这里,我要结束对我在变成社会主义者以前的那段生活的描写了。那时候,我是一个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只能充个数的平凡人。

有一天,也像过去数不清的那些日子一样,转动机在单调无味地旋动,皮带在皮带轮上滑动,车间里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工作,工人在加紧地劳动,领班也在手忙脚乱地奔跑,一会在车间的这个角落出现,一会又在另一个角落露面,而且还可以看到许多各式各样的好吃懒做的上司也在无谓地忙碌着。这一天,我站在虎头钳箱旁边,全身伏在18英寸的锉机上,继续修理机车偏心轮的鸡心卡头。另外还有两个钳工也在修理鸡心卡头。我们在拼命用劲,把衬衣袖口卷到胳膊肘上,而且脱掉了工服和坎肩。浑身冒汗,汗珠涔涔地落在工作台上和地板上,但是谁都没有理会我们。我们这么勤勤恳恳地干活,从来也没有人来夸奖,或是责备,也从来没有人叫我们放下这些做厌了的、劳累的活计,去稍微休息一会。

这一天,工作快完的时候,许多人都东张西望的,看看有没有停工的动静,因为每到星期六,大家照例在厂里拉放工汽笛前十至十五分钟就不干活了。

“任凭你怎么卖劲,活反正是干不完的!”别的帮里的一个钳工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说,他也是一个像我一样的青年人。我抬起头来,伸伸懒腰,习惯地瞅瞅四周,想看看有没有从哪儿蹿出个什么人来的丝毫危险;哪儿都没有这样的人,于是我就一面打量着他,一面回答说:

“我们在干井包的活,因此我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

“明天礼拜天,你们的一帮怎么样?还干活吗?”柯斯嘉(我后来就这么称呼我的这个同志)有用意地问道。显然,他早已发觉我是个愿意走上争取自由、平等和团结的光明大道的人。他有了这些想法以后,马上就有一股教育我的旺盛热力。

“不,明天我们谁都不干活,”我回答道。

“空下来,你在家干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事情要干,不过,不久,我们将要举办一次跳舞晚会,”我聊开了,心里也想叫他参加,去快活地消磨消磨时间。

“你家里有些什么书吗?”他问道。“你有时候看看什么书吗?”

巴布什金:如何启发工人的觉悟及灌输革命思想?-激流网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我打心眼里感到惭愧,很久以来,什么书我都没有看,虽然我也有几十本书。但是,我不懂得这些书,因此它们一直躺在我的小书架上,作为年青人房间里的一种体面的装饰。然而,我心里想,我的这些书里,说不定也有柯斯嘉喜欢的书。于是,我就向柯斯嘉提议,哪天晚上或星期天上我家去看看那些书。柯斯嘉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稍微沉默了一会以后,他向我提议要我和他更接近一些,而且要我明天午后上他家去。我对这个友谊感到很高兴。虽然当时,我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朋友,但是还没有像柯斯嘉这样对我的朋友。放工后,我们俩一起走。他常常暂时离开我,去同别人谈几句话,然后再回到我的跟前,最后他把他住的房子指给我看。我们高兴地分手了,我答应明天一定上他那里去。星期天,将近一点钟的时候,我上柯斯嘉那里去了,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他住的房子。女房东客气地把他的屋子指给我看,我走了进去。屋子不大,是正方形的。除了主人以外,里面还有两个青年人:其中一个,我很熟悉,因为他是和柯斯嘉在同一个帮里干活的,另外一个,好像是他的兄弟。我坐下了。我们一对一地攀谈起来,接着谈话完全停下了。这时候,柯斯嘉从什么地方里拿出一张印刷纸张来,交给他的一个朋友,要他看一下。这个朋友伸手接过去看着,而我们三个人则默默无言地坐着。我因为不知道这张纸上说些什么,所以没有特别注意柯斯嘉的朋友的阅读情况,也没有去注意这张纸头对这个读者起着什么影响。但是,柯斯嘉和他的另一个朋友却有些异样地注视着阅读的人。看来,他们的神情都很紧张。大家都默不吭声。最后,那个朋友看完了,把印刷纸头折好,交还给柯斯嘉。他这么做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我心想,这准是我不应该知道的私事。“怎么样?好吗?”柯斯嘉向那个仿佛感到很窘的朋友问道。

“行,很好,”那人回答道,接着就不吱声了。空气又肃静下来,好像有些难过似的。

“也许,你也想看着?那你就看一下吧,”柯斯嘉说着,就把那张纸头递给我。

我打开来看了。从开头几句话里,我就知道,这是一件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不平常事情。我看到的头几句话,在我心里激起了—种特殊的感情。思想不禁激动起来,我好容易才接着往底下看去。这张纸头说到神甫,讲到沙皇,也谈到政府,都是用责骂的口气。这上面每一句话都打动了我。我相信,这都是正确的,同时应该像这张纸上所劝告的那样行动起来。这时我的脑子里幻想出一幅情景:我由于确切的行为被处死刑了,我的一生完了。然而,这时好像有一把铁锤对我当头擂了一下,顿时,什么天上的王国都化为乌有了,而且它们从来也不曾有过。这一切完全是捏造出来,愚弄我们老百姓的。我立刻相信纸上说的一切,因而它越加强有力地影响了我。我好容易才把这张纸看完,感到这张纸在用汹涌的思想使我苦恼。心想,把这张纸立刻归还以后,纸上的详细内容就不会存在心里了。但是,纸上的思想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了。从此我就永远成了一个反政府的分子。这张纸是民意党人的。这是第一份秘密读物,我从它里面生平第一遭看到了反对政府的直言不讳的言论。我默默不语地将纸头递还给柯斯嘉,并且立刻领会到他请我来的用意,同时下定决心应该为这个事业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我深信,柯斯嘉也是用像我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业的,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已经是弟兄了。至于另外两个朋友怎么看待这件事和心里怎么想,我是无从知道的。我之所以没有讲话,因为他们也像我所做的那样,表现了他们由于这张纸头而引起的愉快和满意。过了一会,这两个朋友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便谈起心来。显然,我已经取得了柯斯嘉的信任,因为我们的谈话主题是讨论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再弄到这类文章和好的书籍,以便尽可能地增进自己的知识。柯斯嘉开始向我解说他很懂得的圣经,因为直到最近,他还是个虔诚的教徒,爱看宗教书籍。他竭力把神学解释为只是被现在的神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学说。然而,柯斯嘉没有说话的口才,不能把我远远地引到那方面去。接着,我和他一起到我的家里去。我们细看了我那儿的书籍。我力求在这些书籍中发现什么好书。但是,我过去的购书兴趣现在对我们两个人说来是颇成问题的。我们决定下星期日一同到市场上去找好书。不用说,我也再三地询问柯斯嘉,他是怎么弄到这些违法的纸头的。他说,有一天晚上,做完工,正要出厂,在另外一群工人中间,他被一个人喊住了,那人在厂门口塞给他一张纸,说:“喂,回家什么事也别干,拿去,看看它!”的确,柯斯嘉看了,而且为了和那个人谈一谈,几乎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不久,我和那个把纸头塞给柯斯嘉的人相识了。当然,他知道我看过了那张纸,知道我对自己完全不明白的事业表示了革命的看法和革命的行动,知道我愿意学习,再学习,愿意按照给我的指示去行动,力求尽可能在一切便利的场合吸收恰当的人,而且进行宣传。

我本来就猜出我们工厂有一个人在领导这个事业,因为我曾经几次看见柯斯嘉同他谈话。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我和柯斯嘉两个人去找他了。我是被柯斯嘉当作一个可靠的同志来介绍的。我被介绍认识的那个人,身量很高,一个典型的男人,长着一双咄咄逼人的峻厉眼睛。他的目光一直刺到我的心里,我可真的发慌了。我像犯了过失似地望了他两眼,随即就把眼皮垂一下了,感到好像有一样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我身上似的。间忽,我也胆壮地抬起眼睛偷偷地瞧瞧这个使我感到透不过气的人。这人的一撮又密又宽的淡黄颚髯,激起了我对他的特别敬意,但是一遇上他的目光,我又变得软弱无能了。这些都太奇怪了。以前,我看到这个人,或者从他身边经过,从不注意他,而且也没有感到什么不寻常。他那时在我的眼睛里是个极其平凡的人。但是,现在,当我自己想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却在自己面前看到一个有觉悟、有毅力、有胆量的人。这人现在想洞察我的心灵是否真挚,想弄清我的性格是否坚定,想知道我的愿望是否赤诚,——在他的凝视之下,我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恐怖感觉:以致我没有能够说出一句话。Φ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印象。有一天,我走到他的机床跟前,打算从他那里听到一些特别有教益的话,然而第一次,他却用严厉的词句和问题把我吓唬走了。

“怎么?你在胡想些什么啊?”

“我想弄一本好书看看,”我喃喃地说。

“你要它干吗用啊?你看了一本好书,打算干什么?”

“情形很糟糕,”我说,“你瞧,别人都欺侮我们,不肯说真话,全都在骗人。”

“知道真话以后,你想干什么?”

当然,我没有吭声,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类问题是好。回到虎钳机床跟前以后,周密地思考起他向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不用说,我对Φ很不满意,他自己什么都没有说,却逼着我伤脑筋地去思考这些我应份不会知道、而且完全不懂的问题。但是,我对这一切的看法是,他们想考验我。我并且认为这些是对我的不信任,因此感到有点难过。但是我相信,我是会把这些问题完全弄清楚的,而且一定会弄懂它们。我和柯斯嘉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我们随时随地地都在一起,经常讨论各种问题。很快,我们也有了秘密书籍,大部分都是民意党人写的。我们对于这些书简直入了迷,竭力想办法小心地把它们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

这时,我们的交友圈子也逐渐扩大了,逢到礼拜天,不是我们去看别人,就是别人到我们这儿来。生活情况发生了大变化,家里也好,厂里也好,周围的环境都起了显著的变化,但是我们对这点没有十分注意,仍旧一心一意地干新的工作。用不着说,我们只要发现对方和我们谈得投机,马上就想办法弄一本什么秘密书籍给他看。但是,我们在结交新朋友方面非常谨慎。首先,我们对于那些喜欢三天两头喝两杯的人、平素生活不检点的人,以及和厂里的领导牵亲带故的人,都尽量避开,不和他们来往。既然我们自己非常年青,因此我们也最喜欢和青年人接近。工作上的一两次的失败,已经使我再也不敢接近有家眷的人、中年人,或者中年以上的人了。因此,选择对象的范围,显得十分狭窄。我时常听到工人们谈起革命家们的旧事,谈到他们被捕和被关进什么石牢等等的情形。然而听得最多的是:很多人被捕以后,就永远不再回来,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有时候,我们和一些盲目相信自己的谈话的工人们争辩,但是我们也不是常常在这种争辩中占上风的。毫无疑问,这类谈话之所以形成,是有一部分根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过去住在工人中间的知识分子常常被抓走,后来再也看不到他们,而且得不到关于他们的丝毫信息。因而,一些无知的工人就异想天开地捏造出各种各样的荒诞无稽的故事。这些故事慢慢地流传开来,同时由别人任意地添上形形色色的恐怖情节。这种恐怖情节过去和现在一直成了吓唬所有多少有些迷信、还不了解工人运动的、见识不广的人的工具。我和我的朋友竭力不同散播这种幻想的人去谈话,去争辩。但是却特别乐意听这样的谈话:塞棉尼可夫工厂过去如何发生风潮,以及从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里到处都有人偷看秘密书籍的情况。由于时常看到各种秘密书籍、接近具有革命信念的人、和同志们谈论革命的问题、制定各种改变整个生活制度的计划,使我们这两个在严格的辩论中经不住考验的人,生活经常过得非常激动。我们过去认为极其寻常的、还没有发觉到的这种生活,给我们的印象越来越新鲜。

这时候,我们对于加班加点的工作,从心里感到憎恨。傍晚,我们从楼底下走过车间的时候,总是恶狠狠地瞅瞅挂在墙上的亮着的电灯,玻璃上写着一排字:“今天小夜班,晚上七点到十点半”,或者“今天大夜班,晚上七点半到深夜二点半”。这两排字天天来回替换,也就是说,今天小夜班,明天大夜班。因此,我们每月都得工作三十天到四十五天,因而塞棉尼可夫工厂里有一些工人常常十分恶刻地说:“你我这个月过的日子比上帝过的还要多”,的确,该死的小夜班和大夜班有时候一个月叫我们多过二十天。

这些夜班到底剥夺了每个人的多少健康,是很难想象的。然而,他们把事情安排得十分狡猾,以致每个人在领工资的时候,总是确认,如果他们少做大夜班或者小夜班的话,就要比从不放过一次加班活的人挣得少。结算的情况是这样的:全帮的工资总额按照天数来分,而余下的钱是按照工资的百分比来分的。最好是做不太紧急的活计,那时做完当天的活,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回家,要是碰到做急件,领班就要强迫全帮干活,那时工厂里的放工汽笛的响声,就变成了恶刻的讽刺,好像是开玩笑。这种笛鸣只是说:今天夜里,你还要留下来干几小时活,别人已经关切地从那计工板上摘下你的工号牌,交到领班的办公室里去了,而没有工号牌是决不让你出厂的。你要是到领班那里请求的话,多半是徒劳的,结果不是和领班吵架,就是被解雇。这类事件,天天都会发生。工人们任意恶骂,诅咒工作,但是仍然得干夜班。我和柯斯嘉过去经常在夜里工作,丝毫不觉得特别累,不知道这种工作会损害我们的健康,一直到读了秘密书籍为止。现在,夜班工作却使我们感到相当的疲倦,因而我们开始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它。我们还鼓动老师出来反对做夜班,说明做夜班的害处。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巴布什金:如何启发工人的觉悟及灌输革命思想?-激流网(来源:《巴布什金的回忆》。责任编辑:邱铭珊)

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