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谈如何与读者建立联系,以及钱从何来

访谈者:一开始,《劳工笔记》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联系……它是怎么做的?

简:好的,一方面,你可以说报纸并不能直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除非他们参加大会。它只能做到让人知道还有其他人在做事。但它不会给出这些人的地址。你懂的,告诉他们如何联系。所以,我想你可以这么说,我是说,它不能建立直接联系,比如说,在汽车工人和钢铁工人之间,除非他们都收到了启发。比如说,如果你是个芝加哥汽车工人,你看到芝加哥钢铁工人干了些什么,但我很少听说这种事。更多是靠大会来让人们建立联系,我想。而你也知道,我们开始召开这种大会,每年都开,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许更频繁一些。

访谈者:在你们开始办报之后有没有遇到财务问题,你们是如何克服的?

简:你要知道,我不太记得这些事。糟糕透了。我想一开始是国际社会主义社提供资金,一定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不太记得这些了,但我想,没过多久,《劳工笔记》就开始靠订费维持了。然后有时我们会从基金会那里获得资助。比如,我们从一个新的基金会那里获得资助印书,因为这是一个女士基金会,也是女权主义基金会,因为它是……你懂的,就是谈论停止性骚扰之类的基金会。

而且我们还从其它方面获得了资助。还有一个跟教会有联系的基金会,每年都给我们一些钱。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小的资助者,比如,我记得我们从一个工人中心联合会那里得到资助。但是那些书卖得不错,挣了不少钱。所以这就挺好的。而且那个联合会,我不确定早期是不是,但后来也开始盈利了。而且最近,一些人会给我们大笔汇款。唔,有个人。有段时间,有一个有钱的人,但也是社会主义者,你懂的,她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钱,于是每年都会给我们提供大笔的钱。这太棒了。最近还有一些律师,我们根本不认识,没有听说过的律师。他是我们的订户。他给了我们一大笔钱。所以,我们要开始扩张事业。

同时我们还发起筹款活动。一般每年搞两次。我们给全部订户寄信,还在网上请大家捐款。然后我们会打电话,我们发现打电话很有帮助。你知道的,有些人愿意捐款,但是总是拖拖拉拉。他们一接到电话,就会真的拿出信用卡捐款了。所以,我们总是需要努力才能弄到足够的钱,我们的主要财源从来不是基金会。大部分的钱来自我们的工作和面向订阅者发起的筹款活动。同样的,我们的职工工资直到最近为止都非常低。现在他们的薪资水平都还不错了。但在过去是非常低的。

《劳工笔记》如何想方设法适应环境

访谈者:有什么《劳工笔记》改变风格、内容、主题、态度和其它东西的转折点吗?

简:我不觉得有过什么转折点。我是说,事物是逐年改变的,但我不觉得有什么急剧的变化。你懂的,我们必须曝光新闻。所以,现在我们登的关于教师的新闻,比其它方面要多。还有其他白领工人或更多专业技术工人,如果他们中间发生了新闻的话。你知道有段时间,护士们似乎更愿意罢工。对了,汽车工人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也报道了,像是我跟你说过的日产工厂和大众工厂里的大败。哪里有行动我们就去哪里。

所以,我们的报道方向就这样改变了很多。另外,对了,我们开始附带图片了,我想这也是一个变化。呃,我想想,好吧,我还是不太确定。我不会把它当作一个转折点,但是最近有一个改变,大概是在三次大会之前。《劳工笔记》的态度总是非常明确,尽管许多许多许多,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出版物,所以我们不会坚持让加入《劳工笔记》的人都要成为社会主义者。

事实上,你要知道,我们很担心被扣红帽子,你知道什么是扣红帽子吗?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人们都会因为这个而批评你,反对你。这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是个大问题,二战后,许多工会都开除了共产主义者。你懂的,就是这些事。好,所以,这种“恐赤病”持续了好几十年,到最近还有。所以我们总是担心被扣红帽子。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即便有些人可能……你懂的,如果有人有性别歧视,我们不会发表他们的性别歧视观点,但我们还是会请他们参与大会,让他们学会更好地看待事物。也有不少工人,你知道的,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反对外国工人。但是我们试着去教他们,而不是骂他们。对的。所以还有什么?噢,对了,我们总是不讲明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们现在还是这么做的。事实上,我们最近还讨论过,没错,我们会继续这样的策略。但在三次大会之前,我们搞过一个研讨会,我们特地邀请了那些因为自己是激进分子或社会主义者而担任工会工作的人,请他们介绍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人们很喜欢那个研讨会。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继续开办这种研讨会。

在上一次大会和这一次大会上,我们搞了个“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研讨会。这个会是开给那些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但又想了解社会主义的人的。但是,开会以后,情况却跟我们预想的完全两样,因为来的全是社会主义者,不过还来了一些其他人。这就是《劳工笔记》,它就像是婴儿的一小步,以后我们还要说出来,说我们的运动和社会主义有关,社会主义是好的。而伯尼·桑德斯,你知道的,我们发表过,写过一些关于他的文章,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所以,我认为《劳工笔记》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不过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过早迈出这一步。我们一直等待到时代允许我们这样做时,才迈出这一步。我们没有在八十年代跑出去说,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社会主义报纸啊!所以,我觉得,每当我谈起工人时,都有些尴尬,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的大都是对的。但我认为我们这些年的策略还是不错的。

《劳工笔记》的大会

访谈者:你们为什么要举行《劳工笔记》的大会?这些大会的目的是什么?大会和报纸问题有什么关系?你说过,读者给你们写信,然后你们才决定举行大会的。

简:这个主意是另一个组织想出来的,它叫工会民主协会(Association for Union Democracy)。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它,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现在它不如以前强了,但它在工会民主问题上帮了大家很多忙。好比说能不能在工会里得到公平选举之类的事情。而他们刚好在底特律这边开了大会。他们请到了,我想大概两百个人参加。然后我们就想,我们应该也能这样做。真的,我们的大会就是这么开起来的。然后我们请到了四百人。

而且,挺明显的,大家都喜欢这种大会。我是说,像“能碰到你这种人真是太好了”这种话,我都不记得听过多少次了。或者是“我还以为工会里就我一个在斗争”之类的。所以他们确实喜欢大会,有时候还会发生好事情。你要知道,之前你提到过建立联系,有些组织就是在大会上建立的。比如,过去还没有尊严联盟,尊严与同情同盟这类的组织。我记不得它的名字了,但那个组织是保护移民工人权益的。我们还经常举行,就是产业内部的会议,像是组织汽车工人开会,组织钢铁工人开会,组织教师们开会。这些会议成果都非常非常好。

许多年来,电话工人们都会专门拿出一整天,专门参加《劳工笔记》的大会。而且其它组织也会开自己的大会,还会和我们联系。比如2016年的“工人支持伯尼”运动(Labor for Bernie),还有劳工联合争取单方面出资运动(Labor Coalition for Labor Campaign for Single Payer)。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说的是医保,我们希望建立社会化医保体系。有一个专门争取实现这个目标的工人团体。他们也开了自己的会议。所以大会成了能切实建立联系的地方。所以,更重要的另一种联系是关于大会和杂志、网站的关系。我想大会是越来越重要了。

但大会两年才开一次。如果每年都开,我们简直就是自杀了。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你懂的,我们的订阅量开始走低了。我不太清楚具体数字,但的确有些可悲。我想现在只有五千人订阅劳工笔记,而且很多人是共同订阅的,不是独立订阅,但是很多人都会在网上阅读。我是说,我们的确会抱怨一下。“你应该订阅的,不要只是在网上白看,对吧?”

但我认为新闻报道和分析依然是十分重要的。而那些书,也绝对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最近的一些书,因为附带培训教育内容。所以许多许多许多接受培训的人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劳工笔记》。

另一件事就是每次大会上,我们都会请那些第一次参加《劳工笔记》大会的人举手,每次都有很多人举手,这让我们十分振奋。所以,有许多不同群体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但他们的工会会问他们要不要参加,或者他们的同事可能会说我要去参加这个大会,你要不要一起来。能让这些新人参加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有一年,一个交通业工会,公交司机工会带来四百人参加大会。

访谈者:他们是自费参加大会的?

简:不,我想是工会给他们出钱。应该是这样的。对了,他们先开了一个自己的会议,才来参加我们的大会。我们喜欢这样。我想他们都是在一起工作的。你知道的,人们来参加大会,然后就会买书。或者他们会说,哦,好极了,我们就请《劳工笔记》的人来给我们分会上课吧。所以联系是双向建立的。又好比说,这本书,是我们根据芝加哥教师编写的,后来许多教师分会都买了这本书,然后就有了这本书的学习小组。所以,没错,我想这些多少是协作在一起的。

访谈者:那么你们是怎么筹办大会的?你们会讨论哪些话题?不同的群体在大会期间都有自己的会议,不用为此申请(?),对吧?

简:好问题。唔,我们会列出一系列自主管理的研讨会。我们知道每次都会需要这些研讨会,因为大家总是喜欢这些。

我们是如何召开第一次大会的

访谈者:那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简:唔,我想,我们跟人交谈,编写报刊,通过这些经验,了解人们会对哪些东西感兴趣,了解到我们的想法……我想想,第一次开大会的时候,我有没有什么安排?我记得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个叫克里斯托夫·李·萨顿(Christof Lee Sutton?)的人,是个农场工人。

后来,哦,出了件有意思的事。我们有个演讲者,托尼·马多基(Tony Madocky?)。他是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那种自学成才的激进分子。他总是号召成立劳工党,可是没人听他的。但他很会演讲,也很聪明,总是不忘宣传劳工党。最后还让那些在自己的工会里领导改革运动的人进行专门讨论。所以我们就有一些TVU的人,汽车工人,钢铁工人,都在自己的工会内进行斗争。然后你会见识到那些研讨会,有些比较……或许应该说政治性比较弱吧,而其他的政治性更强。争取加强劳动安全的斗争就可能,呃,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发动基层会员为争取更好的安全保护而斗争的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讨论我们要不要成立劳工党。再看看他们在加拿大是怎么做的。还有这种,如何成为好的工会代表。每个研讨会只安排九个人。然后我们会举办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种工会和产业会议。你已经知道了,参加这种会的大都是蓝领员工。但也有政府雇员和邮政工人。能重新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让我很高兴,他们中有些人依然在斗争,有些人淡出了,有些则是彻底消失不见了。后来我们明白大会也是财源。我们总会请不同的组织投放广告,每次只开放一页广告。

访谈者:对于第一次大会来说,搞这些项目,野心很是不小啊。

简:是吗?

访谈者:是的,是的,我是说规模比我想的大得多。

简:而且你看,我们在1999年时印了很多很多页广告。

访谈者:有人负责会议吗?

简:有,我们总是——呃,我想起初我们还不太擅长这些活儿。我们就是请人上来,拿着扩音器讲话。一个人讲完后,下面的人就进行讨论。总是这样子,有点无聊。而且或许像我说的那样,有那么一个人,比尔·帕克(Bill Parker),包办了那次大会的主要工作。人们说什么内容,这种事儿他参与的可能不多。我们想更清楚地了解,哪些人会留下来,怎样让不同的演讲者一起讲话,并找出新的形式,让研讨会里的每个参加者都能更加活跃地参加讨论。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更多地提前策划,让研讨会的思想变得更加丰富,而不只是找一些好的演讲者,把他们和听众塞在一个房间里。但是要事前和演讲者交流。比如,你打算讲些什么?你对自己的要点是怎么想的?你应当记着,要讲给听众什么内容,才能让他们听明白。你懂的,一定要鼓励他们。

我们一开始大概没有做这么多。有一个好的主席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尽量挑最合适的人,你懂的,负责维持秩序并鼓励讨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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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工厂去:简·斯洛特访谈录(之四) 适应环境-激流网(来源:彼得格勒来信。责任编辑:邱铭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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