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已暗,营地里有很多活动,但光线太暗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点灯光零星闪烁,辨不清是星光,是流萤,还是绰绰人影。曼图小同志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我了解到他是第一批共产主义青年流动学校的十名学生之一,他们正在接受听和写的教育,并接受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向青年人灌输思想!”我们的企业媒体大声疾呼,那些电视广告在孩子们甚至还未拥有思考能力之前就对他们洗脑,然而这却被视为理所当然)青年共产党员不能带枪或者穿制服,他们只能跟在解放游击军队员的后面,他们眼中星光熠熠,就像见到了摇滚明星的狂热粉丝。


曼图以温和的主人气场接待了我,他装满我的水壶说我该收拾东西了。哨声响起,蓝色的塑料布的帐篷在五分钟之内收好,又一声哨响,所有的100名同志已经排好了队,他们站成五行,拉朱同志是行动负责人。开始点名,我也站在队列里,当站在前面卡姆拉同志提醒我时,我也报出了自己的编号(我们数到20,然后从1重新开始,因为多数贡德人只能数到这么多,二十对他们来说已经够用了,也许对我们来说也够用)。禅杜现在身着迷彩,手持司登冲锋枪。拉朱同志低声用冈德语向队伍下了命令,我什么也听不懂,但我一直听到RV这个词,之后拉朱告诉我它是集结地的意思。“我们设定了集结地,以便在遇到火力袭击,不得不分散的时候知道到哪里重新集合。”他不知道这几句话在我心里引起了多大的恐慌,我不怕遇袭,我怕的是迷路,我是个大路痴,卧室和厕所之间我都能迷路,那在6万平方公里的森林里呢?无论如何我要抓紧拉朱同志。


在我们前进之前,维努同志找到我说:“那么,我向你告辞,同志。”我大吃一惊,他看上去像一只戴着羊毛帽,穿着皮制凉鞋的小蚊子,他身边围着他的警卫,三男三女,全副武装。“我们非常感谢你从这么远的地方赶来,同志。”他和我再次握了手,随后又握紧拳头,“红色敬礼,同志。”那个身负诸多秘密的人消失在了森林里,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我有点失落。但我还有几个小时的录音要听。并且在之后的时间里,我还会遇到很多人,他们会在维努同志告诉我的故事骨架上增添生动的细节。我们开始向反方向移动。拉朱同志在一英里以外闻到了爱多些碘药水[1]的味道,他高兴地对我说:“我都感觉不到我的膝盖了,我得吃一把止痛药才能走路。”


拉朱同志说得了一口流利的印度语,还能一本正经的讲着最好笑的故事。他在赖布尔做了十八年的律师。他和他的妻子,马尔蒂都是党员,是城市工作网中的一部分。在2007年末一名工作网中的关键人物被捕,在严刑拷打之后成为了告密者,他被一辆封闭的警车载着,在赖布尔周围转悠,并被要求指出他之前的同事。


马尔蒂同志就是被指认出的一员,2008年1月22日她和其他几名同志被捕,他们的主要罪行是将载有和平行动暴行视频证据的光盘邮寄给几名国会议员。她的案子没有被移交法庭,因为警察知道他们的指控难以成功。但是新的恰蒂斯加尔邦特别治安法案允许警察在没有保释的情况下拘留她数年。“现在政府已经增派了几个营的恰蒂斯加尔邦警察来‘保护’那些可怜的国会议员,免受他们自己邮件的‘伤害’。”拉朱同志说。他一直没被抓住,他的两个上学的孩子单独待在家里,受到了警察的严格询问,最后他们不得不收拾东西搬到叔叔家去。


仅仅在几周之前,拉朱同志才第一次收到他们的消息。是什么给了他这种力量,是什么还能让他保持这种辛辣的幽默?除了他们过去所经历的,是什么让他们仍然在坚持?是对党的忠诚、希望,还有爱。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它,以最刻骨铭心的方式。

解放游击军是毛主义武装力量中的脊梁。


我们现在成一列移动。我和一百名冷酷无情的暴力分子,嗜血的叛乱分子在一起。在离开之前我环视营地,除了火焰燃烧过后的灰尘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痕迹了,完全看不出有上百号人在这里扎营。我对这支军队的所作所为感到难以置信,就碳消费而言,他们比甘地主义者更甘地主义,他们碳足迹比任何鼓吹气候变化威胁的人都要少。就目前而言,哪怕是破坏的手段,也很有甘地主义的风格。比如,在一辆警车被焚毁之前,它的所有零部件都会被拆下来,它的方向盘被拉直,做成枪管,人造皮的内饰被剥下做成子弹袋,电池用作太阳能充电(来自最高指挥部的指示是被缴获的警车应该被埋起来而不是烧掉,以便将来能在需要时再次利用)。我是不是该写一出戏剧,叫《当甘地拿起枪》?或者《我会被绞死吗》?


我们行走在漆黑和死寂之中。我是唯一一个拿着手电筒的,我把它指向地面以便看清卡姆拉同志的光着的脚后跟,她穿着破旧的黑色女式凉鞋,我借此可以知道在何处落脚。她的负重是我的十倍。她背着一把步枪,头上有一个装满补给的大袋子,一口大锅和装满蔬菜的背包。她头上的袋子放的很稳,她不用怎么碰它就能在斜坡和光滑的石头路上爬下,她简直神了。结果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我很感谢历史课,除了别原因的以外,它让我在一天的行军中可以得到一点修整。

在夜晚的森林中漫步是最惬意的事情。我每晚都这么做。


我们要去庆祝1910年邦卡尔(Bhumkal)起义(译者注:见之前地震节注)一百周年。在这场起义中,科亚人奋起反抗英国人。Bhumkal,意思是地震。拉朱同志说人们会花好几天一起走上街头庆祝。森林里一定有很多人在庆祝,所有的丹达卡兰亚森林分部都有庆祝活动。我们很荣幸,因为仪式的主持人凌(Leng)同志和我们走在一起,在冈德语里,Leng的意思是“声音”。

凌同志是安得拉邦的一个高个子中年男子, 是咖德尔(Gadar)的同事,咖德尔是一位歌星、诗人 ,他在1972年创立了激进的文化组织“群众戏剧论坛”(Jan Natya Manch),传奇且受人爱戴。最终,“群众戏剧论坛”成为了人民战争集团的正式组成部分,在安得拉邦吸引了数万观众。


凌同志于1977年加入“群众戏剧论坛”,以自身的能力成为了一名受欢迎的歌手,他生活在安得拉邦,经历过最严重的镇压,几乎每天都有朋友死去的虚假“遭遇战”的屠杀时代:一天晚上,一位女警察局长化装成医生,把他带离医院,带到瓦兰加尔郊外的森林里去“遭遇意外”。但是,凌同志说,幸运的是,加德尔得到了这个消息,并对他发出了警报。1998年,人民战争集团决定在丹达卡兰亚森林成立一个文化组织,在那个时候,凌同志被派去领导“意识戏剧论坛”(Chetana Natya Manch)。现在他来了,和我走在一起,穿着橄榄绿的衬衫,不知什么原因,他的紫色睡衣上面还有着粉红色的小兔子。 “‘意识戏剧论坛’现在有10000名成员。”他告诉我,“我们有500首歌,印地语、冈德语、恰蒂斯加尔希语和哈尔比语。我们印了一本有140首歌的书。”


“每个人都会写歌。” 我第一次和他说话时,他看起来很严肃,很专一。但是几天后,他仍然穿着睡衣坐在火炉旁,告诉我们一位非常成功的主流泰卢固语电影导演(他的一个朋友),总是在自己的电影中扮演纳萨尔派。“我问他,”凌同志用他那有吸引力的泰卢固口音的印地语说,“你为什么总是认为纳萨尔派这样?” ——他巧妙地模仿了一个蹲着迈着大步的,被猎杀的人带着AK-47从森林里出来,这使我们大笑不已。


我并不确定我期待不期待地震节的庆祝活动,因为我恐怕会看到传统的部落舞蹈会被毛主义的宣传、鼓舞人心的演说和一个个目光呆滞、唯命是从的听众所僵化。我们很晚才到达会场,一个临时的纪念碑,用红布包裹的竹制脚手架建成,在顶部,毛主义党的锤子和镰刀的上方,是用银箔包裹的人民政府的弓、箭,恰当的层次体系。舞台很大,但也是临时的,在一个坚固的脚手架上,被一层厚厚的泥灰泥所覆盖。已经有小火堆分散在地上,人们陆续到达做他们的晚饭。他们只是黑暗中的轮廓,我们穿过这些(lalsalaam,lalsalaam,lalsalaam),继续走了大约15分钟,直到重新进入森林。


在新营地,我们又得进去,又一次点名,然后是关于岗哨位置和“发射弧”——决定谁将在警察袭击的情况下覆盖哪个区域的指示,再次确定集结地点。

一个事先就开始计划的宴会已经准备好了,卡姆拉给我带来了一种野生番石榴当做甜点,她在散步时摘了下来,为我保存了起来。


从拂晓时分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庆祝这一天,兴奋的嗡嗡声越来越响亮。很久没见面的人又见面了,我们能听到测试麦克风的声音,旗帜、横幅、海报、彩旗正在升起,一张海报出现了,上面有我们到达时在翁戈纳尔村遇害的五个人的照片。


而我在和纳尔默达同志、梅斯同志和鲁皮(Rupi)同志一起喝茶。纳尔默达同志谈到她在加德奇罗利工作多年,后来成为了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丹达卡兰亚森林领导人。鲁皮和梅斯是安得拉邦的城市活动家,她告诉我,妇女在党内的长期斗争,不仅是为了她们的权利,而且是为了让党看到男女平等是公正社会的一个梦想核心。我们谈论到70年代纳萨尔巴里运动中妇女的故事,她们对那些自认为是伟大的革命者,但却被同样的父权制度、同样的沙文主义所捆绑的男性同志们大失所望。梅斯说,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还没有妇女)。


午时左右,另一支人民解放游击军分遣队抵达,那是一个由高个子、轻快、孩子气的男人领导的小队,这位同志有两个名字:苏克德夫和古萨·乌森迪,但这两个名字都不是他的,苏克德夫是一位深受爱戴的烈士的名字(在这场战争中,只有死者才可以安全地使用他们的真名),至于古萨·乌森迪,许多同志都曾使用过古萨·乌森迪这个名字。所以即使苏克德夫接下的旅行都和我在一起,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再找到他,不过至少能在各种地方听出他的笑声。他说,他是1988年来到丹达卡兰亚森林的,当时人民战争集团决定将三分之一的部队从北特伦加纳派遣到丹达卡兰亚森林。他穿着考究,穿着“文职”(冈德语是“文职服”)而不是“正装”(毛主义者的“制服”),可以冒充一名年轻的执行官。我问他为什么不穿制服。


他说他一直在旅行,刚从卡恩凯尔附近的高止山脉凯什卡尔段回来。有报道称,一家名为瓦达塔(Vedanta)的公司所关注的铝土矿储量有300万吨。

果然,我的直觉是正确的。

苏克德夫说他去那里测量人们的体温,来看看他们是否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现在想要小队,还有枪。” 他把头往后仰,大笑起来,“我告诉他们这可不容易,老兄。” 从聊天的主题和携带AK-47的轻松自如里,我可以看出他也对人民解放游击军很有信心。


丛林哨兵到了。有一块“饼干”要给我!是维努同志寄来的,他在一张折好再折好的小纸片上,写下了一首他答应寄给我的歌词。纳尔默达同志读到信时会心一笑,她知道这个故事。故事可以追溯到80年代,大约在人们刚刚开始信任党的时候,人们带着他们的问题(如维努同志所说的),他们的“内部矛盾”来到这里。妇女们是第一批来的。一天晚上,一个老太太坐在火炉边,然后站了起来给达达(dada)的记录唱了一首歌。她是一个玛蒂亚人,在玛蒂亚人中有妇女在结婚后脱掉上衣,保持胸部裸露的习俗。


他们说我们不能保留我们的衬衫,达达,达科尼利,

他们让我们把它们脱下,达达,

我们犯了什么罪,达达

世界已经改变了,对不对达达

但是当我们去市场的时候,达达,

我们得半裸的去,达达,

我们不想要这样的生活,达达,

去告诉我们的祖先,达达,


这是党决定解决的第一个妇女问题。这个问题必须用外科手术工具小心地处理。1986年,党建立了部落妇女组织,然后发展成为了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现在有9万加入的成员,它很可能是印度最大的妇女组织。(顺便说一下,她们都是毛主义者,共有9万人。她们会被“消灭”吗?那么“意识戏剧论坛”的10000名成员呢?他们也是吗?)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爱反对部落民中的强迫婚姻和诱拐传统,反对让月经期的妇女住在村外森林小屋里的习俗,反对重婚和家庭暴力。但是它还没有赢得所有的战斗,但是哪个女权主义者有呢?例如,即使今天,在丹达卡兰亚森林,妇女也不能播种。在党的会议上,男人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应当予以取消。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允许这样做。因此,党决定,妇女可以在属于人民政府的公共土地上播种。在那片土地上,她们可以播种,种植蔬菜,修建拦水坝。这是一次半胜,而不是一场完整的胜利。


随着警方的镇压在巴斯塔的不断加剧,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妇女已经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她们成百上千地聚集在一起,与警察进行物理对抗。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态度,并且减轻了针对妇女的许多传统歧视。对于很多年轻女性来说,加入党,特别是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成为了她们摆脱社会窒息的一种方式。苏希拉同志,一位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高级干部,她谈到了“和平行动”民兵对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妇女的愤怒。她说他们的口号之一是“Hum Do Bibi layenge! Layenge!”(我们将有两个妻子!我们会的!)许多强奸和野兽般的性侵都是针对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成员的。但是许多目睹了野蛮行为的年轻女性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现在女性占其干部的45%。纳尔默达同志派人去请她们中的一些人,她们一会儿就加入了我们。


弗琳克(弗琳克)同志的头发很短,用冈德语来说叫鲍勃头,她很勇敢,因为在这里,“鲍勃头”的意思是“毛主义者”。对警方来说,这是足够执行即刻处决的证据。2005年,弗琳克同志的村庄——科尔马(Korma)遭到了那加营和“和平行动”民兵的袭击。当时,弗琳克是村里的一个民兵,她的朋友露基(Lukki)和苏基(Sukki)也是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成员。在烧毁村庄后,纳加营抓住了露基、苏基和另外一个女孩,轮奸并杀害了她们。“他们在草地上强奸了她们”弗琳克说“但是在之后,就没有草剩下了。” 已经好几年了,纳加营已经走了,但是警察仍然会来。“他们需要女人或小妞的时候就来。”


阿吉塔也有一个鲍伯头。“和平行动”民兵来到格尔西——她的村子,把三个人淹死在纳奥捞河里。阿吉塔曾经是民兵的一员,跟着朱杜穆走到一个离村子很近的叫做巴鲁·那·度迪克的地方。她看到他们强奸了六个女人,并射中了一个男人的喉咙。


拉克希米同志是一个漂亮的长辫子姑娘,她告诉我,她看到“和平行动”民兵烧毁了她的村庄——氿吉奥的三十栋房子。“那时我们没有武器,”她说,“除了看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她之后很快就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拉克希米是2008年那会儿花了三个半月穿越丛林到达奥里萨邦纳亚格尔的150名游击队员之一,她们在那里突袭了警方的一个军械库,缴获1200支步枪和20万发弹药。

远方的同志——印度毛派游击队纪实文学(三)-激流网

在2004年,“和平行动”民兵开始猖獗之前, 苏米特洛同志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她说,她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是因为她想离家出走。“女人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控制,”她告诉我,“在我们村里,女孩不允许爬树,如果做了的话,她就得付500卢比或一只母鸡的罚款;如果一个男人打了一个女人,而女人还手打男人的话,她就得给村里一只山羊;男人们一起上山打猎的几个月时间里,女人不允许接近猎杀;最好的肉留给男人吃,女人甚至不允许吃鸡蛋。” 这难道不是加入游击队的好理由吗?


苏米特洛讲述了她曾在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工作时的两个朋友,迪拉姆·帕尔瓦蒂和卡姆拉的故事。迪拉姆·帕尔瓦蒂来自南巴斯塔的巴里卡亚村。和其他人一样,她也看到了“和平行动”民兵烧毁了她的村庄,然后,她就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在高止山脉凯什卡尔段工作。2009年,她和卡姆拉在该地区组织了3月8日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她们一起呆在瓦迪勾村外的小茅屋里,警方在夜间包围了小屋并开火。卡姆拉进行了还击,但仍不幸遇害。帕尔瓦蒂逃跑了,但第二天就被发现并处死。

这就是去年妇女节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这里有篇来自一家全国性报纸关于今年妇女节的报道:

巴斯塔叛乱分子为妇女争取权利

阿尔汗·凯姆,《今日邮报》,赖布尔, 2010年3月7日


政府可能已经停止一切行动,以打击国内的毛主义威胁。但是,恰蒂斯加尔邦的一部分反叛分子有着比生存更紧迫的任务。随着国际妇女节的临近,巴斯塔地区的毛主义者呼吁举行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以倡导妇女权利。海报也张贴在巴斯塔地区的比贾布尔。自称妇女权利拥护者的呼吁让州警察大吃一惊,巴斯塔地区的T·J·朗库默总检察长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纳萨尔派的这种呼吁,他们只相信暴力和流血。”


然后报告继续说:

“我认为毛主义者正试图反击我们非常成功的群众宣传活动(Jan Jagran Abhiyaan)。我们开展这项活动的目的是赢得公众对绿色狩猎行动的支持,这项行动是由警方发起的,旨在根除左翼极端分子。”总检察长说。


这种恶意和无知的混合体并不罕见。古德萨·乌森迪,党目前的编年史家,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点。他的小电脑和MP3录音机里充满了新闻报道、否认、更正、党内文献、死者名单、电视剪辑和音频和视频资料。“成为了古德萨·乌森迪最糟糕的事情”他说, “就是宣布从未发布的澄清。我们可以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来说明我们未发表的澄清,以及他们所说的关于我们的谎言。”他说话时没有一丝愤慨,实际上是带着某种乐趣。


“你不得不否认的最荒谬指控是什么?”

他回忆过去。“2007年,我们发表了一份声明,说‘Nahi bhai, humney gai ko hathode say nahin mara.’(不,兄弟,我们没有用锤子杀死奶牛)。2007年,拉曼·辛格政府宣布了一项“奶牛计划”,一项选举承诺,每一个部落民都被提供了一头奶牛。一天,电视台和报纸报道说纳萨尔派袭击了一群牛,用锤子把它们打死,因为他们反印度教反印度人民党。你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我们发布了否认。几乎没有人传播它。后来发现,分发奶牛的那个人是个流氓,他把它们卖了并说我们伏击了他,杀了牛。”


那么最严重的是?

“哦,有很多个,毕竟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运动。当“和平行动”民兵开始的第一天,他们袭击了一个叫厄姆比里的村庄,烧毁了它,然后所有的人,“和平行动”特种警察、纳加营、警察,都向高筑巴尔(Kotrapal)移动……你一定听说过高筑巴尔吧?这是一个著名的村庄,它因拒绝投降而被烧毁了22次。当“和平行动”民兵到达科特拉帕时,我们的民兵正在等待他们。他们准好备了一场伏击。民兵杀死了两名“和平行动”特种警察,俘虏了七名士兵,其余的逃走了。第二天,报纸报道说,纳萨尔派屠杀了可怜的部落民。有人说我们杀了数百人。即使是像《前线》这样受人尊敬的杂志也说我们已经杀了18名无辜的部落民。即使是对事实一丝不苟的人权积极分子K· 巴里古巴尔,他也这么说。我们发了一份澄清函,没有人发表它。后来,在他的书中, 巴里古巴尔承认了他的错误……但谁注意到了呢?“


我问被俘的七个人发生了什么事。

“地区委员会召集了一个人民法院(Jan Adalat)。有四千人参加了。他们听了整个故事。其中两名“和平行动”特种警察被判处死刑。有五个人被警告然后被放走了。人民做决定。即使是告密者——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大问题——人们也会倾听案件、故事、供词,然后说“iska hum risk nahin le sakte”(我们不准备承担信任这个人的风险)或“iska risk hum Lenge”(我们准备承担信任这个人的风险)。新闻界总是报道那些被杀的告密者,从不报道那些被释放的人。所以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嗜血的过程,每个人都会被杀死。这不是复仇,而是关于生存和拯救未来的生命…当然也有问题,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甚至在伏击中杀死了错误的人,以为他们是警察,但这不是媒体描述的那样。”

令人害怕的“人民法院”。我们如何接受它们?或者赞成这种形式的粗鲁正义?


另一方面, “交锋”的假象和其他——最糟糕的简易司法形式——从印度政府那里得到警察和士兵的勇敢奖章、现金奖励和无休止的晋升?他们杀得越多,得到的回报就越多。他们称之为“勇敢的心”,即“交锋专家”。我们被称为“反国民”,是敢于质疑他们的人。那么关于最高法院明目张胆地承认它没有足够的证据判处穆罕默德·阿夫扎尔(2001年12月议会攻击中被指控)死刑,但还是进行了处决该怎么说呢?因为“只有对罪犯判处死刑,社会的集体良知才会得到满足。”


至少高筑巴尔人民法院的案件中,全体成员是亲自到场作出决定的。这不是那些很久以前就失去了与普通人生活的联系,自以为是代表一个缺席的集体发言的法官所做出的决定。

我想知道高筑巴尔的人民做了些什么?叫警察来?

鼓声开始变得非常响了。是庆祝的时间了。我们走到平地上。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里一片人山人海,最狂野、最美丽的人民,穿着最狂野、最美丽的衣服。男人似乎比女人更加关注自己。他们的头上饰有羽毛,脸上有纹身。很多人都化了眼妆,在脸上涂上白色的粉末。这里有很多民兵,姑娘们穿的纱丽服,有激动人心的颜色,肩上漫不经心地挂着步枪。有老人,孩子,还有红色的彩旗划过天空。


凌同志在讲话,还有几位人民政府的其他干部。纳艾缇同志是一位非凡的妇女,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党内工作,她对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2007年1月,因为听说她在因呐尔村,超过700名警察包围了那里。纳艾缇同志被认为如此危险,被如此拼命追捕,并不是因为她指挥了许多伏击(尽管她确实这么做了), 而是因为她是一个为村里人所热爱的部落妇女,是一个真正鼓舞年轻人的人。她肩扛着AK(这是一把有故事的枪。几乎每个人的枪都有一个故事:从谁那抢的,怎么抢的,谁抢的)说话。


“意识戏剧论坛”的一个剧团表演了内容关于邦卡尔起义的戏剧。邪恶的白人殖民者戴着帽子和金色的稻草做的头发,被阿迪瓦西斯人欺负和殴打——这在观众中引起了无穷的乐趣。另一个来自南根加拉奥(South Gangalaur)的剧团表演了一个名为《血猎的故事》的戏剧。约利为我做了翻译。这是两个老人去寻找他们女儿的村庄的故事。当穿过森林时,他们迷路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毁了,无法辨认。“和平行动”民兵甚至烧毁了鼓和乐器。这里没有灰烬,因为一直在下雨。他们找不到女儿,只能开始悲伤地唱歌,听到他们的歌声,女儿从废墟里向他们歌唱,她唱道:“我们村的声音被压制住了。不再有淘米声,不再有井边的笑声。不再有鸟,不再有咩咩叫的山羊。我们幸福的结实的细绳已经被折断了。”


她父亲唱到:“我美丽的女儿,今天不要哭泣。每个出生的人都必须死亡。我们周围的这些树会倒下,花开花落,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变老。但我们为谁而死?总有一天,我们的劫掠者会学到,总有一天真理会盛行,但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几千年都不会不会忘记你。”


之后是几次演讲。然后鼓声和舞蹈开始了。每个人民政府都有自己的剧团。每个剧团都有自己的舞蹈。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到来,拿着巨大的鼓,跳出狂野的故事。每个剧团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糟糕的矿工,戴着头盔和墨镜,经常抽烟。但是他们的舞蹈没有任何僵硬或机械的地方。他们跳舞时,尘土飞起,鼓声震耳欲聋。渐渐地,人群开始摇摆起来,然后跳起舞。他们以六七排的队伍跳舞,男人和女人分开,双臂搂着对方的腰。有着上千人的阵势。


这就是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为了这个。在丹达卡兰亚森林森林里,幸福被很严肃的对待。人们要走上好几英里,好几天,来一起欢宴、唱歌,在头巾上插上羽毛,在头发上插上鲜花,搂着手臂,喝着马华酒,整夜跳舞。没有人会独自唱歌或跳舞。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表明他们对一个企图消灭他们的文明的蔑视。

我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就在绿色狩猎行动中。


一开始,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同志们看着舞者,拿着枪站在一旁。但是,一个接一个地,就像那些不能忍受站在岸边看其他鸭子游泳的鸭子一样,他们也加入进去开始跳舞。很快就出现了橄榄绿舞者的队伍,与其他所有的颜色一起旋转。然后,几个月、几年不相见的兄弟姐妹、父母、孩子和朋友,有时会相遇,这些队伍会分散并重组,橄榄绿分散在旋转的纱丽、鲜花、鼓和头巾中。这无疑是一支人民军队,至少现在是这样。毛主席所说的“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在这一刻,是真的。


毛主席,他也在这里,也许有点孤独,但出席了。在红布屏幕上有一张他的照片,马克思也在,纳萨尔派运动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查鲁·马宗达也在这,他直白的言辞崇尚暴力、鲜血和殉道,而且经常使用一种粗糙的语言,这种语言几乎要灭绝了。站在这里,在地震节,我忍不住想,他对这场革命的结构如此重要的分析,已经从它的情感和图像中移除了。当他说只有“一场歼灭战”才能产生“一个敢于面对死亡、不受任何利己思想影响的新人”——他能想象,在夜色中跳舞的古老的人们,会是那些肩负着梦想的人们吗?

注:

[1]:产自印度一种止痛药,是印度居家常用药,用于应对多种身体疼痛。

原标题:印度:与同志们同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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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同志——印度毛派游击队纪实文学(三)-激流网(作者:阿兰达蒂•洛伊。来源:公众号  红色文献翻译。责任编辑:还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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