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只有现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使群众有可能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的精神。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实行了真正的工人监督来管制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的活动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表现自己的才能,可以稍微挺一挺腰板,可以扬眉吐气,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而且是利用一切最新的技术文化成果来工作的。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7 年 12 月 25 日—28 日),《列宁选集》第 8 卷第393 页。

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根据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习惯、根据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这已成为习惯)来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自然需要。

大家都明白,我们,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制度,还远不能广泛而真正普遍地实行这种劳动。

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整个先进无产阶级(共产党和工会)和国家政权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这条路上前进了一步。

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

另一方面,“大事业”成功之后,推翻资本家私有制并把政权交给无产阶级的政治变革实现之后,要在新基础上建设经济生活,又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

列宁:《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1920 年 4 月 8 日),《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76 页。

城市工人在每人工作时间之外再为社会做几小时的义务工作,这就叫做星期六义务劳动。星期六义务劳动最初是在莫斯科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举行的。苏维埃政权有一次号召说,红军战士在前线忍受着空前的牺牲,他们虽然受尽一切苦难,还能获得空前的胜利;又说,我们要最终地取得胜利,就必须使这种英雄气概,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不只是表现在前线上,而且也表现在后方。莫斯科工人就以星期六义务劳动来响应了这个号召。毫无疑义,莫斯科工人经受的艰难困苦要比农民厉害得多,如果你们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条件,想一想他们在这样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开始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那末你们就会同意,有些事情,只要运用莫斯科工人所运用的这种办法,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可以做到的,决不能借口条件困难而加以拒绝。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非党工人又在实际上看到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担负起这种义务,看到共产党吸收新党员并不是使他们利用执政党的地位来谋利,而是要他们做出真正的共产主义劳动即无报酬劳动的榜样,正是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最能提高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使非党工人敬佩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子也许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但是,我们说,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员要挺身担当起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大部分困难,动员优秀的共产党员上前线,对于那些不能上前线的党员,就要求他们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工作。

这种星期六义务劳动已经在每个大工业城市中推行起来,现在党要求每个党员都参加这种工作,对于不执行这种要求的党员给予处分,甚至开除党籍。如果你们也在公社中、劳动组合中和协作社中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那你们在最坏的条件下也能够而且一定会使农民认识到每个公社、每个劳动组合、每个协作社的特点不在于它领取公家的补助金,而在于这些组织中都有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参加,这些人不仅向别人宣传社会主义,而且善于身体力行,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下用共主产义方法经营农业,并且尽量帮助附近农民。对于这一点是没有理由来推诿的,这里决不能借口商品、种子缺乏或牲畜病死等等。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检验,至少能使我们精确地判断,我们实际上对所面临的困难任务领会如何。

列宁:《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9 年 12月),《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12 一 113 页。


二、必须把劳动纪律提高到最高度。


必须把无产阶级的劳动纪律提高到最高度,这样我们才会是不可战胜的。

列宁:《在全俄玻璃磁器业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20 年 4 月 30 日),《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102 页。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但极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无知的雇佣奴隶或贫苦农民,备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往前去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出自善良的愿望,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成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会有这种纪律。代表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 年 6 月 28 日),《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381—382页。


在经济领域内,社会主义刚刚建设,新的纪律应该建立起来,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我们要在改造和重建中吸取经验。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说: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都要求人与人之间有新的关系,新的纪律。过去有一个时期,没有农奴制的纪律就不能经营经济,那时唯一的纪律就是棍棒;过去在资本家统治的时期,饥饿就是纪律。而现在,从苏维埃改革起,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起,纪律应该建筑在崭新的基础上,这种纪律就是信任工人和贫农的组织性的纪律,是同志式的纪律,是相互尊重的纪律,是在斗争中发挥独创性和主动性的纪律。

列宁:《全俄工农兵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1918 年 7 月 4—10日),《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481 页。

最后,我们必须进行一个运动来消灭工厂里的旷工现象,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我们企业中的劳动纪律。旷工现象使工业丧失几万以至几十万个工作日。因此,白白地丢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卢布而使我国工业受到损害。如果旷工现象不停止,如果劳动生产率停留在一点上,我们就不能推进我国的工业,我们就不能提高工资。应该向工人们特别是向才进工厂不久的工人们说明,要是听凭旷工现象存在而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实际上就是损害共同事业,损害整个工人阶级,损害我国工业。为了我国工业的利益,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对旷工现象作斗争,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 ——任务就是如此。

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 年 4 月),《斯大林全集》第8 卷第 125 页。

在劳动者中间建立纪律,组织对劳动标准和劳动强度的监督,成立专门的工业法庭来规定劳动标准,对任何恶意破坏这种标准的行为追究责任,对多数人经常进行教育,以便提高这种标准, ——这一切都是苏维埃政权极其迫切的任务,现在已经提上了日程。

列宁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 年 3 月 23—28 日),《列宁文稿》第 3 卷第 59 页。

三、反对平均主义


要消除这种祸害,就必须取消平均主义,打破旧的工资等级制。要消除这种祸害,就必须在规定工资等级制时注意到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繁重劳动和轻易劳动之间的差别。钢铁备料工和扫地工人得到同样多的工资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火车司机和抄写员得到同样多的工资的情形是不能容忍的。马克思和列宁说过: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也还会存在;这种差别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会消失,因此,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也应该按劳动来发给,而不应该按需要来发给。但是,我们经济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中的平均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认为在我们苏维埃制度下这种差别已经消失了。究竟是谁对呢?是马克思和列宁对呢,还是平均主义者对?应当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在这里是对的。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谁现在不顾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而根据平均主义的“原则”来规定工资等级制,谁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列宁主义。

斯大林:《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1931 年 7 月),《斯大林全集》第13 卷第 54 页。

“左派”糊涂虫有一个时候把农业公社理想化到这种地步,甚至企图在工厂里建立公社,在公社里,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厂各按自己的职业工作,但是必须把工资交出来混在一起,然后再平均分配。大家知道,“左派”糊涂虫的这些平均主义的儿戏使我们的工业受到了多大的损害。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 年 1 月),《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315—316 页。

可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对这个问题有一大堆糊涂观念。他们认为党既然宣布了劳动组合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形式,那就是远离了社会主义,从公社即从集体农庄运动的高级形式向低级形式后退了。试问,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在劳动组合里没有平等,因为在劳动组合里还保存着组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上的差别,而在公社里却有平等,因为在公社里社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状况都是平均的。但是,第一,我国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都拉平,都实行平均主义的公社了。实践证明,如果公社不放弃平均主义,不在实际上改为劳动组合,那末它们就一定会灭亡。所以不必去援引世界上已经不存在的东西。第二、任何一个列宁主义者,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谬论,这种谬论适合于某种原始的禁欲主义教门,但是不适合于按照马克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不能要求所有的人的需要和口味都一样,所有的人的个人生活方式都一样。最后,难道在工人中间不是保存着需要和个人生活上的差别吗?这是不是说,工人比农业公社社员距离社会主义更远呢?

看来,这些人以为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和个人生活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不用说,这种设想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这就是说:(甲)在推翻和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地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乙)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以后,对于大家都平等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丙)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劳取酬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社会),(丁)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各取所需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时期,各人的口味和需要在质量上或在数量上都不是而且也不能是彼此一样,大家平等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

任何其他的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没有承认过而且现在也不承认的。

如果由此做出结论,说社会主义要求社会成员的需要都是平均的,相等的,一律的,要求他们的口味和个人生活都是一律的,说按马克思主义者的计划大家都应当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和同量的饭食,那就是胡说八道,诬蔑马克思主义。

现在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痛斥了原始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鼓吹“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鄙的平均主义”而称它为反动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严厉批判杜林提出来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立的那种“激进派的平均主义社会主义”。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 年 1 月),《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313—3“页。

四、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几乎用不着怀疑,广泛展开的千百万工人群众的竞赛,在目前我国建设中,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事实,也是最重要的事实之一。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家各个不同角落的整个整个工厂的竞赛,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竞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之间的竞赛,这种群众性的生产上的互相呼应在劳动者的专门合同中固定下来, ——所有这些事实都毫无疑问地表明,群众的社会主义竞赛已经展开了。

斯大林:《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1929 年 5 月),《斯大林全集》第12 卷第 97 页。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群众心理上和他们对待劳动的态度上所发生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根本改变了我们工厂的面貌。不久以前,在我们这里还有人说什么竞赛和突击运动是“臆造”的,“没有根据”的。现在这些“聪明”人甚至不值一笑了,

他们简直被认为是过了时的“聪明人”。现在竞赛和突击运动是已经争得的和已经巩固的事情。我国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工人已经有两百多万,而参加突击队的工人也不下一百万,这都是事实。

竞赛中最突出的地方是:竞赛使人们对劳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使过去被认为是可耻而沉重的负担的劳动变为光荣的事情,荣耀的事情,英勇豪迈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在他们资本家那里,为社会所称道的最合心愿的事情是收地租,靠利息生活,不从事劳动,认为劳动是下贱的事情。相反地,在我们苏联,为社会所称道的最合心愿的事情是能够成为备受千百万劳动者尊敬的劳动英雄,突击英雄。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 年8 月),《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275 页。

我们过去受尽资本主义制度的压抑,所以现在不可能确切地设想,在劳动群众中,在这个大国的各种各样的劳动公社中,在一向死气沉沉、忍气吞声地执行资本家的计划的知识分子中,蕴藏着多么丰富的力量,在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下还能够发挥出多么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为这些力量扫清道路。如果我们把组织竞赛的任务作为我们国家的任务提出来,那末,在实行苏维埃国家制度的原则的条件下,在废除土地、工厂等私有制的条件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成绩,而这些成绩会给我们提示出未来的建设形式。

列宁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 年 8 月 28 日)《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191 页。


社会主义政党要把不接受整顿自我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号召与要求的企业和农村公社登上黑榜,把它或者列为病态企业,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使它健全起来,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关闭,并且把它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院审判。公开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而且还能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解决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在这方面做的所以这样少,就是因为各个企业、各个公社中过去不让人知道的东西,现在仍然照旧是一个秘密,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却荒谬绝伦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能发挥作用的示范力量,在废除了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的社会里会起巨大的作用,这不仅因为在这里人们也许要仿效卓越的典范,而且因为组织生产的卓越典范必然会减轻劳动和增加那些采用优秀组织方法的人员的消费额。上面谈了报刊在改造经济和教育群众方面的作用,现在我们也应该谈谈报刊在组织竞赛中的作用。 组织竞赛在苏维埃政权的经济任务中应当占有显著的地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止一次地批评社会主义,说什么社会主义者否认竞赛的作用,说什么在社会主义的制度里,或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在他们的建立社会的计划里,是不容许竞赛存在的。不用说,这种指责是十分荒谬的,它已经不止一次地受到社会主义报刊的驳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和组织竞赛的另一种形式混为一谈。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抨击过这种竞赛,他们只是抨击竞争。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竞赛,是各个生产者争夺面包、争夺市场上的势力和地位的斗争。消灭竞争不过是消灭生产者争夺市场而引起的斗争,而决不意味着消灭竞赛,相反,正是消灭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才可能为组织人与人之间的而不是兽与兽之间的竞赛开辟了道路。目前在俄国,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奠定了政权的基础,而经济特点是俄国的幅员辽阔,具备极多种多样的条件等等,因此,正是现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竞赛应该是我们的一项最重要而又最有成效的改造社会的任务。

列宁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 年 8 月 28 日),《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188—189 页。

有些官僚主义的“同志”认为竞赛是布尔什维克的一种例行的时髦花样,既然是时髦花样,就一定会随着“季节”的结束而消失。这些官僚主义的“同志”当然是错了。实际上,竞赛是在千百万劳动群众最大积极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方法。实际上,竞赛是工人阶级用来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扭转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杠杆。

另外一些官僚主义的“同志”被竞赛的巨浪吓倒了,他们企图给竞赛制造一个人为的框子,把竞赛加以限制,把竞赛事业“集中”起来,缩小它的规模,从而去掉竞赛中最重要的东西——群众的主动性。不用说,官僚主义者的企图是不会实现的。 无论如何,党是会采取一切办法来粉碎这种企图的。

不能把社会主义竞赛看做办公室里的事情。社会主义竞赛是群众实事求是的革命的自我批评的表现,这种自我批评所依靠的是千百万劳动者的创造主动性。

凡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压制群众的这种自我批评和这种创造主动性的人,都应该作为我们伟大事业的障碍而被丢在道旁。

官僚主义的危险首先具体地表现在它束缚群众的活力、主动性和自动精神,它埋没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工人阶级和农民内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它不让我们利用这些后备力量去同我们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社会主义竞赛的任务在于粉碎这些官僚主义的束缚,为发挥群众的活力和创造主动性开辟广阔的场所,发掘蕴藏在我们制度内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并把这些后备力量投入天平盘去同我们国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斗争。

有时人们把社会主义竞赛和竞争混为一谈。这是很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竞赛和竞争代表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

竞争的原则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

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

竞争是:打败落后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

社会主义竞赛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 ——赶上更好的以达到普遍的提高。

斯大林:《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1929 年 5 月),《斯大林全集》第12 卷第 98—99 页。

五、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和根源


应当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某些特点。

首先令人注意的事实,就是这个运动是自行开始的,几乎是自发地开始的,由下面开始的,并没有受到我们各企业行政方面的任何推动。不仅如此,这个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违反我们各企业行政的意志的情况下,甚至是在和他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莫洛托夫同志已经向你们说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锯木工人穆辛斯基同志不知受了多少罪,他背着经济组织,背着检验员,暗中作出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斯达汉诺夫本人的遭遇也并不见得好些,因为在他前进时不仅需要防御某些行政人员,而且需要防御某些因他“标新立异”而讥笑和攻击他的工人。至于布塞根,那末大家知道,他由于自己的“标新立异”,几乎失去了工厂里的工作,幸亏车间主任索科林斯基同志出来千涉,这才把他留在厂里了。

由此可见,如果要说我们各企业行政上对斯达汉诺夫运动起过什么作用,那末这种作用不是为了加速运动的发展,而是为了阻碍它。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从下面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运一动。正因为它是自行产生的,正因为它是来自下面的,所以它是现代最富有生命力的和不可遏止的运动。

其次,还应当讲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斯达汉诺夫运动不是逐渐地,而是像飓风那样空前迅速地传播到我们苏联全国各地的。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呢?斯达汉诺夫把采煤的技术定额提高了四五倍,甚至更多。布塞根和斯美塔宁也做到了这一点, ——一个是在机器制造业方面,而另一人是在制鞋工业方面。报纸报道了这些事实。于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火焰就立刻燃遍了全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传播得这样快呢?也许是因为斯达汉诺夫和布塞根是两个大组织家,在苏联各州各区有很多关系,而且亲自组织了这件事情吧?当然不是!也许是因为斯达汉诺夫和布塞根居心要成为我国伟人,而亲自把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火星散布到全国各地去的吧?同样不是。你们在这里已经看见了斯达汉诺夫和布塞根。他们在会上发了言。他们是谦虚朴实的人,没有任何想作全苏伟人的野心。我甚至觉得,他们看到这个运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地在我国发展成这样的规模,还有些发窘。虽然这样,斯达汉诺夫和布塞根两人点燃的火星,也已经足以使这件事情发展成了熊熊火焰,那就是说,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一件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只有完全成熟的、有一触即发之势的运动,才能这样快地传播,才会像雪球那样愈滚愈大。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 年 11 月),《斯大林文选》(上),第 50—51 页。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何在呢?

首先就在于它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为什么是新的更高的阶段呢?因为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一社会主义竞赛形式,比社会主义竞赛的旧阶段优越。在过去,在三年以前,在社会主义竞赛的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竞赛并不一定要和新技术相关系。而且在当时,我们本来也就几乎没有什么新技术。相反,社会主义竞赛的现阶段,即斯达汉诺夫运动,却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没有新的、更高的技术,就不会有斯达汉诺夫运动。

在座的这些人,像斯达汉诺夫、布塞根、斯美塔宁、克里沃诺斯、普罗宁、两位维诺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是新的人才,都是完全掌握了本行的技术、驾驭并推动着这种技术前进的男女工人。三年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或者是几乎没有这样的人才。这都是新的特别的人才。

其次,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以打破当前的技术定额,超过现有的设计能力,突破现行的生产计划和平衡表为目的的男女工人运动。所以要打破这些定额,是因为它们对现在来说,对我们的新人才来说,已经是陈旧的了。这个运动打破了对于技术的旧观点,打破了旧的技术定额,旧的设计能力和旧的生产计划,而要求规定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新的更高的设计能力和生产计划。它负有在我国工业中进行一场革命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所以斯达汉诺夫运动其实是一次深刻的革命运动。

这里有人已经说过,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表现,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达到、而资本主义不能达到的那种高度劳动生产率的典范。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资本主义打破和战胜了封建制度呢?因为它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使社会有可能得到比在封建制度下多得多的产品。因为它使社会更加富足了。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应当而且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创造出更高的劳动典范,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它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给予社会更多的产品,使社会更加富足起来。

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可以在贫苦生活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各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方法巩固起来,这是不对的。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念。其实,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但是,为了使社会主义达到这个目的,并把我们苏联社会变成最富裕的社会,就必须使我国有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否则,就不要想会有丰裕的产品和各种消费品。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并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 年 11 月),《斯大林文选》(上),第 46 一 47 页。

但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还不止这一点。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的需要、而是按他为社会所做的工作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不很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依然存在,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能保证消费品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只得不按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而按他们为社会所做的工作来分配消费品。

共产主义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所做的工作、而是按一个有高度文化的人的需要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足以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的高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而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可以保证消费品十分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就有可能按各个成员的需要来分配这些消费品了。

有些人以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消灭,可以在脑力劳动者、工程师和技师的文化技术水平降低到中等熟练工人水平的基础上,用稍许拉平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的方法来达到。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才这样来想象共产主义。其实,只有在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水平的基础上,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如果以为没有提高到这种水平的可能,那就可笑了。这在苏维埃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在这里,全国的生产力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束缚,劳动摆脱了剥削制度的压迫,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工人阶级的青年一代有受到完备的技术教育的一切机会。

毫无疑问,只有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才能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基础;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开始过渡所必要的高度劳动生产率和丰裕的消费品。

因而,从这方面看来,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正是包含着我国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提到这样的高度的萌芽,虽然是幼弱的萌芽,但毕竟是这样的萌芽。

真的,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同志吧。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大都是年轻的或中年的男女工人,是有文化素养、有技术素养的人才,他们作出了准确工作和认真工作的榜样;他们在工作中善于珍惜时间的因素,他们学会了不仅用分而且用秒来计算时间。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学过所谓基本技术知识,而且还在继续充实自己的技术知识。他们没有某些工程师、技师和经济工作人员的那种保守主义和顽固思想,他们勇敢地前进,打破旧的技术定额,创造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他们对我国工业领导者制定的设计能力和经济计划提出修改,他们往往补充和修改工程师和技师的意见,他们时常教导工程师和技师,并推动工程师和技师前进,因为他们是完全掌握了本行技术并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的人才。今天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不很多,可是明天他们一定会增加十倍, ——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我国工业的革新家,斯达汉诺夫运动代表着我国工业的未来,它包含着工人阶级未来文化技术高涨的种子,它为我们开辟了达到很高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即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所必需的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唯一途径,——这一切难道不是都很明白吗?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 年 11 月),《斯大林文选》(上),第 45—47 页。

为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完全成熟了的事情呢?这个运动传播得这样迅速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斯达汉诺夫运动有哪些根源呢?

原因至少有四个。

(1)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基础,首先就是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根本改善。生活得更好了,同志们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顺利了。于是就产生了高生产定额。于是就产生了男女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首先就在这里。如果我国有危机,如果我国有使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失业,如果我国人民生活得不好,不舒服,不愉快,那末我国是决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鼓掌。)在世界上,只有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不仅向人民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成果,而且显示了自己的物质成果。在过去的一切工人革命中,我们知道,只有一次革命勉强取得过政权。这就是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没有存在多久。固然,它也企图打破资本主义的枷锁,但是没有来得及打破,更没有来得及向人民显示革命的幸福生活的物质成果。只有我国革命才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的枷锁,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人民创造了富裕生活的物质条件。我国革命所以有力量而且不可战胜,原因就在这里。赶走资本家,赶走地主,赶走沙皇的爪牙,夺得政权,取得自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这是很好的。但是,只有自由,可惜还远远不够。如果粮食不够,油类不够,布匹不够,住宅不好,那末单靠一个自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齐声赞同,鼓掌。)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还必须要有物质福利。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们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很愉快,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

(2)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第二个根源,就是我国已经没有剥削现象了。在我国,人们不是替剥削者做工,人们做工不是为了让不劳而获者发财致富,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的阶级,为自己的由工人阶级优秀分子掌握政权的苏联社会。正因为如此,劳动在我国是有社会意义的,它是光荣和荣耀的事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性质是私人的、个人的。你做得多些,你就多赚些钱,自顾自地生活吧。谁也不知道你,也不愿意知道你。你替资本家.做工吗,你是替他们赚钱吗?又怎能不是这样呢?人家雇你就是要你去替剥削者赚钱。你不愿意这样干,那就请你滚到失业工人队伍里去,随你的便挨冻受饿去吧,而我们随时都能雇到别的更驯服的工人。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是不受重视的。在这种条件下,当然不会产生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可是,在我们苏维埃制度条件下,那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劳动者是受人尊敬的。在这里,他不是替剥削者做工,而是为自己做工,为自己的阶级做工,为社会做工。在这里,劳动者不会觉得自己是无人过问的孤苦伶仃的人。恰巧相反,在我们这里,劳动者觉得他是自己国家中的自由公民,是一种社会活动家。如果他好好做工作,把一切献给社会,那他就是一位劳动英雄,就会十分光荣。显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产生斯达汉诺夫运动。

(3)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第三个根源应当认为是在我国有了新技术。斯达汉诺夫运动与新技术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我国没有新技术,没有新工厂,没有新设备,我国就不会产生斯达汉诺夫运动。如果没有新技术,那末至多只能把技术定额提高一两倍。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把技术定额提高了四五倍,那是因为他们全依靠了新技术。由此可见,我国的工业化,我国工厂的改造,我国有了新技术和新设备,是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的原因之一。

(4)但是,单靠新技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尽管有第一流的技术,第一流的工厂,如果没有能够驾驭这种技术的人才,那末这些技术就不过是技术而已。为了使新技术能够产生效果,一定还要有能够操纵技术和推进技术的人才,有这样的男女工人干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在我国男女工人中已经产生了这样的干部。大约两年以前,党说过:我们虽然建成了新工厂,给了我们各企业新设备,但我们只做了一半事情。党在当时说过?除了有建设新工厂的热情以外,还要有学会运用这些新工厂的热情,只有这些,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显然,这两年来学会了运用这种新技术,新干部产生了。现在很清楚,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干部。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没有这样的新人才,那我们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所以,男女工人中那些学会了运用新技术的新人才,是一支形成和推进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力量。

这些就是产生了和推进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条件。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 年 11 月),《斯大林文选》(上),第 51 一 54 页。

我已经说过,斯达汉诺夫运动不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是像大水决堤一样突然爆发式地发展起来的。显然,这个运动曾经必须克服某些障碍。有人妨碍过它,有人压制过它,然而,在它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以后,它就冲破这些障碍而传遍全国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究竟是谁妨碍过它呢?

妨碍它的,是旧技术定额以及站在这些定额背后的那些人。几年以前,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根据我国男女工人当时的技术落后性规定了某种技术定额。从那时起,已经过去几年了。在这几年中,人才成长起来了,受到了技术训练。而技术定额却仍然没有改变。当然,这些定额现在对于我国的新人才来说是已经陈旧的了。现在大家都在责骂这些现行的技术定额。但是,这些定额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且这里问题根本不在于当时把这些技术定额规定得太低,而首先在于现在,当这些技术定额已经陈旧的时候,有人企图把它们当作现代的定额保留下来。他们死抓住我国男女工人的技术落后性不放,只考虑这种落后性,一切都从这种落后性出发,最后,竟玩弄起这种落后性来了。但是,既然这种落后性已经成为过去,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应当崇拜我们的落后性,把它奉为偶像,奉为神圣吗?既然男女工人成长起来了,受到了技术训练,那该怎么办呢?既然旧技术定额已经不再符合实际情况,而我国男女工人已在事实上超过它们五倍、十倍,那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发过誓说一定要忠于我们的落后性吗?同志们,我们看来没有这样做过吧?(大笑。)难道我们的出发点是我国男女工人永远落后吗?我们好像没有以此为出发点吧?(大笑。)那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打破我们某些工程师和技师的保守主义,打破旧传统和旧定额,给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以广阔的活动场所吗?

有些人在谈论科学。他们说:科学资料,技术指南和技术规则的规定,是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对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要求矛盾的。但是,试问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哪一种科学呢?科学资料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像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那它对于人类早就没有作用了。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譬如说,不会有天文学,而直到现在还会信奉托勒密的陈腐不堪的地心宇宙体系说了;那我们就不会有生物学,而直到现在还会迷信上帝造人的神话了;那我们就不会有化学,而直到现在还会相信炼金术士的预言了。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如果我们那些远远落在斯达汉诺夫运动后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能够不再抱住旧的技术定额不放,认真地、用科学的精神,用新的斯达汉诺夫的精神来改造自己的工作,那就好了。

有人会对我们说:好吧,那末对整个技术定额怎么办呢?技术定额究竟是工业需要的呢,还是完全不要任何技术定额也可以过得去呢?

有些人说:我们再也不要什么技术定额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而且是很愚蠢的。没有技术定额,就无法进行计划经济。除此以外,所以需要技术定额,是为了促使落后群众赶上先进分子。技术定额是一种巨大的调节力量,它能在生产中把广泛的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周围。所以,我们需要有技术定额,但不是现行的定额,而是较高的定额。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 年 11 月),《斯大林文选》(上),第 54—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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