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都这么认为……能有今天的成功是来自我的个人奋斗——很长时间,我并没有意识到,没有那个更为社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年代,没有那个时代的家庭、社区和公共机构,我的好运气也无所依附。我曾一度认为,既然我和当年的同学们能靠自我奋斗来改变命运,现如今的普通孩子也做得到。而在完成这项研究后,我知道了自己先前的无知。

——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

1、“高考神话”并非空话,却又从未存在

小刘曾在镇里唯一的小学就读,感觉没有什么升学压力。当时镇高中集结了周围村200名同级生,小刘的成绩在60左右,家里还比较满意,所以很少因为成绩挨打挨骂,少了很多孩子因为成绩心惊胆颤的体验。

到了小升初的分班考试,参与的孩子加上了小镇周围的村一级小学生,大概500名,一共十二个班。小刘就读的初中是周边村镇的唯一初中,由于义务教育的规定,所有来就读的适龄学生都不会被拒绝。而在小刘就读的过程中,镇中学的招生质量已经开始下滑,越来越多有经济实力的家庭会将孩子送往县里的初中就读,不少在上一阶段崭露头角的小学生报考或塞钱到了县里的中学就读。而这也涉及到一个更长远的问题——只有县城才有高中,镇上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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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时我们一个年级大概500多人,中考时就只剩下380左右了,十二个班变成了十个班;380人当中,我的成绩稳定在80,县里的高中分为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普通高中有两个,这个成绩只能上差的那个(两个学校差距非常大)。”进入初三下学期,两个县高中会在学期中进行一次面向全县的选拔考试,通过考试就可以进入这两个高中的尖子班就读,不必参加中考。小刘为了考上好的高中,向家里请求拨款200元购买教辅资料。拨款下来之后,小刘坐黑车进城,在一家教辅书店买了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的几套全国中考试卷真题,渐渐开始熬夜刷题,但帮助极大。

当问到小刘为什么会这么拼命学习时,他答道:“当时老师们大力鼓吹‘父母不易,好好学习,出人头地’之类的伦理观念来刺激学生的学习动力,我很吃这一套。除了那200块钱外,还有父母确实很辛苦这一原因在。在此时期,我不断自我暗示我的未来将走向一无所成和人生巅峰这两个极端,那段时间确实很努力。”据小刘描述,周围人辍学而带来了一些令人压抑的想象:初中毕业后从事重体力劳动,过不了几年就被安排结婚生子,然后走着镇子里人们的老路变得“一无所成”。“初一时我们一个年级大概500多人,中考时就只剩下380左右了,十二个班变成了十个班。”

高中三年,小刘基本上放弃了听课,老师课堂上基本是在做自己的事情,主要是刷题,并不断请教优秀同学各种题目,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他的成绩渐渐稳定在了年级前三,然后是第二,第一。他的学校是县里两所普通高中的最优,又在最优班级里爬到了最优,学校的二本录取率66%,一本录取率33%,而每届县文科状元的归宿是top10~20区间的大学。但是,“我的高考成绩给了我很大打击,尽管制霸全县,但清华北大想都不要想,在我准备复读的期间,我通过腾飞计划被复旦录取的消息传来了;同学们恭维:祖坟冒青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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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考实现的自身飞跃,小周也颇有感触。小周的小学和高中均就读于城市内的公立学校,初中则就读于私立学校。“原先我就读的是一家很普通的公立小学,到三年级时,被市内某著名公立小学吞并。但是无论从师资还是硬件来说,并校对我的小学教育没有任何影响。后来通过多次小升初的考试,考上了省会一所高中名校所属的初中,并由此以较为宽松的标准进入了该高中。”

小周虽然考取了本地著名高中的附属初中,但仅仅是普通班的学生,不是精英班。而当时班上部分成绩好的同学打算前往省会读书,不留在本地。在父母的规划下,小周最终还是放弃了本地的初中,前往省会。尽管依旧只是普通班的学生,其初中背后所依托的高中却比本地的更加知名,这所初中的学费也因此更加昂贵,每学期需要接近一万元。“我初中的学费大概比其他学习阶段的学费总额还多吧。”小周如是说。

小周自认为不是很刻苦的人,但是依旧最后考上了复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去了更高级的城市接受教育。“当初我的小学同学很多都不差,但最后差别很明显。我觉得不是我比他们更拼命多少或努力多少——费力不讨好的学生还少吗?以前老是们会归结为方法原因,我觉得不是,应该有更深层的东西在左右着我们最终的大学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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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场之外的无形之手

“我前些天听过一个说法,叫‘初中不上民办,大学就得上民办’,说的就是这个事情。不过我们区比较特殊,公办的初中也有机会上好高中,然而这种初中的学区房就要贵上许多了。”对于学校选择,小郑有自己的经历和看法。

学区房毫无疑问以家庭实力为支撑,而家庭实力一方面体现在拥有的资本量(以学区房为表现),另一方面体现在闲暇时间的长短。从农村出来考上大学的小华在回想起自己和村里其他同学的区别时就指出:“我和我的农村小伙伴的不同在于我父母不要求我从事生产活动,我没有周末回家干农活的要求,我堂兄周末回家最怕父母看到他在家里玩耍不学习。”这种闲暇时间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学习时间的长短,进而导致成绩上的区隔。

即便剔除了家庭的经济实力,家庭的文化水平仍然能产生相当的影响。小蔡目前就读于中国东部一所知名大学,他的录取不是靠纯考试成绩,而是靠大学招生的相关政策。而他意识到:“但如果无法利用政策,则有这个渠道也没用。而利用这些政策,其很大程度上需归功于我的家庭的投入。”进一步来说:“家庭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允许我除学习和写作外不用多虑,一方面支撑起了一个还算优良的成绩,另一方面给了我在政策中竞争取胜的本钱。利用政策很考验家庭的文化水平、经济实力、社会资源。” 即便在“一考定终身”的大制度下,仍然需要家长的智慧。家长们自身的文化水平能够在高考录取时选择更为合适的录取策略,从而达到“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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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校来说,其重要性实际上体现在类似学生在不同学校表现的不同。中考结束之后,同学们因为相差四五分分入了不同的高中,不过这种区分带有某种随机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这批学生毕业的时候,他们的各类数据(一本率)差距很大。小蔡就指出:“学校的师资不同当然是一个原因,一个优秀的老师对于学生的学习热情有着极大的影响,一个老师对于学生的态度极大地影响着学生对这一学科的投入程度,班级的学习风气对于每个人的学习积极性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班级风气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班主任,但优秀的老师往往是被拥有雄厚资本的学校所垄断,如果我不是在县里的第一高中而是在另一所,我可能会在一所优秀的二本院校就读。”

除此之外,学校学生的学习氛围也非常重要,整体性的环境对于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小龙在进入县里的高中后成绩有些下滑,然而他感受到的恐惧却并不仅仅来源于成绩。他自述道:“因为在乡村校园的学生政治中,避免被孤立和欺负的方式有二,其一是优异的成绩得到老师的庇护,其二是参与其中加入小团体,当我考入第一高中的尖子班时,我充满喜悦,但当我试图融入时,显得艰难和卑微,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县中学的佼佼者,他们初中时代的好友遍及全校,我发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与周围人格格不入时,连个与己相近可以交流的人都没有。”当成绩产生些许下滑没有办法得到老师庇护时,小龙突然发现第二条避免被孤立的道路也堵死了。

课外补习机构一直是老生常谈的重要辅助教育手段,同时也是“金钱如何买来分数”的有效体现。而值得注意的是,从几年前开始,课外补习机构不仅囊括着对于普通参加中高考的培训,甚至还产生了专门面向自主招生的分支课程。小蔡便表示:“从小学开始,我就参加各种补习班,然而几乎感觉到不到有任何效果。但存在通过上特定补习班获取名校考试资格、分班考试强化等功用,所以依旧会上补习班。”这种分支课程往往仅上一个月共四五次,是在自主招生考试开始前筹备的,当然也意味着额外的费用。小吴在准备上高中的自主招生考试前,参加了一个专门准备自主招生的补习班。尽管那个班效果不好,补课老师对于练习的题目不够熟悉,使得小吴难以真正理解。但是那个课上做过的三道题却赫然出现在了高中自主招生的笔试题目中。记住了答案的小吴最终通过了自主招生的笔试。虽然这种题目的重合只是一种巧合,但是它确实也发生了。如果不是做过原题,小吴的笔试成绩会如何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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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

奋斗可以取得成功——这是一个仿佛被作为真理反复叙述的成功学命题。尽管现实里它面临各种各样的修改、否定,但依旧不妨碍它在实践上根植于很多学生乃至成人的意识深处。个人奋斗的神话让所有学生都能看到实现飞跃的希望,却掩盖起了许许多多飞跃者真正的助力。

相比于看得到的个人奋斗,在其背后若隐若现的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大规模博弈则是看不见的。而正如冰山的大部分潜在水底,个人奋斗之外的各种竞争实际上对学生最终的大学归宿有极大的影响。即便考试竞争有着形式上的公平,家庭经济水平、父母社会资源、所处地域优势等因素在学生间拉开的差距可谓令人瞠目结舌。如果真的仅凭靠个人奋斗就能取得“苦心人,天不负”的结果,那么也就无需所谓的高考移民和学区房,无需各式各样的课外补习和名校竞争。这些竞争方式可以被轻描淡写的一句“这也是实力的一种”,或“人家能做到那也是人家的本事”,甚至简单的一句反问“大家都这么做,我怎么就不行了?”而带过去,从而变得合理化。但这些额外的竞争越多,越有效,越得到重视,就越是证明个人奋斗的竞争是多么廉价,越是否定无数高考生主观看来极为重要的各种拼搏、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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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个人奋斗只不过是学历生产的一个环节,而各环节的重要性并不均等,个人奋斗的成功神话并不现实。学生之间的竞争,早在其父母还在竞争时就开始了——任何相互竞争的学生,他所面对的都不是对方一个人,而是连同其背后一切可以为他提供便利的背景。事实上,生产环节中的前置条件会影响着“努力环节”,换句话说,不同阶层的人中愿意努力的人所占有的比重是不同的,而上层阶层的子女,恰恰更有可能去努力。如果我们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可以有不努力的上层阶层的个人,但从来没有不努力的整个上层阶层。既然上层阶层在前置环节中已经占有了优势,那么他们也更可能有效地运用“努力环节”以进一步完善“教育生产”过程,“努力读书”的意识形态得以形成,反过来提升了整体的努力水平。比如,我们只要观察“读书无用论”这个现象,恰恰就会发现它的出生地往往在于农村或者城乡结合部之类的地方。这不能归因于农村人文化水平低,而应当被认为是整体农村发展环境的事实: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即便他们努力,所能产生的阶级跃迁是相对更受限制的,他们的背景本来就难以考上大学,更不要说即便上了大学未来还要面临着能否在城市站住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投入成本高且风险大,“读书无用论”自然而然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而反过来它更加加剧了这种普遍的不努力。作为意识形态的努力不是一种可以处处生根发芽的观念,而是社会存在的体现。试想,当一个毫无背景的学生,面对他人背后的那个复合了一切资源的庞然大物时,他能靠自己的个人奋斗挣来多少胜算?他要如何在这样让人无力的竞争里生就成功学的神话?

办法还是有的,如果一个学生阿Q般地和那些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他总能从中发掘成功的感觉。实际上很多人也正是如此实践的,并且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之所以意识不到问题,正是因为奋斗之外的各种因素已经限制了基本的预期。对于一个上海富裕家庭的学生而言,考取上海一流院校或许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事,而对于一个西部村镇的学生而言,能考上同样的学校绝对够让祖坟冒青烟。

这其实并非什么阿Q精神,而是森严的阶层壁垒已经深入人心。个人奋斗神话鼓舞了学生,同时也遮蔽了许多显而易见的非奋斗因素。当壁垒之内的学生还在被教育着怎么用梦发电时,壁垒之外的,本应平等地属于所有考生的世界,已经看上去远如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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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奋斗”:一个关于高考的神话-激流网    (作者:马乙己。来源:无知路上。责任编辑: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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