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

在上海的文革中,因“工总司”总部的主要核心成员大多进入了市委、市革会的领导班子和市级各组办的领导层中,成了市委和市革会的高、中层领导干部。同时,他们仍是“工总司”(总工会)的主要核心成员。由于他们兼有这两种身份,也被一些人拿来作为编造“工会凌驾于党委之上”的口实。如“准官方”编写的“史话”就不顾历史真实性,胡说什么“工总司”竟成了上海的“第二市委”。影响所及,“年代”的作者一度也在文稿中写到:王洪文以“工总司”委员(总工会常委)学习会制度,让参加者通报各自所在的市革会组办和有关区局的工作情况;又把总部的精神带回各自单位传达贯彻。对这种完全不符真实历史情况的描述,我向作者提出异议,并介绍了当时的真实情况。现在“年代”中虽然已经没有了这种不实的描述,但类似的问题在某些写文革的书刊中还是存在着的。所以我想对“工总司”(总工会)总部核心班子的形成和变化,以及核心班子的学习会(包括整风会)等情况作一些介绍。

1.总部核心班子的形成和变化

(1)第一阶段(六七年四月之前),“工总司”建立初期的情况

“工总司”建立初期(从六六年十一月五日筹建起到六七年三月),因各种原因造成总部的机构很不健全,也无必要的规章制度,呈现的是一片混乱情况。无论是总部的主要成员,还是普通工作人员,都可各行其事,自称代表总部向外乱表态。虽曾有过“大会主席团”,也设立过"核心领导小组"、“常委”,但都没能起到真正的“领导核心班子”作用。以下简述一下这个阶段中各个时期的情况。

①“工总司”的筹建工作,从六六年十一月五日在“首都三司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初次座谈会,到十一月九日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只有不到五天时间。参加座谈会的十七个单位的代表商议筹建事项时,开始并没有推选过谁来主持筹建工作,实际上是由协助筹建的红卫兵们在掌握会议和提出各种意见,再由大家商议后分工去办的。直到确定了要开成立大会,在商议开大会各项事务时,才提出要有个大会主席团来主持成立大会。于是由十七个单位各自提名人选,经协商最后决定了六名(也可能是七名)主席团成员候选人:王洪文、潘国平、范佐栋、叶昌明、陈阿大、蒋周法,委托红卫兵们去作调查后再正式决定。最后,范、陈两位因故被拉下来,又补充了徐美英。这样正式产生出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五名: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蒋周法、徐美英(女)。还决定了王洪文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潘国平为主持大会的执行主席。另决定设立大会秘书组,由范佐栋负责。这个名单的确定,也可说是在十七个发起单位的代表中产生的第一个“核心班子”。因为当时的设想是先抢时间宣告“工总司”的成立,再来商议总部机构的设置和下一步的行动。但由于宣布了王洪文和潘国平为大会主席团的“两主席”,这实际上也等于宣告了王、潘两人为“工总司”的负责人。而范佐栋掌握实际办事的秘书组,也就处于王、潘之后的重要地位,以后也就由他在总部主持日常事务了。

紧接着成立大会发生的“安亭事件”,是完全出乎所有筹建人员意料的。由于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加上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工作机构,所以在发生“安亭事件”后,大会主席团成员连相互联系、商量对策也做不到,完全是手足无措,陷入一片混乱中。所幸的是当时的市委可能想借这一事件向中央施压,却没想到中央会派张春桥来处理此事,更没想到毛主席和党中央会同意张对事件的处理。可说是种种的“巧合”和“机遇”,让“工总司”在一成立时就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注和支持。“工总司”不但得以立足,也确立了在上海文革中的地位,对上海文革的发展也有了重大的影响。

②“安亭事件”结束后,王洪文已在事实上成了“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他召集我们商讨了总部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等事项。因为大家都是从最底层单位出来的普通工人和一般干部,完全没有经验可言,所以在这方面的反复较多,变化也大。

从我现存的“工作笔记”中可查阅到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前的一段记录:“组织工作,各个发起单位都有,一律平等。”这之下有一份“筹委会十七人”名单和“组织分工”名单。这也是现在能见到的“工总司”最早的,也较为正式、完整的总部机构名单。(在十四日前的记录,也有一份工作机构名单,但不及这份完整。)基于“平等”的原则,十七个发起单位都有一名代表参加“筹委会”,并要以此为“核心”重组“指挥部”,而“筹委会执委”成员空缺。这说明当时的总部还没产生出真正的“核心班子”,还是处于一种“筹备”的状态。

“筹委会十七人”的名单是:

叶昌明、徐美英、丁德法、缪南生、黄文海、范佐栋、张伯生、黄金海、王洪文、孔繁胤、蒋周法、陈金星、蒋财良、陈阿大、潘国平、张潮生、戴立清(另有沈林春、朱泽民两人名字被划去)。在上述名单中,戴立清单位最初参加筹建会议的是王汉清,后调为戴参加“筹委会”,戴以后也成为总部的主要核心成员。在筹建之初最活跃的戴祖祥和岑麒麟两人却没有在“筹委会”内,戴是被缪南生替代,岑也被单位换了人。沈林春是参加了筹建活动的,也被单位换了人。岑是八二二厂的,沈是基础公司的,所换上的应是上述名单中的蒋财良、张潮生(但已记不起这两人分属哪个单位)。蒋、张两人后都没在总部工作。八二二厂仍是岑在总部,基础公司是张宝林在总部工作,岑和张都曾参加总部核心班子活动。

③在我的第二本“工作笔记”最后部分,记录有一份“工总司”总部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置的名单。在这份名单中明确开列了总部的“核心领导小组”七名成员: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蒋周法、范佐栋、耿金章、陈阿大。据我的回忆和推测,这份名单产生的时间应在六六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后,至十二月中旬(“解放日报事件”结束后)之间。主要理由二条:一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总部扩大会议(整风)”上,孙玉喜在发言中还提到“筹委会”的名称,这说明当时还没产生“核心领导小组”。二是在我参与筹备了十二月十一日全市造反派大会后,十二月下旬我曾回本单位一段时间,六七年一月中下旬才回总部。如在我回单位期间定下的这个名单,就不大可能有我位列其中了。再者这个“核心领导小组”的名称存在的时间很短,在“工作笔记”中记有陈斌(在总部协助工作的红卫兵)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一个总部会议上的发言,其中就已不提“核心领导小组”,而改称“常委”了。但何时改为“常委”名称的,已无法回忆出了。

这个“核心领导小组”(即以后的总部“常委”)的组成人员,就是筹建“工总司”时提出的大会主席团的最初人选,再加上为拉拢“二兵团”而放进去的耿金章。但实际上这个“核心领导小组”并没能起到应用的“核心领导”作用。其主要原因是:一是没有经验,虽有了名义上的“核心”,但没有一套相应的议事和工作规则,主要成员各行其事,没有约束力。二是耿金章有“独立”之心,几乎不来总部参加会议,“兵团”自行活动,并不听从总部的。三是以后耿被抓除名,而范佐栋也因有夺权之意被清除,七人的“核心”变成五名“常委”了。

(2)第二阶段(六七年四月到六八年),形成总部组长会议形式的“核心班子”

“工总司”的初期阶段,除了王洪文、潘国平因是成立大会的“两主席”而被大家公认为总部的负责人外,其他的常委(“筹委会”或“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与总部机关各组室的负责人间都是平等的,总部也没有一个有约束力的规则,各人都是各行其是。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混乱,也有了可能分裂的危险。作为“七常委”之一的耿金章依仗“二兵团”日益膨胀的势力,其“独立”的迹像也越加显露。为避免“工总司”造反队组织的大分裂,王洪文和其他大多数核心成员采取了果断措施,关押了耿金章,撤销了“兵团”等组织,将造反队统一在“工总司”的组织体系中。在“七常委”之一的范佐栋伙同黄文海等人想排斥王洪文夺取总部大权时,王洪文在大多数核心成员的支持下,及时采取措施,把范、黄等人清除出总部,保证了总部的团结。

在六七年三月份,毛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号召,上海市革会也召开了扩大会议,姚文元作了“整风报告,”号召群众组织进行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王洪文和我们也感到总部再这样乱下去是不行的。经多次商议后,下决心借响应市革会“整风学习”的机会,对总部机构进行彻底的整顿。当时决定总部机关只留下各组负责人和少量骨干人员,其余人员全都遣散回本单位。而组长一级人员从四月一日起在原市委机关大院的海格大楼九楼会议室集中学习和“整风”,每天上午学习,下午回总部工作。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存在的各种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即“整风”。除此外,还很重要的是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确立了一些规则:如组长级的核心人员以后要保持集中学习的制度,明确了核心人员的分工和各组室的工作职责,规定了重要事项必须在组长级核心人员会议上汇报商议后决定,不允许个人随便以总部名义对外表态和决定什么事项。特别是王洪文还专门提出了要在总部现有人员中“成立一个党小组,开展党小组活动”(在我的“工作笔记”有此记录,但没实行)。后来还专门从基层单位选调了一些党员造反派人员来总部工作,并参加了总部核心班子的活动。

通过这次的整风和学习,最重要的一个成果是:以总部组长会议的形式,产生了一个领导层面和工作层面合一的总部领导(核心)班子,初步形成了总部的集体领导的格式。我的“工作笔记”在六月初的记录中有一份名单:

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蒋周法、叶昌明、张宝林、王腓利、王明龙、王秀珍、戴立清、缪南生、黄金海、岑麒麟、王成龙、徐文豹、金祖敏、倪叔英、邵智慧、耿金章、沈阿友、姜延良。

这批人员是总部各组的"组长"(负责人),以及参加总部领导(核心)班子活动的人员。

以总部组长会议形式作为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六八年,因市革会建立市工宣队办公室,“工总司”总部的核心成员大多数被市革会选调到各市工宣办任职工作,以后就无形中消失了。当然,在这段时间中,这个核心班子中的成员也有增减的变化。如沈阿友、姜延良先后回单位了,而作为“工代表”派到“工总司”来的汪湘君,参加了这个核心班子活动,以后还成为协助我主持总部工作的机关负责人之一。另外,在总部“支左”的警备区小分队的两位负责人王日初和康宁一也一直参加核心班子活动的。

在我的“工作笔记”中,还记录有王洪文提出的要扩大总部的常委和(增设)委员。在“年代”一书中也提及“工总司”曾决定扩大常委和委员之事,并讲为此曾向市革会有过正式的书面报告。我的回忆:此事应是有的,但肯定没有落实过。(“年代”中讲市革会同意了“工总司”的此报告,但我没这个印象。)在六七年底召开“造反派代表会议”(后被追认为“四届工代会”)前,“工总司”只有“常委”,没有委员。王洪文曾提出过扩大(增设)常委、委员,后因想在年底开大会选举时解决,故当时没办此事。但到年底召开“四届工代会”时,虽选出了四十多名委员,又因故还是只设“五常委"。到七三年开“五届工代会”前,这个班子没有变动过。

“四届工代会”选出的“工总司”五名常委都是原来的人员: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蒋周法、叶昌明。四十四名委员中,造反派人员占了绝大多数,总部核心班子的成员几乎都在内。为了贯彻张春桥一再提出的“要团结保守派的大多数”指示,特别把杨富珍作为代表性人物放入了委员中。大会之后,总部仍延用了原来的组长会议形式作为总部的领导核心班子,而这时的组长也都是“工总司”委员了,这个任组长的委员,就成了事实上的“常委”。

我现在回顾“工总司”这个阶段的情况,感到从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角度来讲,这个阶段的情况是最好的,也是最完整的时期。一是领导层面和工作层面合一的核心班子,议事和工作有了一定的规则,消除了以往那种混乱的情况,有事集体商议,就没有了政出多门的矛盾。二是王洪文亲自主持了总部的工作,抓了组织整顿和学习教育,核心班子团结一致,消除了分裂危险。三是通过这一时期的工作,使“工总司”从立足之初走向了稳定、巩固和发展。以下简要回顾一下这段时期的主要工作。

①“工总司”建立之初,可说几乎全依靠协助我们的各红卫兵组织开展活动。这些红卫兵学生(还有少数老师)确实十分热情和有力地帮助了我们,使总部得以渡过了最初的困难,总部人员对他们都深为感谢的。在召开半周年纪念大会(“5·9”大会)时,还特邀了北京的包炮和上海的一些红卫兵组织代表参加这个大会。六七年“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发生后,出于当时的客观原因,绝大部分在总部工作的红卫兵都撤回了学校。之后,王承龙乘机从“市机联站”调了一批市委党校和市社科院的人员来总部协助工作。(这些来总部协助工作的知识份子也是不错的,但我们当时有些怀疑王承龙想据此控制“工总司”,故陆续清退了他们。)在经过多次组织整顿后,总部机关各部门才真正完全由“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们自己作主了。

②六七年三、四月间,贯彻“贵阳棉纺厂大联合经验”时,“工总司”从总部到基层造反队一度思想混乱,“士气”低落,经过反复学习,正确领会中央精神,最后终于统一了思想认识,较好地解决和促进了归口系统大联合的问题。在首先把“工总司”的财贸系统造反队与“市财联”大联合成立“市财革会”后,又陆续解决了“工总司”的科技、卫生、教育、出版等系统造反队与各自系统内的其他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

③六七年七、八月,在“联司”和“支联总部”大搞分裂和严重破坏社会治安活动,妄图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时,总部最后迫不得已与各造反派组织联合采取了果断行动,避免了上海出现大动乱和大分裂的危险。在一些单位出现武斗情况时,总部也明确了坚决反对武斗的态度,加强了促进大联合的工作。到了六八年中期时,可说在所属单位造反队间已无武斗问题,绝大多数单位实现了大联合。

④区县和局的联络站间的矛盾(按系统归囗联合)也一度困扰过总部,通过许多次的调研和办学习班,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是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后果。

⑤在发生六八年“4·12”炮打事件时,王洪文及时召开总部核心班子会议,统一思想,坚定地反对“炮打”,使上海的形势保持了稳定。

⑥抓了召开“工代大会”的试点工作,并在六七年底召开了上海“四届工代会”。为此,总部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情况调查统计工作,也为以后的多次调查统计工作积累了经验。特别是通过这样的调查统计工作,使我们看到了工人新干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学习的迫切需要。"工总司"为此专题向市革会书面请示报告,提出开办上海市工人政治学校,对工人新干部轮训学习教育,获得市革会批准。

⑦在建立上海工宣队和市工宣队各办公室时,按市革会要求做好配合工作,向工宣队输送了一大批工人新干部。

(3)第三阶段(六九年到七三年)“工总司”改名“工代会”,机关组长会议成为“工作班子”

在六八年市革会组建上海工宣队时,“工总司”总部核心班子的成员大多被选调进市工宣队各办公室,后又都被结合进市革会各组办任职。

文革后有一种说法,讲王洪文借成立工宣队和建立工宣队办公室的机会,把“小兄弟”们塞进了各工宣办里,又用工宣办与相应的市革会组办合并方法,让“小兄弟”们成为组办的负责人,从而使王控制了市革会。我认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歪曲事实的说法。要知道,六八年时的王洪文还没有这个权势能做到这一点。而上海的大事,都是要经张春桥同意后才能施行的。成立工宣办,又让工宣办与市革会组办合并这样的大事,没有张春桥的同意是绝不可能办的。再说在市革会组办的总部核心成员并不是所在组办的主要负责人(一把手),王秀珍在68年底前升任市革会副主任后离开了文教组,张宝林也同时期调任"文攻武卫指挥部"后离开了地区组,王明龙接着退出了所在的郊区组回厂劳动,在科技组的戴立清也在七二年离开了,他们离开后并没有"工总司"的人去接替。而他们原所在的组办,都是老干部或军队干部当一把手的。(黄金海也是在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离开财贸组后,才升任一把手的。)

在当时,“工总司”总部就只留下我在主持工作,并有汪湘君协助我。70年后在筹备"五届工代会"时,原总工会副主任沈涵被调来总部参加筹备工作,但"五届工代会"因故一直拖延到七三年四月才召开。72年经市委批准,采用了临时的过渡办法,将“工总司”改名为“工代会”。王洪文也同意我提出的,让沈涵作为协助我主持工作的总部机关负责人之一。这样,就在七三年的第五次工代大会之前,“工总司”~“工代会”的总部机关有了以我和沈涵、汪湘君三个人组成的机关领导核心(但汪湘君约在七二年底去负责筹迠新市妇联工作),而总部机关的各组室也都有了新的负责人。

我考虑到:原来作为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组长会议已无形中消解了,今后总部的工作再依靠他们来商议已不大可能了;再者,王洪文在六八年后的工作主要是在市革会、市委,对总部工作的关注日益少了。原来由他主持的组长会议,能称为总部的领导核心班子,而现在不可能再由他来主持原来的组长会议了。虽然王秀珍以后成为分管工会的市委书记,但在成为市委书记前,她还不能来主持这样的会。由我来主持这样的会议,当然更不行了。所以我就采取每周召开一次现任总部机关各组长的“工作会议”来商议工作。这个新的“组长会议”不起到总部的领导核心班子的作用,而只是我主持工作时用来商议总部日常工作的一种形式。对一些较重要的事项,我就向王洪文汇报,由王视情况或直接答复我,或找几位原在总部任组长的核心成员一起商议确定。有些重要事项向王汇报后就再向市委呈送请示报告。

我记忆中,王洪文在去中央工作前,找原来的核心成员开会的次数并不多,大多是为了开全委会,或为贯彻市委有关工作,需要商议时才开这种会的。这段时间中,由王洪文召集会议商定的事项,最重要的就是《工人造反报》的停办、“工总司”改名为“工代会”的问题,还有在“一打三反”和“清队”等运动中对“工总司”区县局联络站的调查整顿工作,对一批原被关押和处理的“老头头”作复查处理等。

王洪文去中央工作后,因王秀珍是分管工会的市委书记,我有事就向她汇报请示,不再直接报告王洪文了。而在这段时间内,原总部核心班子成员的变化也很大。如前面开列过的名单中,潘国平和蒋周法两个常委,以及王明龙、张宝林、王腓利、缪南生、岑麒麟、徐文豹、耿金章等都先后回厂去了,倪叔英、邵智慧也去了区局工作,还留在上面的只有我和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王成龙,以及升任市委领导人的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所以在王洪文去中央工作,由王秀珍分管总工会后,她已无法召开如以前那样能起到总部领导核心作用的会议了。

(4)第四阶段(七三年后的市总工会)

七三年四月,上海召开了第五次工代大会,选出了市总工会第五届全委会和常委会。这是上海文革中重新恢复了“上海市总工会”的名称,也较为正规地选出了市总工会的领导班子。与名义上的“四届”班子相比较,这一次班子的变化是很大的。从全委会和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来讲,虽说也曾强调过“造反派”的因素,但还是较重视了成员的代表性,尽量照顾到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市总工会的二十七名常委中,原“工总司”的主要核心成员只有十二名(包括仍在单位劳动的人员)。在一百多名委员中也有相当数量的非造反派人员,而文革之初的老头头、老造反只有不到二十人(不计上述常委人员)。当然,在七名正副主任中,只有一名老干部和一名老劳模,另外五人都是“工总司”原来的主要领导成员。

按照规则,这次选出的市五届常委会理所当然地应是市总工会的领导核心班子,但实际上却并没能做到。首先,当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章制度,对常委会的议事规则,常委会的职责权限等都不明确。其次,常委会的许多成员作为市委领导人和市革会部门负责人,不可能经常来参加总工会的各种会议。特别是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杨富珍四位正副主任几乎不来参加常委会的一般活动的。我当时考虑过的:如召开常委会讨论商议较大的事项,这四位不来参加会的话,那是不好办的。而要是常委会上只商议一些小事情的话,专门开常委会也没必要了。所以我在实际工作中还是采取老办法,用总部机关的组长工作会议来商议日常工作,对一些认为需提交常委会知道的事项,就在每周的常委学习会上通报(总部机关各组长也是列席常委会的)。重要事项则向市委请示报告(包括向王秀珍口头请示汇报)。凡召开总工会全委会,则必先开常委会通报全委会的内容和作出决定。且要开全委会前,也必先向市委请示报告并取得同意。对贯彻市委布置的工作的情况,也大多是在常委学习会上通报大家知道的。从七三年市五次工代大会后到七六年十月的这段时期内,市总工会的常委会专门讨论总工会工作的会议是较少的,所以这个常委会实际上也起不到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作用。

(5)在总部领导核心班子变化的各阶段中,都没有以总部学习会制度来通报各组办、区局工作情况的问题

从“工总司”到“总工会”,真正起到有领导核心作用的只有在前述的“第二阶段”(六七年四月到六八年底前),由王洪文主持的总部组长会议。从我“工作笔记”中的记录可以看到,当时总部组长开会商议事情和学习等活动是较多的,一些大的事情都是由王洪文主持组长会议商定后去执行的。

六八年后,由于总部原核心成员大多去了市委和市革会任职,在这之后“工总司”总部就再没能形成如“第二阶段”中的那种集领导作用和实际工作合一的领导核心班子。即使到了七三年有了总工会的常委会,也只是个名义上的“领导核心”,而我主持的总部机关组长会议只能起到工作商议的作用。

王洪文在沪时召集部分原组长会议核心成员开小会,商议“工总司”的一些事情,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至于在王秀珍分管总工会后,她常找总工会几个常委开“小会”,这是她按王洪文赴京前对她讲的:要她“多关心”一下“工总司”的一些主要头头,也即要她管住这些人,所谓抓这些人的思想教育。他们两人开的这种“小会”是不能视为“工总司”(总工会)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

但是不论在哪个阶段,无论是“工总司”的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组长会议),还是总工会的常委会(学习会),都没有王洪文以“工总司”委员(总工会常委)学习会制度,让参加者通报各自所在的市革会组办和有关区局的情况;又把总部精神带回各自单位传达贯彻的情况。从我前述的“四个阶段”可看到:在第一、二阶段时,王洪文还只是市革会的领导成员之一,他的职位和权力都不是很高的,根本不可能做得到上述的这一种情况。如他敢于这样做,恐怕就没有以后的王洪文了。张春桥对王明龙的所谓“三军座谈会”之事的态度,已有先例了。而到第三阶段,起到领导核心班子作用的组长会议已无形中消除了。而到了第四阶段的总工会常委会,由这个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情况就可知道更无这种可能了。

当然,在总部核心成员(常委)开会时,难免会有人谈到自己的一些工作情况,特别是在王洪文或王秀珍召集的会上,因为他们是市委书记,有些人就不免想借机向他们汇报请示些问题的。而在“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邓反右运动”时,有些人也会讲到一些运动的情况。我认为,这与有意识地以“工总司”(总工会)核心班子开会来听他们汇报和布置工作(即“年代”书中提到的所谓“凑凑情况”等)是完全两回事。

在七一年中共上海市委建立后,市总工会的工作就完全纳入了市委的领导之下(而之前也是在市革会领导之下),我主持的总部工作班子,就是按市委的要求开展工作的。

此外,在文革后非常遭受诟病的还有王秀珍常找我和另几位总工会常委(也即原总部主要核心成员)开所谓“小会”的问题,以及让几位非总工会常委的“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参加市总工会的常委会活动的问题。这种情况造成了给人以搞“小团体”的口实,但这两个问题都不应算作总工会的责任。

2.总部核心(常委)班子的学习情况

在“年代”书中,作者提到了作为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司”能改名为“工代会”,又顺利转型为“总工会”,这在全国唯此一例。但作者没有进一步说明所以能如此的原因。我想借机讲一些我的体会。

(1)探寻“工总司”能顺利转型为“总工会”,必然会涉及到张春桥、王洪文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要是没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就不会有上海的“工总司”。但即使有了支持,要是“工总司”自己不争气,也是要垮台的。以此探寻原因,就必然要提及两个人,一是张春桥,二是王洪文。

①张春桥关心、支持“工总司”,也严格要求之

“安亭事件”之后,张春桥对“工总司”很关心和支持,但也有严格的要求。在文革前期的几年中,张春桥每次回上海时,总会接见“工总司”的主要核心成员,听取我们的情况汇报,对我们提出学习和思想作风上的要求,也对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进行教育。如针对在革委会建立后,一些老头头、老造反有“失权”的想法,张多次讲过“打天下的,不一定坐天下”的问题,要造反派们正确对待在夺权后又没能结合进革委会掌权的问题。又如针对一些造反派新干部在地位有了变化后,思想作风上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张春桥强调新干部要过好“三关”(地位、入党、婚姻三关),特别提出新干部在上面担任了领导职务后,原来的工资待遇在原单位不变,要求入党的必须向原单位党支部提出申请,由原单位党组织讨论决定。他讲如果新干部不抓紧要求,也是很容易变坏的。对我们这些总部核心成员,张春桥也有过多次针对性的严肃批评。对张春桥的每次接见时的讲话,总部均有正式的记录(大多是由王成龙记的,可惜现在无法看到。而我的五本“工作笔记”中只有很少的记录,这主要是因为自己当时还没养成记录习惯,在文革中后期时,我对一些重要会议和所经手的重要事项,大多有着较详细的记录。)

“工总司”早期的集体学习和整风,就是贯彻张春桥的指示而进行的。大约是六七年四月的集中学习和整风时所发生的一件事,是我至今记忆犹深的。我们当时在原市委机关大院内的海格大楼九楼会议室集体学习,平时大家都是乘电梯上下的。某天大楼停电,我们都走楼梯上下了。凑巧的是接到电话通知讲张春桥要来参加我们的学习会,而且人已出来了。这下王洪文和我们都傻了。那时根本没有什么通讯工具能与在路上的张春桥联系的,王洪文和我们几个主要成员只得到下面大楼门口等。不一会张的车就到了,知道没电梯后就和我们一起走楼梯到九楼会议室。这一刻确实使我们十分感动的,使我们感到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张春桥对我们“工总司”的关心和支持。

②王洪文是“工总司”的好带头人

从“工总司”建立之初,王洪文就一直是总部的主要负责人,我到现在还是很庆幸当初大家能推选出这么一个好带头人。“工总司”能在十年文革中没犯什么大的错误,并得到了稳固和发展,这与王洪文带领大家一起努力分不开的。市革会成立后,王洪文就成了市革会的领导成员和副主任,但他仍能与总部其他核心成员一起参加总部的学习会和整风会,并能带头作批评和自我批评,起了榜样的作用。这在我的五本“工作笔记”中有不少记录。在他担任了市委和中央重要职务后,虽然直接指导总部的工作比以前少了,但还是一直关心着总部的学习和工作。

③“工总司”也能注重自身迠设

正因为有了张春桥的关心和教育,在王洪文直接主持下的“工总司”总部能注重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在总部领导核心班子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使“工总司”顺利地转型为“总工会”。下面就据我的“工作笔记”所记和我的回忆,简要介绍一些总部领导核心班子的学习和整风的情况,以及总工会常委会的学习情况。

(2)“工总司”早期的几次“整风”和学习会情况

67.5.20.张春桥接见“工总司”主要成员,在讲话中对“工总司”作了严肃批评

①在六六年的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工总司”总部在“安亭事件”结束不到两个星期时,进行了第一次“整风会”。当时的背景情况是:“工总司”才成立不过半个月,机构不齐全,人员很混杂,总部的主要成员间也还不熟悉,以致整天显得乱哄哄的。许多来总部的人对这种情况都很不满意,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在我的第一本“工作笔记”中,早在十四日就记录了大家在“群众大会”上所提出的三十多条意见,但之后情况依旧,甚至更乱了。连我们自己对这种现状也很不满意,这样就由王洪文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的总部整风会,让大家对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所谓的“整风会”,其实也只不过是让大家讲一下对他人的意见,以及对他人批评自己的意见作辩解,并没能起到什么真的作用。这当然也是与我们这批人刚从基层走上社会,在这方面毫无经验有关。

②六七年四月二、四日,“工总司”总部又进行整风和学习会。在解放军驻“工总司”支左小分队的帮助下,这次的整风学习会显得比较正规。首先安排了学习毛主席“关于纠正党的错误思想”,“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以及有关的毛主席语录。还学习了姚文元在市革会扩大会上所作的“整风报告”等有关文章。通过学习,再对照总部存在的问题和各人的实际情况,大家畅开思想谈认识,检查自己在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相互提意见,开展批评。我现在回顾起来,认为在总部多次的整风学习会中,这一次是效果显现最好的一次。基本上达到了在学习开始时提出的,加强总部的组织性、纪律性、科学性、革命性的目标,解决了以前总部机关的混乱情况,确立了总部的领导核心班子和工作秩序。

③六七年五月初,总部领导核心班子再一次开整风学习会,当时的背景情况是:在贯彻“贵阳棉纺厂革命大联合经验”时,造反派们从上到下都产生了混乱思想(即关于“工总司”要否“倒旗”的问题),由于在宣传上的偏面性,加上当时反造反派势力的一度嚣张,使“工总司”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总部核心成员的思想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张春桥在京接见王秀珍等人的讲话向我们传达后,总部核心成员经多次学习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并通过《工人造反报》发出“工总司”不解散、“造反队”不解散的明确宣告,为使造反派“重振军威”,总部还决定了召开纪念“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即"5.9"大会)。

现在回顾当时情况,我认识到这次的整风学习会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虽然对如何学习“贵棉经验”和“工总司”不解散的问题统一了思想认识,但对当时造反派中存在的一股“怨气”并没有很好的疏导,反而起了某种煽动的作用。又因徐景贤的电视讲话讽刺了“工总司”,加深了双方的矛盾,闹出了一场风波。这也是与当时的文革形势要求不相符的。

④六七年五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上海市革会召开扩大会议,张春桥、姚文元作了讲话,而在二十日,张春桥还接见了“工总司”总部的主要核心成员。张春桥在这次接见的讲话中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据我“工作笔记”所记录的内容,可归纳为:<一>批评“工总司”召开的“5·9”大会。他指出:你们“情绪太焦躁了,焦躁容易出错误”;“现在你们受到些压力,急了,对形势的估计,有些极左”;“你们考虑局部的多了些,考虑全面的少了”;还指出:你们都经过半周年了,水平应该比过去高了,再过一年该更高了。他同时还批评召开这个大会“有些铺张浪费,这点我不大满意,我们的同志太不朴素了,这样是不能重振军威的”。对于"工总司"因"5.9"大会而与文汇报闹矛盾之事,张也表示:“我对文汇报的做法也不满意,跟他们谈了”;“文汇报最近受的压力也很大,我们要支持他,虽有些缺点,要看主流”;“我不希望你们与文汇报唱对台戏,否则最后两败俱伤,能接受一点就欢迎一点,不能接受可以保留”。<二>批评“工总司”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张指出:““工总司”弱点太多,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是我们的弱点”。对保守组织“都不是在做政治思想工作”,“要很好的学会政治工作,做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三>提出“工总司”的“组织要整顿一下”,“组织任务服从政治任务,组织要看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式”。“现在还主要是造反派内部的矛盾”,“你们内部也要搞搞大联合。可以吵架,但不能无限上纲”。(注:张的这些话是涉及到“工总司”区县局联络站的归口大联合问题)。<四>张要求“工总司”“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谦虚、谨慎、朴素的作风,我们要想到人民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千万不要搞排场”。张还要求“工总司”在这次市革会扩大会上,“希望你们在大会发言时也能检查下自己的缺点,这个检查要从全局来看(和中央贺电、中央文件比差距)”。

在张春桥接见讲话后,“工总司”总部领导核心班子在王洪文的主持下进行了学习讨论。王洪文在会上表示接受张的批评,认为“工总司”确实存在“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眼下无人,自己高于一切”,甚至“怀疑到张春桥,想到北京去告状"。(注:这是指“5.9”大会受到徐景贤和文汇报批评后总部派我和王秀珍等人去南京找张春桥告状,但没见到张。回总部汇报后,大家很不满,认为张是支持徐和文汇报的,就有一些人议论到要去京找中央文革小组汇报。)王洪文还提出,“从我们最近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文汇报是批评得对,我们应该自我检查”。为此,总部决定:结合学习讨论市革会扩大会议“决议”和张的接见讲话,总部核心班子从二十三日起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风学习会。在我的记忆中,张春桥的这次接见也是在“安亭事件”后的第一次对“工总司”存在的问题(不是只对某个人或某件事)较集中的严肃批评,而且还明确地要“工总司”在市革会扩大会议上作自我检查。而在这之后,张每次接见我们时也或多或少地会有所批评的。这也使我们对张春桥增多了敬畏之心。

总部核心班子从五月二十三日到六月三日每天上午半天在原市委党校集中学习整风,下午仍回总部工作。在六月三日后,又转入学习市革会扩大会议“决议”和张春桥、姚文元的讲话。这中间又掺插举办区县局联络站负责人学习班,部分基层造反队负责人学习班。整个学习时间一直延续到六月中下旬。整风和学习会都由王洪文主持,警备区驻“工总司”支左小分队的两位负责人也参加了这些活动。在我的“工作笔记”第五册上,对这次的整风和学习活动有较多的记录。现在下面摘录一些主要内容。

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的三天主要是学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分两个小组座谈讨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意义和解决学习的态度,以及联系我们的实际改造思想和做到思想革命化。

“工总司”学习张的讲话,“开门整风”

五月二十六日,“工总司”邀请各市级群众组织负责人来参加我们的“开门整风”,听取他们对“工总司”的批评意见。作为市级机关造反派群众组织“机联站”负责人,又是市革会领导成员的徐景贤和王承龙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很重视我们的这次“开门整风”会,专门作了指示:"工司能够这样做是很好的,工司成立后从来没有这样做,现在这样做是很好的开始。”“由工司带头把其他的革命造反组织带起来,要向他们学习,要高举旗帜,巩固大联合”。“除了向工总司提意见,也可征求工总司对其他组织的意见。”在这次会上发言的各市级组织负责人对“工总司”提出了不少的批评意见,有些还是较尖锐的指责。徐景贤也在会上发言,还就“工总司”的“5.9”(半周年纪念)大会所发生的一些争执矛盾问题,作了些自我批评。

五月二十七日,在王洪文的主持下总部核心班子专门开会,回顾昨天会议其他组织对我们提出的意见,把各组织提出的批评、指责归纳为十六条意见和问题。主要的有:“许多事例上表现了工总司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其他组织不够尊重,老虎屁股摸不得”;“工总司核心应整顿,内部不统一,随便发文签字,不考虑影响如何”;“组织庞大,基层混乱”,“经常发生摩擦”;“总部无约束力”,“管了也不能解决问题”,“严重影响当前斗批改”;“有些山头主义味道,目前仍有跨行业的组织”,“总部对此无积极地做工作及明确地表态”;“节约闹革命做得不够”,“搞小汽车容易出修正主义”(指总部一些头头都有小汽车用);对总部召开“5.9”大会的批评也不少,认为“不利于大联合”,“大会后许多已联合的单位又重拉工司队伍”;总部在有关“公革会”和“版司”等一些组织的态度上有“支持一方,打击一方”的问题。

针对各组织提出的意见和问题,总部核心班子从二十七日到三十日连续四天继续通过学习、讨论和提出整改措施。部队支左小分队的两位负责人也在会上提出:“要有自我批评”,“检查工作中的问题”,“研究一下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几天的会上,各组核心成员汇报和检查了各自的问题,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也注重研究了“边整风边战斗(工作)”的问题。总部为此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一是在总部增加党员人数。后由王秀珍和王明龙负责从一些基层大厂造反派中选调一些党员来总部工作(如金祖敏、倪叔英、徐文豹等),并让他们参加总部核心班子的活动。以后又从基层单位选调了一批较年轻的党员(不都是造反派)来总部当工作人员。二是调整了总部机关的工作机构设置。为适应当时的“斗批改”需要,总部机关的工作机构改设工业、交通、市政、郊县、群运等组和办公室,与市革会有关组室对口配合工作。

总部核心班子的这次整风学习会到六月三日暂告结束。王洪文在五月三十日传达了张春桥对“工总司”这次整风学习会的指示:“1.你们这样做很好,希望要保持下去。2.要站得高,看得远,不要为原来那些小的问题上争论了。3.我对你们这次做法很满意。”

⑤六七年六月三日市革会举行了报告会,由张春桥就当前形势作报告,姚文元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报告。之后"工总司"总部核心班子就集中学习张.姚的报告,以及市革会的“决议”。张、姚的报告中重点讲了:“看问题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革命造反派要看主流”,“看解放军的工作也要看主流”。"新的革命秩序基本上是好的”,“乱是有阶级性的,上海不能第二次大乱特乱,形势变了,口号也要变了”,“好的形势得来不易,破坏它很方便,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造反派学习少了,不看书不看报,光等上级布置任务”,“我们要看到弱点,掌权时间很短,没经验,要谦虚、谨慎,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很好的学习、紧跟毛主席”,“情况变了,需要我们坐下来看些书,坐下来批判”。“我们的同志对夺权后的地位变化不大理解,不能意识到地位变了”,“还不善于做思想工作,不能很好的听不同意见及反对过自己的人的意见,从中发现问题”。

67.6.10.张再次接见讲话提要求

六月十日,张春桥又一次接见了“工总司”总部核心班子的主要成员。他在讲话中说:“今年一、二月份用过昙花一现的人物这句话,希望工司同志不做这种人”。“实际上从去年十二月开始,造反派中已有分化,有昙花一现人物下去了,挽救也挽救不了”。“走资派利用我们的弱点,不断分花我们队伍,我们就要不断提高觉悟,培养一批左派,这样的人越多,革命就有到底的希望。我希望你们能革命到底”。“有些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到了某一场合,就会犯错误,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私心一来就会犯错误,我们遇到问题要少想一些个人、小团体,这样想问题我们的心胸会宽一点”。“要务必好好学习,不要放松。学毛主席著作,碰到问题就要带着问题去学习,不是马上就去解决问题。不能关起门来学习,要真正地认真学一些东西”。“你们要当心,不要因为你们犯错误,逼着我们出来批评你们。上海局面搞得好对华东、全国、国际影响大了”。张春桥在这次讲话中还提及到毛主席“用工人造反队来改造工会”的设想。、

总部核心班子的成员认真学习了张春桥的多次讲话,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要强调学习,到基层解决一些问题,改变作风";“在正常的学习外,要多看看书报”;“边学习边检查,要结合实际检查思想”;“把工总司的学习整风情况告诉大家”。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总部还开办了“工总司”各区县局联络站负责人学习班,部分基层造反队负责人学习班。重点是要通过学习提高认识,促进大联合。

张春桥在这一时期(也包括六月之前的)所作的报告和讲话,都十分强调:造反派们要认识到在夺权后,自己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因受到压制而起来“造反”,"不等于就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毛主席的学生”,“一个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告诫我们要“真正地认真学一些东西”,“在斗争中学习毛选”,“靠毛泽东思想,不犯错误,少犯错误”;还要克服“私心”,少想些个人、小团体利益;要学会“善于做思想工作”,“工作搞得踏实一些”,“多联系群众”等等。

现在再来回顾那时候的学习情况,老实讲对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这些人中真正读懂、理解的能有多少?也只是抱着单纯的信念,认为只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去做是不会错的。对张春桥的讲话,我们也认为是代表了党中央精神的,是要认真贯彻的。而事实上,张对我们的许多讲话、指示,也是针对我们这些从基层上来的工人新干部,指出我们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加以引导,提出怎么去做的要求,并不都是空泛的理论说教。所以使我们在学习后感到是深受教育的,也使大家对自己地位变化后的情况有所警醒,大多数人能较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些学习在“工总司”总部思想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⑥六七年七月起,因社会上“联司”和“支联总部”的活动日益加剧,“工总司”总部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此。在“8.4”行动解决了“联司”问题后,又集中力量解决有关单位的武斗问题和促进大联合的工作,之后又全力筹备召开全市工代大会。这段时间中,总部核心班子也仍然安排有学习时间,当时主要采取边工作边学习形式,核心成员每天上午都集中在警备区支左办公室学习,下午分散活动。但这时的学习没有中心内容,流于一般化,因没有记录留下,也记不起有什么突出的情况。

六七年底的“工代大会”选出了“工总司”的常委、委员后,王洪文曾提出过每周一次的委员集体学习,地点在延安西路二百号会堂,因人多分为二个小组学习讨论,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当时的报刊重要社论文章,市革会重要会议的精神。特别是每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后,就立即组织学习讨论。但这个全委会的学习效果并不好,原因主要是人数太多,相互间又不熟悉,发言也只是泛泛而谈,实际流于形式。六八年间又因市革会建立工宣队和各工宣队办公室,总部核心班子的大多数成员被选派到各个工宣办任职和工作,全委会的集中学习形式已无法实行下去,就结束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时间里较重要的一次学习是在毛主席发出“要斗私批修”的指示后,总部核心班子(常委和在机关任组长的委员)有过一次整风学习会。大家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实际存在的问题谈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体会,重点就是有关专用小汽车和调住房等问题。我记得在学习之后不久,有个香港工人代表团来沪访问,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市革会外事组要求“工总司”派人去与代表团座谈介绍情况。后就由我和戴立清去华侨饭店与代表团座谈,除了介绍“工总司”的情况外,重点就谈了我们学习毛主席“斗私批修”指示的体会,举例讲了从要求配自行车发展到要配小汽车,逐步升级,脱离了工人群众等情况。

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谈“工总司”的“整风”学习

⑦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在他所写的《一个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记录:叶昌明<工作笔记>介绍》(以下称为“介绍”),对“工总司”总部核心领导班子的整风和学习有所评述,在此简要摘录一些内容如下。

“介绍”提到:“安亭事件”后,“工总司”在向市委“资反路线”造反的同时,“对草创时期总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在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即“工总司”成立刚过半月,而“安亭事件”结束尚不到两周,“工总司”总部就召开了第一次内部整风会议,按当时的革命话语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他在开头就表示“各种思想存在,各种人都有,有政治扒手。不能抱有私心杂念来搞运动”。“工总司”二把手潘国平发言指责了别人,也为别人批评他′的事作了辩解,并提出,“司令部暂停三天接待,整顿内部”。常委蒋周法指出“总部很乱,有人在争权夺利”。“这样的内部整风会,《工作笔记》中记有很多次”。六七年四月二日和四日,“工总司”总部又连续召开整风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部成员检查自己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每个发言者都做了自我批评”。王洪文在发言中讲“工总司成立后最大的缺点是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没有抓。有单纯的军事观点,没有政治领导,开会也很少谈政治,这说明了我本身没有突出政治,造成了总部工作被动,没有关心同志的进步”。此外,“没有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有许多问题的决定是武断的,独断独行,客观上是碰头少,主观上是自己说了算,单干,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是不相信同志。常委集体研究处理问题少,个人处理问题多。总之,我没有当好班长,没有发挥左右手作用。”潘国平的自我批评是“组织上的混乱问题我也有责任”,“有养尊处优的思想”,“由于地位发生了些变化,因此思想上也有了些变化”。常委陈阿大说“我比较主观片面,容易冲动。安亭事件后,我对老王、小潘有些怀疑,发牢骚”。“会上也有对他人提出批评的”,“蒋周法没有点名的批评,所指的是王洪文”,“王洪文对蒋周法的批评丝毫没有辩解,而是虚心接受”。上海警备区“工总司”支左小分队的负责人康宁一在这次整风会上作总结时,“强调了两点:第一点是造反派本身思想的变化,‘在我们常委和组长里,地位的改变,思想上没有跟上去’,‘我们现在不要忘了一个工人的本色’,‘原来的造反派脾气在逐步消逝,坏风气在成长’。第二点是内部的团结和集体领导的形成,‘没有形成集体领导,各自形成山头,这是很大的危险。没有顾全大局,为革命利益着想’。康宁一强调的两点正是‘工总司’总部内几次整风会议所要整的重点。”

金光耀教授在“介绍”中还评论讲:“《工作笔记》中的这些信息展现了‘文革’初期‘革命造反派’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现有的历史叙述中,对‘革命造反派’往往只是强调、突出其‘造反’的一面,其造反的动机一般被认为是在基层单位受到了压制。其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确实是还有‘革命’的一面”。比如“时刻警惕地位改变后思想发生变化,时刻不忘保持工人的本色”。“这反映出当时流行的革命话语不仅仅是口头上喊的空话,而是确实成为大多数造反派认同的评判人和事的‘革命标准’。”金教授还在评论中指出:“工人造反派内在的复杂性的另一表现在于他们对‘党’的态度。造反派起来造反,其矛头所指大体上先是所在单位的党政领导,然后升级至上海乃至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冲击、批判党内走资派时,造反派表现出对本单位和本地区党政领导权威的蔑视,但同时党在他们的心目中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介绍”中提到在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内“工总司”总部第一次整风会议上“针对总部内部的乱像,就有人提出‘要有党的领导’,并建议发动党员‘参加核心领导’”。事实上,王洪文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工总司’的司令,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他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在造党内走资派反的同时,强调党的领导和相信党员的作用,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理解‘文革’初期千百万工人、学生充满热情投身运动的关键所在。而此种思维方式一直在延续。1967年5月,‘工总司’在整风后,要从基层抽调人员充实总部,考虑人选时党员仍然是重要标准”。

金光耀教授还在“介绍”中评价了王洪文当时的表现:“关于内部整风会中王洪文的发言,当时满大街散发的传单和小报中并无记载,《工作笔记》对此却是实录。应该说,此时的王洪文虽已贵为‘工总司’司令,但在‘工总司’内部整风会上,还是力图按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务必’,按当时的革命话语去行事,对自己行为上有出格处如坐小汽车去吃饭等毫不掩饰地作自我批评,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工作笔记》中对王洪文的记录颇多”,“比如,1967年5月9日,‘工总司’举行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遭到徐景贤以及《文汇报》社论的批评。‘工总司’内许多人如潘国平等都对此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王洪文的态度却有所不同。5月22日他在‘工总司’内讲,‘从我们最近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文汇报是批评得对。我们应该自我检查’,同时他还批评了‘工总司’内的几种错误思想,如‘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怀疑到张春桥,想到北京去告状’,其他工人造反派大都从‘工总司’本身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王洪文与他们不同,他常常能超越‘工总司’本身的立场,这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确比其他工人造反派要‘成熟’些。”

(3)总工会的常委学习会

七三年市五届总工会全委会和常委会产生后,我提出并得到王洪文、王秀珍同意后,市总工会常委会确定了学习会制度,全体常委每星期一上午半天在市总工会五楼会议室集中学习(平时在单位劳动的常委也都参加)。最初的几个学习日,除王洪文在京外,所有的常委都能来参加的,但不久王秀珍、金祖敏、杨富珍这三位有市委常委职务的就不再来参加了(一个原因是市委常委会也有了每天上午学习的安排)。其他常委还是都能来的,凡因故不能来的,也都能请假的。因工作需要,我报经王秀珍同意后,让总部机关的各组室主要负责人和直属的市业余工大负责人也列席了常委会活动(直属的市工人政校和市工人文化宫负责人都是常委)。“十大”后王秀珍传达王洪文指示,让上海几位新当选“十大”中央候补委员的工人新干部也来列席市总工会常委会。这样,市总工会五届常委会实际上就有了三部份成员:一是正式的常委,二是总部机关组室和直属单位的负责人,三是几位“十大”后补中委的工人新干部。

常委学习会的学习内容,除了结合当时的形势,学习新发表的毛主席指示,中央有关重要文件、文章(如“十大”报告、党章等,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右运动的内容等),最主要的是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和马列主义有关著作。学习的方式就是一本本书的通读,当然每次只能读一段或一个章节,读后大家议论谈谈体会感想。首先是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以后是读马列的有关著作。当时毛主席对党内干部学习马列著作有个指示和开列的书单,我们就是照此办的。现在还记得读过的书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社林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二年多时间内,大约通读了十来本书。

当然,我们这些从最基层上来的工人新干部,在文化程度、社会阅历、历史知识等各方面的水平都是较低的,要学习这些高深的理论著作,是很困难的。不要说是学好、学深,就是要读懂书中的一些名词,或弄清书中提到的一些历史事件等,也都是很难的。我现在还有的印像,当时读《共产党宣言》时,开篇的一句“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大家对此就很不理解,因为对“幽灵”这个名称,我们习惯上认为是不好的,怎么能用来指代共产党(共产主义)呢。还有《反社林论》中的一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开始还认为黑格尔的这句话是对的呢。尽管如此,大家认为还是要坚持学习下去,我们没有急功近利的想法,抱着坚持下去必有好处的态度,多读读这些书毕竟能多少增长些知识,知道一点辩证唯物主义,知道一点马列主义的哲学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基本知识。

我现在回顾这二年多的学习情况,也感到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这个“知道了一点”。因为像我们这样一批“造反”上来的所谓“领导”,过去那知道“这一点”,不要说是读这些书,很多人连这些书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再有,通过这样的读书学习,毕竟对我们还是深有教育的,至少使我们知道了自己知识的贫乏,作为一个已担任领导职务的新干部,自己懂得的东西太少了,从而使自己的言行也会有所谨慎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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