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国际政治学的若长期不出国交流,似乎是学问不长进的标示,所以以国际关系为营生的学者中,形成一道独特的“学术风景”:学问可以浅薄、预测可以瞎说、书可以不看、文章可以狗屁,但不可不出国。只要操得一口西洋鸟语且经常出国,就是有学问、有造诣,于是乎开学术会议时,除了经常看到“大腕”普遍的迟到早退现象外,还常常遇见迟到者行色匆匆闯入会场,煞有介事连连向众人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刚下飞机,刚从国外赶来”云云,早退者的口头禅是:“对不起,对不起,先走一步,另一个会等着我。”这几句话果然灵验,立马标出出席者的身价高低,那些善始善终有“会德”却出不了国,又没有下一个会议恭候的人一下矮去三分,而“刚下飞机”者和“还有会议”者身价立马螺旋形上升。

近几年参加了一些会议,多少也看出点门道,此等人物在学术界可归诸“学术演技派”,往往名头很大,身兼数职、每天左右开弓、两个电话一起接,俨然双枪老太婆,各种会议连轴转,奔走折腾于官不官、学不学的阴阳二界而乐不思蜀。这些“刚下飞机”的人物,学术上往往“形式大于内容”,除了早年“出道”时有几篇勉强过得去的文章外,现已基本不学无术,但各种“演技”却已炉火纯青,“对不起”这招只是“小技”耳,更有“空麻袋背米”、“招官为徒”等圈利谋益的绝招让人瞠目。加之硕士、博士前呼后拥、起而仿效,到头来,师徒皆未识学术正径,而俱误入歪门邪道,以致学风日邪。博导、博士师徒于浑然不觉之际皆成南郭先生,且与“卧槽泥马”博导、博士师徒形成南北呼应之“学术奇观”,各自“称雄”于京沪。

在学风不正的情形下,文人开会多半属无聊生事,自我炒作,其性质与市井之辈聚会搓麻将相差无几,真正的学术交流应该是一二学术同仁,找个幽静的说话去处,闲聊之际渐入话题,兴之所至,思之所归,思随兴起,兴随意行,此时此刻,交流者彼此平等、放松、置身于追求真理的阳光下,不掺合一丝世俗功利的杂质,这是学术交流的最高境界。到了学术座谈的形式,人分主讲者和讨论者、权威和非权威、大胆者和怯场者,干扰因素已悄然渗入,学术交流开始打折扣。若是开纯粹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就把上述几个干扰因素放大数倍,学术交流的效果大打折扣了。等到学术研讨会成为行政体制内工作的组成部分、领导致辞、专家致谢、主席台上官员“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主席台下大小书生“排排坐、吃果果”等,此时学术已入末流,学术交流彻底变了味,因为学术此时已经成为官场运作的一部分,所有学术规则都被官场运作规则所取代。开幕式肯定属于官场仪式,权力人士按官职大小鱼贯登场,大话套话空话废话一串接一串,直把会场忽悠到睡眠状态。等学术程序开始时,大人、官人、要人早已扬长而去,剩下的平头学者却还没有从权力的震撼中回过神来。等到回过神来,已找不到学术感觉,只觉得自己从神父变成了游走和尚。此种学术环境下,要求学术创新,不是忽悠天下,就是用讽刺来凑热闹,或是痴人说梦。

学术交流到这种地步,产生的功能之一就是学术的毁灭,它强烈地暗示:权力是学术的主人!这也就是学术圈内“演技派”所以滋生的原因。不知从哪年起,中国学术圈出现了“阶层分化”和分工,“刚下飞机”者们大都是攀上权力或权力衍生品(如研究会会长、秘书长、理事长、院长、所长、中心主任等)的“学术贵族”,他们是大学、研究院等学术王国中的“肉食者”。而真正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纯粹学术苦活、累活、脏活分派给了学术圈的“布衣阶层”。“学术贵族”在大学里负责制定各种工作指标、工资待遇、职称评定等,总之对“学术布衣阶层”行使各种权力,他们的学术职称和学术权威很大程度上由他们的官职大小来决定。他们凭借权力和资金,雇“学术布衣”拼凑“学术包工队”,某正处级博导曾夸耀:“我们可以接国家任何部门的项目,博士出提纲、硕士捉刀、本科生打杂,我们搞出来的东西可以把任何部门忽悠得东西不清、南北不辨。”豆腐渣工程害人有形,学术豆腐渣工程误国误民无形,所谓书生杀人不见血。

学术界阶层分化造成三个严重后果:

一是将社会生产和政治运动中惯用的“指标管理技术”运用于学术研究领域,“学术布衣阶层”在“学术官僚”瞎指挥下,前所未有地创造着学术垃圾和学术半成品,像轰轰烈烈冲进杯子里的啤酒,尽是泡沫。这种泡沫曾出现在大跃进年代的经济建设中,不长记性的“学术贵族”把它移植到科学研究领域。

二是真正的科研成果、“细活”、“精活”几乎全都出自学术布衣阶层,学术贵族尽出“粗活”、“烂活”,而学术权威被撕裂成形式和内容两部分,学术贵族夺去形式,学术布衣占有内容,学术贵族成了锦绣饭囊、绣花草包。

三是“角色失踪”问题。一部分学术贵族出现人格分裂和角色冲突状态,他们又搞学术又搞行政,说官是官又不是官,说学者是学者又不是学者,言行举止、与人交往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这种困境中挣扎。别人不知他到底是何角色,连他自己也不知自己究竟是谁?故曰处于角色失踪状态。

(作者:倪乐雄。来源:学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