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对待列宁的革命思想遗产

今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列宁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同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机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激流网将连载《列宁革命思想研究》一书，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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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区别对待列宁的革命思想遗产

作为一个影响了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理论遗产。虽然本书并未穷究列宁革命思想的方方面面，但从本书已叙述的部分我们不难看到，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它不是教科书中归纳的革命性质、动力与领导权等抽象概念所能完全概括的。同样，列宁的革命思想也是多变的。从“三条鲸鱼”到《四月提纲》，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列宁的思想经历了多次重要的转变。列宁革命思想的这种丰富性与多变性决定了我们在评价列宁的思想时需要非常谨慎。只有对列宁思想中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组成部分加以区分，我们才能做到科学对待列宁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一、继承与创新：列宁的新型民主革命理论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继承与创新的典范。在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指出德国资产阶级无法领导德国革命，由此提出了“社会共和的革命”的主张，这是历史上非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先声。在1905年革命中，列宁继承了上述思想，他把工农民主专政作为彻底完成俄国民主革命的工具，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主张，并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这个专政中的领导权问题，从而在理论上较为清晰地阐明了非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在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列宁对这种革命纲领进行了理论概括，首次在理论上明确将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革命”概念中剥离出来，指出资产阶级不一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资产阶级革命完全有可能甚至（在俄国这种比较落后的国家）必须由其他阶级来领导完成的思想。这就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新型民主革命的思想。列宁将工农民主专政与八小时工作制和土地国有化等经济纲领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新型民主革命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大贡献。

列宁的新型民主革命理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作为一种革命理论，它既尊重了马克思主义首次揭示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唯物史观，同时又高扬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在列宁那里，工农民主专政是一种应该努力争取的历史可能性，是无产阶级发挥自己的革命首创精神的结果，它导向的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是发展最快、最能加快社会主义到来的道路。因此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的主观努力是完全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是符合整个社会的发展利益的，因而这种能动性是一种有着其客观基础的能动性。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理论体现的这种统一使得它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的策略选择——它既优于孟什维克的革命理论，又高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前者强调历史规律的不可违逆而使无产阶级陷于无所作为之境从而犯了尾巴主义错误，后者则无视俄国自身条件的不足，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推动作用而有政治斗争决定论之嫌。

历史上每次能动性的创造性发挥，结果都是将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从而改变事物“既有的”发展路径。工农民主专政作为革命期间出现的推进革命的工具，它的逻辑继续应该是一种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这种过渡形态在毛泽东那里表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遗憾的是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思想没有彻底发挥，在他那里，工农民主专政要么是俄国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借以完成的工具，它在革命之后将为正常的资产阶级社会所取代（这样俄国革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复辟过程），要么借助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互动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样西欧社会主义革命既是俄国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保证，又是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强大动力。这种情况与列宁民主革命纲领的不足有关，列宁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没有为这种工农民主政权的持续存在提供经济基础——显然，仅仅依靠八小时工作制和土地国有化是不够支撑起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人民政权的。

列宁工农民主专政理论的这一缺陷在他的《四月提纲》中得到了弥补。《四月提纲》提出的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公社国家、国家对经济进行计算和监督、对银行和保险业进行国有化等内容，是对新型民主革命理论的“三条鲸鱼”主张的重要补充，为民主革命之后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提供了较为坚实的政治经济前提和条件，因而使得发展一种非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可以说，只有到《四月提纲》这里列宁的新型民主革命理论才真正成熟。但是应该明确，在没有世界革命的情况下，在落后的俄国，这种新纲领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纲领，这是列宁自己多次指出的。它在经济上不要求剥夺资本家的利润、不消灭资本主义，在政治上也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它仍然是民主革命的纲领，或如列宁所说，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彻底实现；但它又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次革命要求将政权从资产阶级那里夺过来。它是民主革命的最高阶段，它包含了未来社会主义的因素，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阶段的纲领。

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上承马克思的新型民主革命思想，后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列宁的新型民主革命理论为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对于当今一些国家的民主运动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反应与选择：列宁社会主义革命观念的确立与实践困境

不过《四月提纲》的出场背景并不利，它不是列宁长期深思熟虑地理论论证的结果，而是在二月革命后作为政治形势的应对之策出现的。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俄国革命经历了深刻而激烈的上升通道，《四月提纲》就出现在这个大革命上升阶段的早期，因此可以预见，革命形势继续发展时它将被超越——大革命要求处于革命潮头浪尖的领袖不断顺应其发展推行相应的政策，否则革命的浪潮就会将其冲走。这一纲领最终果然被超越了。列宁顺应了俄国革命上升发展的要求，把他的革命思想向前推进了——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不久，列宁宣布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观念的确立既是他个人思想的一次跃进，同时也是俄国革命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就列宁个人思想的演进而言，社会主义革命观念的确立，超越了列宁自己不久前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在此之前，列宁只是把他从帝国主义论和一次世界大战得出的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拯救社会的结论运用于西欧，现在他开始将这一结论运用于俄国。相应地，列宁改变了世界革命的构想，之前设想的是俄国民主革命先推动世界革命，然后世界革命引导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他希望俄国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将革命之火传导到西欧，继而再依靠西欧社会主义革命来巩固俄国的革命。列宁并不否认俄国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经济条件，但是他更强调俄国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形势和政治力量。正如列宁晚年在《论我国革命》中所表达的，十月革命后他设想的是另外一种革命道路：先进行政治革命，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补充向社会主义过渡所需要的生产力。[1]列宁革命思想的这些跳跃，为他对经典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后续改造埋下了伏笔。

从实践上看，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适应了俄国革命上升发展的需要，同时它反过来作用于革命进程，这使得俄国革命能够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民主革命所能达到的高度。例如，国有化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国有化同时是经典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之一，在社会主义革命信念的指引下国有化被视作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的一般纲领，国有化的范围和强度由此超出了应对形势、巩固政权所需要的范围。再例如，同法国大革命类似，在整个俄国革命期间粮食问题都具有特殊重要性。1918年秋之后，俄国的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总的粮食不够吃的问题。这种情况要求国家采取特殊政策，否则任由粮食自由贸易会导致大饥荒。但垄断粮食、余粮收集以及定量配给等非常措施被看作是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一些社会主义者甚至把这些措施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战时共产主义”被看作是共产主义闯入了俄国的现实，在其基础上还产生了取消银行甚至是试图消灭货币的努力。总之，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意识形态的确立及其实践努力，在推动俄国革命上升发展、完成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的同时，也使得一些应形势要求产生的措施无论在强度上还是在持久性上都超出了实际的需要。

正如恩格斯在总结民主革命的经验时说过的那样，在“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2]。“反动”之所以出现，因为在没有世界革命支持的情况下，上升发展的革命在耗尽自己的动力后必然要走下坡路。[3]内战结束后俄国形势趋于缓和，阶级敌人的存在已经不那么明显，工人阶级的精华在内战中损失殆尽，普通群众在生活重压之下革命激情开始衰退，支持内战期间特殊政策的基础逐一瓦解，要求“退却”的呼声在各个领域发展起来（提出这种呼声的，不但有“不可靠的同路人”，也有工人内部的各种反对派）。革命上升时期产生的激进政策与现实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俄国革命处于转折关头。

众所周知，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革命高潮之后的反动是以“热月”政变的形式开始的，在俄国这种“反动”则是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自己领导进行的。列宁对俄国革命出现“热月”反动的可能性一直保持警惕，因此时刻注意来自各方面的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各种威胁。从喀琅斯塔得水兵起义中列宁敏锐注意到俄国农民最突出的经济要求，遂果断地由粮食税改行“新经济政策”。[4]列宁多次称改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并进一步从理论上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反思，指出“战时共产主义”用极端情况下的政治正确和革命热情替代了理论思考，从而否定了它作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的适宜性。

但是列宁的退却是有限度的，或者说是不彻底的。这主要表现在列宁坚持了在革命上升时期产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观念，他的经济退却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换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列宁力图保存并为此而强化在革命上升时期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希望它能坚持到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然而在革命下降阶段，在一个饱经战争摧残、大工业不发达而且工人阶级占人口比例很少的俄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为此此列宁不得不采取许多非常措施。在这些措施当中，有一些列宁只是把它作为内战时期的特殊需要，如内战时期“契卡”实行的恐怖镇压，在和平时期转入了法制化轨道；另外一些则在内战结束后保留下来，如委任制替代选举制、一长制替代集体领导、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镇压等。列宁甚至一些特殊做法上升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这就使得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具有鲜明的俄国特点，这是我们评价列宁的革命思想时必须注意的。

三、发展与偏离：列宁对经典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改造

毫无疑问，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比他的新型民主革命理论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848年德国不断革命的某些思想，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斗争策略，借助民主革命成功地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保证了俄国民主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为俄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肃清了基础，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尝试，在俄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深刻地打上了俄国无产阶级的烙印，充分展示了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借鉴巴黎公社的经验，将俄国基层工人和士兵自发创造的苏维埃从一个阶级组织提升为国家组织，在俄国探索了超越资产阶级国家的新型国家形式，用苏维埃的经验进一步充实了巴黎公社原则，丰富了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经验。尤其在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人参加生产监督和管理以及由社会机关（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依靠群众对国家机关进行监督等方面，列宁领导的早期苏维埃为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列宁在探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同样给我们留下了弥足宝贵的教训和需要进一步挖掘的经验。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在某种意义以及成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条道路的典型。作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替代物，应该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初步找到了处理无产阶级与小农经济关系的道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理论，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与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上提供了借鉴，是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源头活水”。

但是我们同时应该认识到，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产生于俄国革命上升时期，它在顺应俄国局势发展需要的同时也包含着俄国革命上升时期的若干特点。在革命下降阶段，尤其是世界革命设想失败以后，经典社会主义命理论与俄国现实的矛盾开始凸显，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将面临重重困难。更一般地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在俄国工人阶级不发展的情况下，要使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民主革命高潮中的短暂现象，而是阶级斗争和平发展时期的经常存在，就必须对经典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进行调整，这就使得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呈现出一些与经典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不同的特征。

首先，在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上，列宁最初是马克思的忠实学生，承认不断革命（即民主革命不间断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条件，因此承认，俄国由于自身物质经济条件的落后，只有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帮助之下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改变了俄国还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转而确认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如果说这时列宁还只是对世界革命顺序的策略性调整的话，那么后来在与论敌论战时列宁则是把这一策略理论化了。面对政敌关于俄国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物质条件的责难，列宁强调的是俄国由连年战争造成的革命形势；在这还不足以说明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时，他进一步提出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由阶级斗争、由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决定的观点，这就使得他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带有某种政治斗争决定论的色彩，从而与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区分开来。

其次，在物质生产相对落后、无产阶级占人口极少的俄国，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保存无产阶级专政会使布尔什维克政权与一般民主主义不时地处于相互矛盾的境地，面对这一困境列宁把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放在首位，要求一般民主主义的原则服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

使民主主义服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其最主要的阶级含义是坚持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国家，在政权问题上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毫不让步。在实践上它表现为对小资产阶级政党实行严格的政治防范，在必要时对小资产阶级实行强制，以及在法律上确立工人对农民的政治优势等，这已经明显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农关系[5]。在这种情况下维护无产阶级政权是可能的，因为在小资产阶级政党被压制的情况下，由于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的政治冷漠和政治参与能力低下，短期内没有什么其他的社会力量可以挑战这一政权。然而农民无力挑战这一政权以及政治上缺少代表也使得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政治领导有转变为政治统治的趋势。

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小资产阶级农民在政治上无法自决的这一特点。他根据俄国的经验归纳出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进程：无产阶级在占人口少数的情况下可以而且应该在条件允许时夺取政权，然后善于坚持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采取经济措施来吸引小资产阶级群众向社会主义过渡，直到最后取得胜利。（见第六章第四节）列宁的这一思想与他前面关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由政治斗争的观点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一归纳作为阶级斗争的策略是机智的，它固然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但是在理论原则上却是危险的，因为它与布朗基主义之间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6]

使民主主义服从无产阶级专政反映在具体政治制度和观念上是对旧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以及平等的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和虚伪性，但是他们并未因此将资产阶级民主完全抛弃，无产阶级要扬弃资产阶级民主而非简单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因此列宁的一些做法在国际共运史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着眼于维护现实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列宁强调在俄国当时的国际国内阶级力量对比下，形式民主、出版自由等更有利于资产阶级，由此他否定这些对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适宜性，这是在俄国革命高潮之后、在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度里保存无产阶级政权、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理论基础。列宁的这种论证显然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它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处理后资本主义国家处理与资产阶级民主关系的一般依据。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7]，在苏维埃民主由于缺乏条件而日渐徒有虚名（如选举制为委任制所取代、集体管理为一张纸所排挤等）、党内民主由于禁止派别斗争而极大削弱时，对资产阶级民主在理论上的否定实际上从政治上解除了劳动者对抗官僚篡权的最后武装。

第三，由占人口少数的无产阶级来领导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这对无产阶级领导能力无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经历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的摧残之后，俄国原本占少数的无产阶级已经元气大伤，保存无产阶级政权将合乎逻辑地要求依赖这个阶级有组织的先锋队，党成为这条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后决定力量。这也是列宁在晚年极度担忧党分裂的根本原因所在（为此他设想了种种非常规措施来加以防范）。反映在理论上，即在阶级专政与先锋队专政的关系上，列宁毫不犹豫地论证了先锋队专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然而这在经典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那里是找不到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专政，他们在理论上一刻也没有把这个专政委托给某个个人或者集团。列宁对先锋队专政的论证孤立来看似乎只是在阶级与政党的辨证关系上强调重点的稍微转移，但理论重心的持续偏移难免成为通往“包办替代主义”的跳板，在实践中则为从先锋队中异化出反对阶级自身的力量提供了理论掩护。[8]

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上述几点差异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必然，因为非此不足以巩固这种无产阶级专政。这里之所以强调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之间的差别，是因为在本书看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学说揭示的是劳动者解放的一般条件，舍此无他。[9] 无视列宁思想与马克思之间的差异，片面强调他们之间的一致性，实际上就是对这种理论偏离作无害化处理，其结果将是掩盖其中包含的历史与道德风险。因为正如Hal Draper指出的那样，对经典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原理的调整需要谨慎，因为日积月累的调整最后会打破这种思想与经典理论之间的同质联系。[10]

实际上，正如列宁晚年的思考和担忧所表现的那样，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所做的上述调整导致他转向对无产阶级少数成员的能动性的高度强调和依赖——这种对能动性的强调已经不只是短暂的革命风暴时期的特殊要求，它现在已经成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漫长时期的经常性条件，并逐渐渗透到这场革命的方方面面。这样，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固然延续了他在新型民主革命理论中对无产阶级革命能动性的高扬，避免了孟什维克所犯的尾巴主义错误，它指导的实践也已经在历史变革时期深深打上了无产阶级的烙印，但是它似乎又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因为它过于依赖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能动性，从而对先锋队（尤其是领导成员）的认识能力、策略水平、斗争意志乃至道德品质等诸方面提出极高的要求。然而，社会主义毕竟应该是多数人的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11]。这种对能动性的强调到一定程度之后将模糊唯物史观与唯意志论的界限，在实践上则使得最初具有远大理想和革命激情的无产阶级专政难免有为他人作嫁衣之虞。

注释：

[1]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371、37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二十二卷，350页。

[3] 曹浩瀚：《马克思1848年德国不断革命思想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6期。

[4] 当时许多布尔什维克由于坚持社会主义革命观念而对新经济政策不理解也不支持。列宁则自觉地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经济上的热月反动，甚至认为是自己主动实行的反动。参见Victor Serge, Memoris of A Revolutionary:1901-194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31.

[5]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统治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的统治的反驳，见《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403-404页。恩格斯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待小农的态度见《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507-531页。

[6] 恩格斯对布朗基主义的归纳可见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版写的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0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435页。

[8] Robert Mayer, Marx and Lenin: Class, Party and Democracy,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Vol. 24, No. 2, 1982, pp. 95-116。关于包办替代主义的讨论，可参考[比]厄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31-186页。

[9] 智效和：《辩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经济科学》，2002年第4期。

[10] Hal Draper, The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From Marx to Leni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p100.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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