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四年，中国纪录片导演周浩拍摄的《棉花》获得台湾金马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奖。这部前后拍摄了八年的纪录片，由“棉花”这一常见的经济农作物入手，讲述了当下中国与棉花种植、采摘、纺织、销售等各个生产环节有关联的棉花工人的故事。这部纪录片的文化意义在于，呈现了中国经济崛起和消费主义景观背后生产者与劳动者的身影，让中国制造背后的产业工人，尤其是女工显影。这部纪录片采用同期声、不主动介入被拍摄对象的客观中立的纪实风格，这些都延续了九十年代以来新纪录片运动的美学传统。

纪录片《棉花》海报

新纪录片运动的美学态度

新纪录片运动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现的一种新的纪录片创作风格和美学原则，主要反思八十年代那种政论性的、声音压倒画面的纪录片风格。新纪录片运动的“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故事，如《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广告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二是用画面说话，排斥画外音，追求同期声。九十年代后期，这种普通人的视角又转向对社会边缘人、底层人的关注，这就涉及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的关系以及拍摄者的政治和现实态度。新纪录片运动的导演不介入拍摄对象的生活，让拍摄者自己说话、自己“表演”（所谓“不出镜、不出声、不访谈”），以营造一种生活的、现实本身的“真实感”。拍摄者一般拒绝替底层代言的位置，也不带有清晰的社会批判立场，因此，这些纪录片的美学策略是把处在某种社会情境、位置和空间里的个人状态呈现出来，不做评判，不特意追问这些人、事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周浩的纪录片风格基本上也是如此。

导演周浩拍摄《棉花》

周浩做过新华社记者，后来在《南方周末》做摄影记者，拍过一些主题摄影作品。二〇〇二年开始拍摄纪录片，先是处女作《厚街》，之后是《高三》（二〇〇五）、《龙哥》（二〇〇八）、《书记》（二〇〇九）、《差馆》（二〇一〇）、《差馆Ⅱ》（二〇一一）、《急诊室》（二〇一三）、《棉花》（二〇一四）、《中国市长》（二〇一五）等。周浩的片子有两个鲜明特色，一是题材上比较偏社会主题，这可能与他做新闻记者的出身有关，拍摄对象经常是某个特殊群体，如农民工、高考生、吸毒者、医务人员、县委书记、市长等，或者是特殊的社会公共空间，如厚街、急诊室、广州火车站派出所等；第二是影片风格比较追求一种戏剧冲突和故事性，善于抓住一些比较有个性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如高三老师和学生、吸毒贩毒者、官员等。与周浩其他作品往往选定一个人物和社会空间不同，《棉花》的野心比较大，试图把棉花生产作为中国制造的缩影。因此，周浩陆续拍了与棉花生产链条相关联的几组人物，有种棉工、采棉女工、纺织女工、制衣工、服装交易会的推销员等，涉及的区域也有新疆、河南、广州等。这些都使得《棉花》触及这三十年中国发展的大问题：究竟谁才是中国制造、中国崛起的主体。

劳动者的故事

《棉花》让身处国际化大都市和后工业时代环境中的观众，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另一面——那些从事农业劳动和工业生产的人们。

首先，呈现了从事农业劳动和工业生产的劳动者。这部纪录片中的农民工具有双重身份，一个是生产者，这里的生产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不是做一顿饭或创作一幅画，而是在工厂里从事工业化大生产，是流水线上高强度、纪律性的生产，这既包括摘棉花的女工，也包括纺织厂的工人；二是劳动者，我们常说“劳动者创造这个世界”，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生产了我们所需要的各种东西，比如穿的衣服就是依靠这些从播种到纺织等各个环节的劳动者。工人是现代社会、工业社会的劳动者，因此，也是这个现代社会的创造者，这些商品凝结了劳动者的价值。但是，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自己拥有，是以劳动报酬的形式来体现，是雇佣劳动下的工薪阶层（在这一点上，白领也是工薪阶层）。

其次，展现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这部纪录片据说拍摄了五年、剪辑了三年，但从叙事效果来看，年代感并不强，反而呈现的是一种棉花生产的空间结构。导演交叉剪辑了几组人物来表现这种高度分工协作的棉花生产的过程，一组是新疆穆斯林家庭种植棉花、一组是一对夫妻在缝纫车间缝制牛仔裤、一组是从河南来新疆采摘棉花的农民、一组是纺纱厂里的女工，还有外贸交易市场的场景。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产业链上，唯一缺席的是购买商品的消费者。也就是说，这部纪录片揭示了那些名牌商品背后的秘密，这些在华丽的橱窗中展现的商品凝聚着中国工人的劳动。这种中国生产、全球消费的结构，也是全球产业分工的产物。“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向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不断地转移制造业，随后是八十年代这些亚洲“四小龙”地区的制造业再度转移到中国大陆，使得中国承接中低端工业产品的制造和生产，其中就包括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产业。这些制造业的特点是劳动力密集、利润率低。如果说十八、十九世纪的原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向海外殖民地转移过剩的人口和产能，从而缓解国内日益加重的社会危机，那么二十世纪以来的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区域则通过工业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来缓解生态环境和阶级矛盾，这是资本主义不断向外部转嫁危机的老手段。

《棉花》里去新疆采摘棉花的女工

第三，这些作为劳动者的棉花工人也是底层人和受苦人。纪录片中有工人对现在的生活充满了抱怨，但他们依然愿意忍受这种高强度的劳作。原因如下：一是为了下一代可以不种地、不打工，也就是说，实现一种阶级位置的逆转；二是为了提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水平，如采棉妈妈在外面挣钱可以提升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三是依靠一系列严密的工厂制度和纪律，纪录片中拍摄了夏天闷热的纺纱厂，女工长如何用一套情感的规劝来让女工坚持工作，即便如此，还是有小女孩不愿意受这个罪，这在女工长看来是一种吃不了苦、好吃懒做、年轻不成熟的表现。不过，这部片子的丰富性在于，从女工的口中可以看出两个时代或两种工厂制度的区别。一个是缝衣车间的女工抱怨，“以前虽然穷一点，但大家有安全”，现在长期外出打工，无法和孩子生活在一起，这反映只能把孩子放在老家做留守儿童的普遍现象；二是在纺纱车间某个女工抱怨，以前国有厂在夏天厂房里的温度也是适宜，不会太热，因为工厂愿意出钱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现在私人厂不愿花钱装空调，厂房温度很高。这些都呈现了工人在国有与私有企业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境遇。

从这里可以看出，那种“生老病死有依靠”的单位制是一种保护工人利益的制度安排。以前的国有工厂，工人形式上是企业的主人，从而激发了劳动的热情和奉献精神。二〇一四年热播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所呈现的就是一种与我们当下的社会不一样的世界，这个作品里的劳动者、工人不是穷人和受难者，而是社会的主体，孙少平、孙少安通过付出自己的劳动来获得人生的价值和认同。经历二十多年市场化改革之后，这些雇佣劳动者成为社会底层，以至于农民或农民工在故事中一出场，肯定是一个底层和受苦人的形象。在反思社会底层的出路和未来之前，应该首先追问农民、工人等群体在社会改革中如何从国家的主人变成了社会底层。

《棉花》之外的故事

如果说《棉花》所讲述的只是当下中国的棉花生产和服装纺织业的故事，那么与“棉花”相关的是，棉纺织业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来说发挥着重要作用。二〇一四年，哈佛大学美国史教授贝克特出版了新书《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从棉花全球争夺战的角度重构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书中叙述了十八世纪后期美国南方用黑奴种植棉花，促进西欧棉花工业大发展，这种高效率的棉花工业又为西欧打败印度、中国等传统棉花产业提供了条件。棉花工业的全球转移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隐喻。

《棉花帝国》英文版封面

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工业革命的发生与英国棉纺织业的兴起密切相关。十七世纪之前，印度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国和出口国。英国传统的纺织业是羊毛制品，这种羊毛纺织业建立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的基础上，而圈地运动导致农民失去土地，变成城市无产阶级。由于昂贵的毛纺织业无法与物美价廉的棉纺织业竞争，十八世纪英国开始引进欧洲的棉纺织业，并经历一系列技术革新，极大地提升了英国棉纺织业的生产效率。这就是工业革命史中津津乐道的技术发明史，如一七三三年曼彻斯特出现机械飞梭、一七三八年研制出滚轮式纺纱机、一七六五年珍妮纺纱机问世、一七六九年出现了水力纺纱机、一七七九年发明了“骡机”，再加上同时期瓦特的蒸汽机也最先应用到纺织工厂，从而使得英国最早实现了从手工纺织到机器纺织的工业革命。与此同时，英国通过对印度的殖民，一方面摧毁了印度的传统手工棉纺织业，另一方面又把印度变成棉花原料生产地。这些不仅使得英国在十八、十九世纪成为世界纺织业生产中心，而且推动英国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期。

这种用机器进行现代化大生产的劳动方式也成为工业劳动的原型。与机器纺织、现代工厂制度同时产生的是作为早期工人阶级代表的纺织工人。技术的进步、机器工厂虽然带来了商品生产的进步，但也产生了对工人的奴役和压迫。因此，最早爆发工人破坏机器、反抗资本剥削的工业领域之一也是棉纺织业。其中，最著名的纺织工人反抗的诗歌就是德国犹太诗人海涅一八四四年创作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西里西亚是当时普鲁士王国的纺织业中心，工人遭受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工人们的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很低，经常有工人饿死。一八四二年德国发生饥荒，西里西亚有几千人饿死。再加上与英国纺织业竞争，德国工厂主通过压低工资来降低成本，这引起工人的不满。一八四四年六月四日西里西亚两个纺织村镇爆发纺织工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的起义。工人们高唱《血腥的屠杀》的斗争歌曲：“我们全都知道，什么是你们的贪欲，剥削穷人的最后一件衣裳，掏干他们的心肝五脏！”经过三天血战，后被普鲁士军队残酷镇压。为了支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海涅写作了这首《西里西亚织工之歌》，诗中写道：

忧郁的眼睛里没有泪花，

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

德意志，我们织你的裹尸布，

我们织进三重咒诅——

我们织，我们织！

1844年，普鲁士王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

这句在每一节最后一句重复的“我们织，我们织”，既表现了纺织工人重复的工业劳动，也表达了一种集体的愤怒，这就是在诗中作为三重诅咒的“上帝”“国王”和“虚假的祖国”。因为这首诗，纺织工人成为工人阶级反抗的文化符号。这种“纱厂工运”的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中也发生过。一九二五年，上海的日本纺纱厂关闭工厂、开除工人，地下党顾正红带领工人与厂方斗争，后被日本人枪杀，当天引起沪西日本纱厂两万多工人罢工。五月三十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在上海租界发起了示威游行，遭到英国巡警的镇压，这就是“五卅惨案”和“五卅运动”，是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人运动的重要事件。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还有一篇著名报告文学，就是一九三五年左翼作家夏衍写的《包身工》，也是以日本纱厂女工为例呈现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包身工”被作为旧社会工人阶级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象征。新中国成立以后，纺织行业也是重要的工业部门，纺织工人在工人阶级中的位置也比较高，有两个例证。一是，五十年代最有名的全国劳动模范是纺织女工黄宝妹，她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纺织女工，一九五八年谢晋以她的事迹拍了电影《黄宝妹》，由黄宝妹自己扮演；二是，一九六二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五角钱”上使用的图案，正面是一个纺织女工在车间生产，背面则是国徽、棉花和梅花，这些都体现了纺织女工在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的特殊位置。

纪录片《黄宝妹》

从英国的曼彻斯特到德国的西里西亚，再到近现代中国、当代中国，可以说棉花、棉纺织业、纺织工人是一个与现代工业、殖民主义、工人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关的大故事。在这个意义上，纪录片《棉花》也是这些“棉花”的故事中最新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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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慧瑜。来源：《读书》2016年9期。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