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觉醒年代》讲述了从《新青年》创办到建党这段历史。随着播放接近尾声,剧情也从火热的斗争、紧密的团结变成了频繁的告别——那些共同领导、参与过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觉醒年代》多次展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甚至分裂,他们的不同立场、不同选择和最终的命运,给一百年后的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和思考。

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的编辑和学生大致走向了三个不同的方向。其中与初心完全背道而驰的就是胡适,他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沦为了背叛者。在运动早期,胡适因为提倡白话文,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之一。但是随着运动的推进,现实斗争要求在文化领域的斗争之外更要采取实际行动,并且应该突破文化界而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然而胡博士却不断地泼冷水、开倒车,干的都是涨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勾当。

青岛丢了,学生问我辈学子能做些什么,他却说学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课堂上应该获取知识而不是关心政治。学生确实应该好好学习,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百姓生活水深火热、官僚买办争权夺利,国之不国,甚至连青岛也守不住,整个中国早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胡博士却让救亡图存的学子捂上耳朵不去听难民的哀嚎,闭上眼睛不去看统治者的暴行,埋头提升自我,这种行径就是在变相地助长反动政府的暴行。

《觉醒年代》中知识分子的不同立场、选择和命运-激流网

当反动政府把游行抗议的学生关押在教学楼里,校园都变成了监狱,他却主张北大南迁,远离政治漩涡中心独善其身。统治者之所以进行疯狂地镇压,正说明了学生的运动触及到了他们的利益,对他们构成了威胁。如果这时候还有什么缺乏的,那就是缺乏更加坚决、更加有力的反抗,而不是像胡博士远离是非的所谓“明智”。如果真的按照他的主张把北大搬到上海,那就无异于釜底抽薪,不仅师生们做出巨大牺牲换来的成果会付之一炬,还会遭到更残酷的清算和反扑。当陈独秀因为亲自上街发传单被捕入狱,原本激烈反对充满战斗性的《每周评论》的胡博士,此时却“挺身而出”接过《每周评论》,把它办成了自己导师杜威的专栏。可以看出他反对陈独秀的那一套,其实是想树立自己的另一套。如此种种,每一次都是把别人的牺牲当作自己往上爬的资本。

胡博士表面上高喊“自由”、“平等”,实际上总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自以为是社会顶层精英;表面上都是“为了你好”“保护自己”,实际上是用温情麻痹战士,要他们放下武器,做待宰的羔羊;表面上“不谈政治”“少谈主义”,实际上是干扰运动的方向,把群众带到邪路上去。一句话,口头上新文化,内心里旧道德,表面上是高尚君子,实际上是卑鄙小人。如果他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是逃跑的叛徒,那么我们还不至于鄙夷他,但是他偏偏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干着最坏的勾当,比起那些直接反对新文化的人更高明,也更阴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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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适为代表的这类知识分子,就是典型的“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幻想着统治阶级赐给他们优越的生活、能实现他们的抱负,其实不过是狗腿子和附庸。他们不是保守、有局限性,而是完全反动,因为他们最初参与革命运动甚至不是出于同情,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以便在为统治者服务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他们只能够接受改良,只愿意把批判停留在口头上,一旦运动对统治阶级的地位造成了威胁,他们就会立即暴露自己反革命的面目。立场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试图使历史车轮倒转的人,最终都会随着旧的社会关系一起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第二类人则与胡博士之流恰恰相反,如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以及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等,他们曾经也受到过其他各种思想的影响,但在现实的斗争中坚定了为劳苦大众服务的立场,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了彻底推翻旧社会的革命道路。

辛亥革命后,共和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的根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依旧积贫积弱、任人宰割。李大钊、陈独秀等进步青年立志于救亡图存,然而当时他们的行动还是基于一种朴素的社会责任感,并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陈独秀创立《新青年》时提出的主张是“二十年不谈政治”,其他人有的追随无政府主义,有的相信教育救国,有的主张实业救国……虽然主张各有不同,但都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付出了实际行动。

《新青年》创办之初,各位编辑的想法都是用科学和民主来唤醒国民,用新道德代替旧道德以提高国民素质,他们认为这并不属于政治领域。然而在阶级社会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他的领域都与它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即便主观上不愿意谈政治,但不可否认的是一切都与政治有关。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卖国求荣的政府让他们意识到“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能是天真的幻想,于是这些文化人都把笔杆子换成示威横幅,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但最初他们对于社会和政府的认识还不够清醒,对政府尚抱有幻想,认为通过舆论施加道德压力就能迫使其让步。可是反动政府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大批逮捕学生,追捕李、陈等领导者。种种措施,让他们刷新了对当局政府的认知,让他们抛弃幻想、准备战斗。在被镇压和迫害的过程中,李大钊等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群众尤其是工人的力量;认识到要真正改造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工农,走向社会大众。至此,新文化运动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是单纯文人的运动,而具备了依靠工农、发动群众、推翻反动政权的新民主主义运动的雏形。

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之后,《新青年》阵营内部的分化到了非常明显的地步。胡适逐渐走向了反面,鲁迅举起了左翼革命文艺的旗帜,陈独秀拒绝了继续在北大担任教授、研究学术的邀请,要为改造现实开辟道路,还有几位教授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在离开北京的路途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在郊外看到衣不蔽体、饿得皮包骨头的难民后,相约建党,决心要组建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同样地,学生中也产生了分化,一批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寻求真理,之后以陈延年、陈乔年为代表的学生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立了旅法共产党小组;一批学生在胡适的组织下赴美留学钻研学术;还有一批学生为政府鞍前马后,在大革命失败后成为了杀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从以上几类人的选择和立场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只能依附于代表不同生产关系的阶级之上,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他们决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研究“纯正的学术”。像胡适这样想维持精英地位的,自然就要维持压迫和被压迫的不平等关系,就要站在统治阶级的一边反对革命运动。而毛泽东、李大钊等人在现实的教育、理论的指导下,突破了社会造成了脑力、体力的分化,站在了底层人民的立场上,他们丝毫不眷恋腐朽、吃人的旧制度,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它、不遗余力地推翻它,他们不在意自己生前的得失和身后名,他们毕生的信仰就是消灭不平等,推动着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早日到来。无数的人们将追随他们的足迹前赴后继。

那么,第三类人呢?其实本不应该划分第三类人,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社会将分裂成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在这两大阶级之间时,其他阶级都会有自己所持的态度,或支持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运动,或反对,而没有第三种态度。有人说,我保持中立,我谁也不支持谁也不反对。但是当旧势力在扼杀新生的新势力时,沉默或者调和实际上就是助长旧势力,反对新势力。但正是因为中间阶级会分化,所以一切真心想让无产阶级力量壮大的人都应该重视他们,争取他们,而绝不应该拱手把他们送到资产阶级那边去。这就是划分第三类人的原因,在运动中应注意对他们的方式和策略,有些人会成为朋友,有些人会成为敌人,而我们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第三类人就如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等,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早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反对纲常名教、包办婚姻、陈腐文学等,推广白话文,主张新思想、新道德等,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在全社会的广泛开展,实际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就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虽然在五四运动后他们没有立即、深刻地转到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而是继续留在了文化领域,但是在此后的生涯中,有的人也曾加入过共产党,有的虽然任职于国民党,但也为解放白区做出了贡献,当然也有人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那些不与反动统治者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摆脱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从同情的立场走向革命的立场,但是他们仍然是是有骨气、有脊梁的知识分子。而那些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却依然埋头学术、不问窗外事的知识分子,以及直接叛变革命的,自然就沦落到胡博士那一类中了。

通过对《新青年》编辑们的划分和分析,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只有两种立场,不同的立场决定了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也导致了不同的命运。一百年前如此,今天也是如此。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于那些坚定地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也不要害怕分化和分裂。《觉醒年代》的结局,北京的那些老师和学生都奔赴不同方向,和前期团结战斗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看到这里,我们心里难免有一种曲终人散的失落和忧伤。可是不必失落,更不必忧伤,他们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成为桃花源中人,而是为了更好地战斗。离开之后,革命者奔向了更广阔的现实天地,深入劳苦大众,这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脱胎而出了。

作者/宁鸣

编辑/小钻风

校对/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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