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自加湿比克”，陕西西安，一位美团外卖骑手的餐箱背后，贴着这八个大字，亮黄色的“加湿比克”前面，还画着一个定位的标识，强调这是个地名。

4月上旬，这位骑手载着“加湿比克”在西安的街头狂奔，他自己也好奇，加湿比克到底在哪儿。

地图上确实不存在“加湿比克”，它是歌手庞麦郎创设的一个地名，而庞麦郎正因精神分裂症住院。

“他编造了一个地方，说他自己来自那里。没有人给他作证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是虚构的。那我说我也来自那里，我就成了一个证人。”网名为“食花多”的艺术家告诉全现在，正是他设计了餐箱上的这句话，他要公开为“加湿比克”的存在作证。

01、租一块30*40公分的表达

“食花多”的“我也来自加湿比克”，实则是他投放在骑手餐箱的一则广告。

给骑手10元，即可租5天，有30*40公分的展示空间，不可以用于商业宣传，文字内容以7-20字为佳，这是骑手餐箱广告位的租赁原则。

投放后，每天估计的露出时长超过10小时，流动于街道之间。

这个月的西安街头，一下子出现了近40条风格迥异的餐箱广告。广告内容或是有意思的一句话，像“这是春天吗？”“你今天吃辣椒了吗？”；或是与骑手职业性质有所关联，比如“在无所谓和无畏之间是我与我的生命”，也有纯照片和画像。

骑手带着餐箱广告在路上跑单。图片截图自外卖计划视频

任一飞，是广告投放的“中间商”。他招募广告投放人、联系骑手贴广告、签署合同，但他自己不赚钱。他也是艺术家，是餐箱广告的发起人，餐箱广告正是他的艺术项目“外卖计划”的一部分。

任一飞从去年4月开始关注外卖骑手行业的议题，在做完资料耙梳后，他还下场干了3个月众包骑手。

之所以做骑手议题，是因为他意识到外卖骑手是颇具代表性的新兴工作方式——它依靠系统和算法工作，同时骑手的参与又多是零工经济的形式。

成为骑手后，任一飞察觉到，那些对算法、系统的分析，包括对骑手安全问题的关注，都属于知识分子圈层的讨论，难以触达骑手群体。两者之间，是被层层区隔的：一方面是骑手本身没有阅读长文的习惯，另一方面是骑手早就知道这些问题。在他们看来，讨论不会带来改变，没有多大意义，到头来他们还是要活在系统中。

“当我真的可能出车祸，甚至马上被车撞的时候，我还是会去闯红灯的。这里面有个侥幸心理，或者说算法机制加给你的侥幸心理。”在送单之前，任一飞早在文献中知道，骑手经常会遭遇交通事故。但当他进入到角色里后，也不可避免地想要去闯红灯。因为闯红灯并不必然造成车祸，却一定能跑快一点，这样单子就不会超时。

一名正在送单的骑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也因为这种体验，在之后设计自己的艺术项目时，他想要突破这种区隔——用感性化、视觉的方式表达，并且能让骑手参与其中。

设计之初，任一飞就注意到骑手餐箱是一个很好的展示空间。

骑手们每天在城市里游走，从人们身边经过。餐箱这一小块区域，会被各种各样的人看到，充满可能性。他最初思考的是，自己能在上面进行什么表达。后来，他意识到，如果仅仅是他个人的表达，太过简单，便想到借用商业模式，做成租赁广告位，不仅能让更多参与者表达，还能给骑手带来额外收入——租赁费用全归骑手。

餐箱广告的项目，也就多了一个面向，即创设出一个表达空间。3月30日餐箱广告公开招募，文案这样写道：“将各种创意和声音在流动的城市空间中展现，它既是关于你的，也是关于骑手的”。

大半个月时间里，这个项目收集到了近400则广告，其中约有40个已经完成投放。

两名广告投放者告诉全现在，他们无法确定谁会看到这些广告，因为骑手总在赶路，停下来的时间非常少。

任一飞将餐箱广告的形式比喻作游击队。他觉得，在现有的公共空间中，普通人缺少表达和展示的空间，这个游击队便是在社会的缝隙中“钻空子”。

广告招募宣传图。图片截图自招募推送

“食花多”也觉得，和线上的表达相比，线下空间的表达更可贵。因为当普通人在线上发言时，是很难被看到、关注到的，而线下流动广告能触及到的人群更多。

Kris, 一名抑郁症患者，投放了一则与病耻感相关的广告——在黑色爆炸形的图案上，醒目的白色字写着，“抑郁症不可耻”。

日常生活中，Kris并没有在城市实体空间里看到过与抑郁症相关的广告，常常看到的，是妇科、男科医院的广告。“这句话比较简短。不太了解的人，可能不会太注意；但理解这句话的，比如说有相同经历的人，会感到欣慰”，Kris觉得，如果有抑郁症病友在路上看到这句话，会受到鼓舞的。

Kris告诉全现在，在网络空间谈抑郁症时，能明显感觉到有“限制”存在，即当人们表达自己抑郁的想法时，总会有人以“太脆弱”来评论，所谓不够正能量的内容也常会引来批评，“在某些情况下，负面的声音是受到一定抑制的”。

在西安街头投放广告时，"食花多"想到了来自陕西汉中的庞麦郎，广告词就与庞麦郎的隔空对话——我也来自加湿比克。

他知道，多数人都没听说过“加湿比克”，他也是一个多月前，看到庞麦郎入院的新闻，翻查资料时，才知道了它的“存在”。同样是从乡镇迁徙到大城市的人，“食花多”被庞麦郎的故事打动了。他想着，或许有好奇的人看到广告后，会搜出“加湿比克”的来由和故事。而如果广告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在医院的庞麦郎或许真的能看到。

目前投放的广告中，Kris印象最深的是，“让我们一起来看日落吧”，“在一个城市空间里，大家都是比较匆忙的人，忽然看见一句非常生活、不功利的话，就有点意思。”

带着“让我们一起看日落吧”广告的骑手。图片来自外卖计划的中期记录资料

02、连结

按照任一飞的设想，餐箱广告不仅能让大众参与表达，也能与骑手行业产生出连结。

外卖骑手黄一径，平日在广州老城区送餐。他看到餐箱广告招募的推送后，主动联系了任一飞，想要成为挂餐箱广告的骑手。4月23日，黄一径第一次挂出餐箱广告，那是一家画廊的宣传广告。

黄一径的餐箱广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任一飞也期待骑手能投放自己的广告。在项目设计中，如果骑手投放广告，是免费的，艺术项目会提供设计和租赁费用。

虽然暂时还未有骑手来投放广告。但黄一径想到，如果他要投广告的话，就设计一句和安全有关的话，例如“请关掉远光灯”。

黄一径希望能有其他骑手或路人来打听他的餐箱广告，那样的话，他会把这个项目介绍一番，“这个项目可以带给我们外卖员最实际的，就是那份细微的收入，还有就是很奇妙的一些乐趣。当有人看到你车箱，过来跟你聊天，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黄一径告诉全现在，骑手在日常送单的过程中有时是不被尊重的，他能从别人的眼光中感受到这点。看到餐箱广告招募时，他能体会到项目的用意，即让骑手走进公众视野，别人可能会留意到，他们不只是一个送餐工具，而是有生活的人。

由餐箱广告促成的路人与骑手的聊天，也许是包含尊重和平等的。

在任一飞的“外卖计划”里，还设计有另外两个活动，一个是“城中村骑手运动会”，比赛中，电动车开得最慢的骑手反而为胜者；另一个是“村中夜谈”，晚上骑手下班之后，由他请来各行各业的人，一起围坐在城中村的空地上聊天。

算上餐箱广告，三项活动意味着三种不同的连结方式，分别是广告连结骑手与公众；运动会连结骑手之间；夜谈会则是打通各个领域的表达和沟通。

骑手运动会。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当任一飞给骑手讲解项目和张贴广告时，多数骑手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广告——一次“增收”行为。当然，他们也会好奇广告在讲什么，例如“加湿比克”在哪里。

至于骑手会从广告表达中，获得一种怎样的感受，任一飞目前也无法确定。不管这种连结能否发展出一个“结果”，至少骑手在参与的时候，能得到一种直观的感受，这是任一飞对“外卖计划”的定位。

他认为，“外卖计划”只是在搭建交流空间，提供一种参与方式，至于大家各自表达的内容和碰撞出的结果，则不存在预设。

03、城市中游走的隐喻

有人给骑手投放了一个写着“孤独”二字的广告——它用略带弯曲的手写体写成。

背着“孤独”的骑手，开的是一台破旧的电动车，“他一个人在大街上走，后面写着孤独，挺有意味”，任一飞对这个场景印象特别深。

挂着“孤独”广告的电动车。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体验骑手工作时，任一飞每天送单6小时左右。他意识到，骑手完全是份一个人的工作，尤其是众包骑手管理比较松，只需要一部手机一台车，就可以工作，完全不需要和同事合作。有时在路边停下，看到彼此同样穿着骑手制服，会聊上几句，但相互根本不会熟识。他觉得，这种原子化的状态也不全然是坏事，有的骑手就是喜欢工作能完全自己把控，免去复杂的人事关系。但，它的代价就是孤独。

一名西安的全职骑手告诉全现在，他每天派单14小时，开始这份工作后，他几乎退掉了全部微信群，因为实在没空去看消息，甚至连孤独都没有时间。

去年9月，外卖骑手因新闻报道而成为网络热点，任一飞觉得这个议题“走红”的过程，就像是人们突然发现了这些每天能接触到，却被印象遮蔽着的人。

在“食花多”的感受中，骑手的状态要么特别匆忙，送完东西，马上又上路；要么一直在刷手机。他就像活在另一个世界，他的存在和这个城市没有关系，其实特别孤独。

带着餐箱广告的骑手。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骑手，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隐喻。”“食花多”觉得，骑手的状态很游走，没有归属感。这种状态跟多数从农村、乡镇来到大城市工作的人是共通的，尽管他们的社会阶层不一样，但缺乏归属的感觉是类似的。作为一个从乡镇里出来，多年漂泊在不同城市的青年人，他对此有亲身的体会。

“加湿比克”则是另一个隐喻。“食花多”把加湿比克定义为一个虚构的家乡，从乡镇到城市的中转站——当小镇青年初到城市时，对出身的地方是不自信的，因此需要这么一个虚构的家乡来做中转。

“我想象他的外卖车经过一个高新科技园，当上班的白领看到加湿比克（广告）的时候，也许他们也刚听了庞麦郎，能够心领神会，并想到自己的社会身份。”“食花多”觉得，小镇青年在城市中的身份错位是痛苦的。

“我也来自加湿比克”要表达的，正是让人们能慢慢接纳自己的社会文化身份。

“村中夜谈”的活动，艺术家会邀请不同行业的人，来和骑手一起聊天。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5岁的黄一径，则从骑手群体里看到“杀马特”的影子。黄一径的上一份工作是教人跳现代舞，因为喜欢骑车才转行送外卖。他计划着做一年骑手，用赚到的钱买台摩托车，骑行去西藏。他和任一飞结识到的很多骑手一样，把这份工作看作跳板，一个赚快钱的机会，而不是一份长久的职业。骑手们入行的原因形形色色，有的是生意失败后，想再积累资本东山再起；有的是为了还债；还有的是养家压力大要赚外快。

“杀马特群体像骑手一样。他们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有一些个人色彩在里面。”在黄一径看来，杀马特和骑手的相近之处在于，大多数人是从农村到大城市，处在城市底层。长时间、少休息的工作机制也相似，虽然骑手不会像杀马特那样有集体活动，但他们也会主动在工作缝隙中找乐趣。

黄一径去过他的骑手师傅的宿舍——在城中村“握手楼”中，楼梯又窄又陡，很潮湿，两个房间挤了6个人，都是上下铺，但黄一径觉得他们都挺开心的。

做骑手后，黄一径察觉到骑手圈子也是有趣多样的，他们很会挤时间在工作中找乐子，不比白领差，“有些骑手开完早会，还没到早高峰那段时间，就跑去喝咖啡”。

黄一径说，如果有朋友或看到广告来搭讪的路人，想让他介绍一下骑手群体，他会让他们“去看一下李一凡老师的《杀马特我爱你》。”

但现在，黄一径还没有遇到过来搭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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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家怡。来源：全现在。责任编辑：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