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里德
一、学校
学校作为阶级再生产的重要场所,一直以来被人们寄托了各种各样的希望。从朴素的个人阶层跃升的愿望,到进步主义教育学家赋予它的提升民智、塑造民主、促进社会平等的功能,学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都是积极的。在这种语境下,当一个学生讨厌上学、抵制学校的权威、不向成绩优秀的同辈看齐,那么他就会理所当然地被定义为“坏学生”。更进一步,如果这位学生的家庭状况相对不良,而他们毕业后走上了与父辈相仿的社会地位较低的岗位(如体力劳动工人)——即完成了工人阶级[1]的一次再生产——那就是他们的“报应”了。
学校提供了阶层流动的通道,促进了社会公平,甚或本身就是社会公平的体现之一,既然“坏学生”将学校提供的机会弃之如敝履,那他们居于人下也是应该的。但假如我们更细致地考察学校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必须指出,除了少部分可被划分为顶尖高等教育的学校外,绝大部分学校的功能实质上还是为工业秩序培养劳动力,而当代工业秩序中的各种岗位有着天然的阶层划分,学校又凭什么与社会结构绝缘呢?学校教育真的代表了纯粹的公平吗?这恐怕值得我们思考。“坏学生”的产生,究竟是源自他们自己的懒惰,还是社会结构对人的塑造作用于教育领域的结果?
将结构因素纳入考虑,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讨论空间。试想,同样是生性活泼的青少年,在进入学校后工人阶级的子弟可能就要被按照未来的工人阶级来教育,他们理所当然地被灌输令人厌烦的守序、服从的概念,作为进入大工业生产的预备(突出的表现形式是当今的职校教育[2]);而另一些较为幸运的孩子被鼓励独立、开放地思考。前者的教育往往是枯燥重复的,后者的教育却是生动有趣的,这样一来,厌学和不厌学的倾向也就被造成了。有人可能会说,考试都是同一张卷子,同一个分数线啊!但实际上考试只是教育的暂时性路标而已,在考试之前的长时间的学习过程中,教育公平往往是缺失的。同时我们也深知,家庭地位为不同孩子带来的教育资源的质量差异往往用“天堑”形容也不为过。
二、学做工
然而这样的讨论可能依然是不够的。这种结构主义的倾向似乎暗示着这样一种现实:成批的工人阶级子弟麻木地接受结构的塑造,对自身的处境表现不出丝毫的主体性。在这样的讨论中,十分关键的一点被忽视了,那就是工人阶级子弟是如何理解他们自身的处境的;他们对学校教育的理解,以及基于他们的理解所产生的行动,又是如何反作用到阶级再生产过程的。这里需要着重介绍英国社会学家威利斯于1977年出版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他通过对汉默镇中学“家伙们”(即参与到反学校文化中的工人阶级子弟)的研究,将行动者带回了分析的中心,扩展了再生产理论的结构化论述。
他认为,汉默镇“家伙们”的反学校文化意味着,这些工人阶级的子弟部分地洞察了固化的阶级不平等的现实,以及仅仅作为一个符号而存在的文凭的内在的虚无性。“家伙们”在他们打零工的经历中认为自己领悟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文凭只不过是牺牲自由换来的一纸空文,对于他们这些没有技术的体力劳动者,只要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总能找到方法。
这样的认识初看是不值一哂的,但确实经得起一定的推敲。工人自由而一无所有的本质早就被马克思所指出;关于文凭,它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由知识储备量的证明蜕变为一种规训的工具。首先,取得文凭所必要的知识中,一部分既不能用以指导实践来改造人类世界,也不是文凭持有者出于兴趣学习到的内容;其次,部分情况下,文凭持有者理论上的知识储备量相较于他的工作内容是溢出的。在这里,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拥有多少知识,而是一纸证明。这样一来文凭只不过是导向文凭竞赛的一个符号而已。
基于这样的认识,“家伙们”用香烟、酒精、潮流服饰和恶作剧、暴力行为构建了一套反学校文化,其核心就是对学校权威的对抗。公开抽烟、公开饮酒、身着奇装异服都是服务于这个目的;时间在他们眼中不存在浪费或可预期的兑换,其重要性仅仅来源于不受制度时间的约束。反学校文化也继承了相当多的工人车间文化的元素,“家伙们”的父辈同样爱好在车间中进行消解权威的恶作剧,他们也尝试着掌控工业的末端生产过程,而不是任由制度摆布。
事实上,“家伙们”是怀着一种对于父辈淡淡的仰慕之情自愿走进工厂车间的,“家伙们”对于自己的反学校行为可能会导向这样的命运心知肚明。他们对于自己即将从事的体力劳动工作甚至是自豪的,这源于工人阶级基于体力劳动的阶级认同,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有“男人气概”。然而,这也是矛盾所在,反学校文化的产生源于对阶级社会的“部分洞察”,但其反过来又成为了阶级再生产的一环。
如果工人阶级子弟对自身状况完全无知无觉,那么他们就会成为“理想的”、驯顺的工人阶级;如果他们真正从自在走向自为,那么他们也许会完成自我解放的事业;只有在“部分洞察”的情况下,他们才会一边抵制阶级社会,一边又承认脑体分工的合法性(对于体力劳动中所谓“男性气概”的认同在实质上就是承认脑体分工的合法性)。
既然反学校文化仍然没有从阶级再生产中超脱,那么我们的讨论进行到这里又如何发掘了工人阶级子弟的主体性呢?威利斯有关“文化生产”的核心论点正在于此。他强调,这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模型,创造性与再生产是可以在矛盾中共存的。对于关心工人阶级命运的人来说,比起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各种辛辣激进的批判,可能更重要的是从普通大众活生生的日常实践中发现他们创造性的火花。引用威利斯本人的描述,这就像珊瑚虫最终形成堡礁一样,再微观的斗争也是有意义的。自诩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不能因为自认走到了知识权力体系的上游,就对暂时位于知识权力体系下游的劳动人民不屑一顾,武断地认为自己坐在书斋里就能透彻地分析他们的想法、愿望、喜怒、行动。
三、新时代的工人子弟
威利斯的研究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是在充分就业政策下欧美工人阶级繁荣时代的最后时光,至少威利斯所访谈的十几个“家伙们”都找到了工作,也过上了令他们自己满意的生活。因此我们当然可以质疑,“家伙们”表现出的桀骜不驯实际上是一种在相应政策环境下的有恃无恐。
那么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大行其道后,在欧美制造业空心化后,情况又有哪些变化呢?失业率上升所造成的产业后备大军,是否让工人阶级子弟“懂得天高地厚”了呢?《学做工》所揭示的规律的适用范围是扩大还是收缩了呢?以法国为例,2005年、2012年、2018年均有大量的学生参与到社会动荡中,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除了碌碌无为和进监狱以外还有别的选择。如果法国政府能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社会疾苦”,而不是扬言要用水枪驱散这些“社区小混混”,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作为“欧美消费,中国生产”的新世纪格局的另一端,中国的情况也需要讨论。中国固然有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正式形成不过三四十年,劳资间博弈的历史也不过三四十年,很难说这同样是一个足够成熟的、具有一定阶级意识的阶级。因此,虽然中国的“反学校文化”与威利斯观察到的反学校文化有着形式上的诸多相似之处,但中国版本“反学校文化”的内核更多地是认同与屈从。举例而言[3],不同于“家伙们”对体力劳动中“男性气概”的向往,农民工子弟对于父辈从事的工作首先是抱有一种厌恶的情感;虽然“子弟”也抗拒学校制度,但他们根本上还是认同文凭的价值,认为考上大学是“很荣耀的”。如果有“子弟”表达了“读书无用论”的观点,这要么是对“反正也考不上”的心理补偿,要么是基于更现实的认知:中专、大专以及较低端大学的学生的社会阶层不会有质的差别,他们对于未来也是同样地迷茫。
“子弟”的阶级再生产中,文化层面的因素占比不多,主导的因素实际上是社会制度,例如户籍制度与教育资源分配制度。我们当然欣喜地看到中国的农民工子弟正在以更平等的方式参与到学校教育中;但我们更盼望的是,全世界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子弟从自在走向自为,他们生产的文化不会再以一种矛盾的方式为阶级再生产服务,而是真正导向工人阶级的解放。
[1]本文中工人阶级特指以体力劳动者为代表的社会地位较低的劳动者的集团。
[2]中国当代职校教育总体轻教学、重管理,由此产生的荒诞剧有时甚至可以引领一阵热潮;职校也通常会以文凭为要挟将学生“卖”给工厂,这种制度下的惨剧(自杀、严重工伤却无法得到赔偿等)时有见诸报端。而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政策规定了50%左右的中考生要进入职校。
[3]周潇:《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 社会2011.5。“小子”即为本文中的“家伙们”,“子弟”指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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