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人民？怎样的经济？怎样的国家？ ——与孙文等先生商榷

文|巫吉

这是一个多元的世界。不同的主张在人们头上飘荡。有些飞得太高，飘远了；有些太过沉重，掉下来，摔碎了。人们总是盯着那些还在飘荡的主张，争之、辩之、讨论之、赞美之、咒骂之；而那些飘远的和摔碎的，却早被人们忘却了，连被咒骂的机会也没有。究竟哪些主张能够长久地飘荡呢？人们大概有个标准，叫做“合时宜”。

“合时宜”大约也分两种。一种是应景的，盯着眼前看，把现实和人们的愿望做一番捏合，画张大饼，万事大吉。它们很能吸引眼球，使人陶醉，因此能够长期地飘荡。另一种则是科学的，由于把握住事物运动的规律，因而能够在变化和运动的进程中经受反复检验，得到人们的认可。

一

承认现实总不会错吧？

一百年前，孙文先生很是结合了一番现实，把人民捧上了“掌握政权”的宝座，然而又怕他们碰坏了坛坛罐罐，便自告奋勇地要求给人民当先生，好管束教训一番，以服务于“民族大业”。

孙先生苦口婆心地讲“知难行易”，在他看来，只有贤达能够知晓道理，而大多数人民只配做“愚笨”和“不肖”。这是他眼里的现实。孙先生又讲，现在行了共和，人民可以做人人做皇帝了，这也是现实。

于是，孙先生对人民说，你们是阿斗，你们愚笨、不肖，但你们可以做主人呀！你们看，皇帝传子传孙，能力也不一定行，但不妨碍他们做皇帝啊！现在共和了，人民就是皇帝。人民只要把住了“权”，把“能”交给能人，交给诸葛亮们，就能做稳了皇帝，大享人间的清福。

孙先生看到了贫弱的事实，先断言人民患的是贫而不是患不均，替人民做主要办实业，把人民的衣食住行都细致规划了一番，算了些细致的账。人民买账了吗？好像没有。

孙先生于是抱怨人民是“一盘散沙”，怨人民不晓得民族大义，不团结在伊周围，于是想着做圣贤开化之，训练之，又替人民列了个长长的计划，好像人民也没怎么买账。

孙先生要覆灭满清，依靠圣贤之术动员他眼里的愚氓搞了好些次武装起义，牺牲无数，都失败了。搞了民国，又在军阀之间斗争反覆了几次，终于有了些样子，便过世了。他是个旧时代的新人，也是个新时代的旧人。他站在智叟的角度，站在静止的现实中俯视人民，所以一生努力勤勉，然而总是不得其法。

二

孙先生对人民是好心的。他以为自己看见了事实，囿于自己的立场和见识，带着旧时代的眼界傲视人民，最终脱离了人民。他的现实，是统治者眼中的现实，贤、愚、不肖，是统治者赖以统治、驯服人民的尺子，人民怎么会买账呢？

过去的统治者只要哄着老百姓认命、服从尊卑、做好顺民就好了。然而时代变了。现代生产方式以交换为枢纽，频繁的交换要求人们之间抹除身份的差别，人们便要求彼此之间平等对待。身份的话术不灵了。咋办？

当然要靠一张写满“权力属于你”的纸唬住人们，让人们陶醉。但又不能让普罗大众“捣乱”，“坏了规矩”，于是又要论证只有精英才能救亡，才能管理好国家。把人分个贤、愚、不肖，论证自己具有天命，同样是统治阶级赖之以代代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传统艺能，孙先生搬出来论证了一番，还觉得找到了克服西方群氓政治的钥匙，自己觉得很是满意。他以为找到了什么新东西，其实只是“传统文化”中的统治秘术。

孙先生说，民族救亡靠你们，你们是主人。但你们蠢笨。为了你们好，我们来。于是，主人还是原来的那拨人，老爷还是老爷，洋人还是洋人，老板还是老板，依然高倨庙堂；群氓还是群氓，依旧受苦。一切照原样，连民族也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