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声与斗争：日本工人阶级歌声运动初探

文|陈旺孙磊

1945年，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署投降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战败后，由于占领军(注：指美军)的指导，日本的民主化进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P84)。同时，由于受这一时期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也称“GHQ”①，以下简称“盟军司令部”)提出的一系列“民主化日本”改革指令的影响，日本工人阶级在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工人运动的浪潮。在这场浪潮当中孕育了一场极为特殊的、以“歌声”为斗争武器的社会运动，日本学界将其称之为“歌声运动”②。

一、考镜源流：厘清概念和研究现状

由于受中外语言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影响，在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国外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中，某些概念的原初内涵往往会伴随时空的转移而发生偏移。因此，为避免个别概念在经过时空挤压之后语义发生异变，我们在做此类讨论时不仅要厘清相关概念的语义指涉，且还要进一步探讨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命题的研究现状。

(一)概念厘定

从日本学界对“歌声运动”这一命题的研究来看，“歌声运动”兼有狭义和广义的双重语义。因此，为对歌声运动及其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系统研究，首先就要厘定“歌声运动”的具体指称。首先从狭义上来看，歌声运动是指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以合唱团等演奏活动为中心开展的大众化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其开展相关活动的主体以日本共产党(日共)、日本青年共产同盟(青共)和中央合唱团为主。歌声运动以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通过和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相结合的形式……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取得了空前鼎盛的影响力”[2]。从广义上来说，凡是将“歌声”作为一项斗争武器的工人运动，都属于“歌声运动”所指称的范畴。本文主要以狭义上的“歌声运动”为主线展开讨论。

(二)国外研究

21世纪以来，随着日本学界逐渐开始重视对歌声运动的系统研究，歌声运动的整体面貌基本可以从日本学界的研究中得以清晰把握。但从笔者搜集到的相关日文文献来看，日本学界对歌声运动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等研究领域当中。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长木城司对歌声运动的相关研究是目前日本学界所普通认可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成果之一。比如长木城司在《战后的音乐》(《戦後の音楽》，作品社2010年出版)一书中，较为系统地描述了战后日本的音乐史，旨在将战后日本的音乐史置于彼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来研究歌声运动本身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值得说明的是，在长木城司之前，鲜有日本学者在音乐学的视域下具体探讨关于歌声运动的有关问题。本文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歌声运动的参与者大多都不是音乐界人士，这使得许多学者并不认为歌声运动属于音乐学的研究范畴。

同时，有意思的是，虽然近年也有如河西秀哉、三轮纯永等日本学者从历史学、社会学、思想史等研究视域出发研究歌声运动，但不知是否是受日本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学者在面对“歌声运动是否属于工人阶级运动范畴”的问题时，基本持暧昧不清的态度立场。这或是因为受“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对峙的影响，战后至80年代后期，有关工人阶级运动的研究在日本学界曾是一个不可轻易触及的敏感领域。所以从日本学界来看，对歌声运动这一命题的研究也不是很完善。因此，这当中尚有丰富的命题和史料值得人们去挖掘、探索。

(三)国内研究

20世纪60年代前后，受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日趋深入的影响，新华通讯社等对歌声运动(狭义上的歌声运动)曾有过相关报道。1956年，日本著名音乐评论家山根银二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邀请访华，在北京作报告时，他详细介绍了当时正在日本民间广泛开展的歌声运动，并称歌声运动是“人民歌唱着自己心里愿望的运动”[3]。随着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关系有所回暖，以及民间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化，歌声运动的开展情况亦通过报刊、广播或口述等更多元的形式逐渐传至国内坊间。

比如，在1961年日本合唱团访华期间，《人民音乐》刊登了访华日本合唱团团长、日本中央合唱团副指挥井上赖丰的文章《歌声运动在斗争中发展》，指出：“日本歌声运动的扩大和发展，正像中国的人民公社一样，是出发于人民本身的要求。”[4]此外，在1961年至1966年期间，《人民音乐》陆续刊登或转载了张十方、张鑑、严良堃、北条哲、野村三吉等国内外音乐工作者对歌声运动的相关介绍。但令人略感遗憾的是，这些文章主要是以通讯或纪要的形式出现的。截至目前，尚未有国内学者关注歌声运动的有关问题。由于歌声运动历史跨度长，情况错综复杂，且中国学界尚无对该命题的系统研究，有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梳理。因此，本文仅就歌声运动的基本情况加以介绍和分析。

二、历史语境：战时与战后的社会历史条件

任何概念，如果不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讨论，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当要讨论某个具体命题时，首先要讨论该命题出场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也就是说，要讨论歌声运动，就必须先要描述歌声运动兴起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并进一步探讨其社会历史条件同运动兴起之间所存在的因果关联。

(一)“歌声”和“工人”的初步结合

虽然歌声运动正式出场于二战结束以后，但通过实际考察，却可以发现日本在战前就已开始酝酿歌声运动形成所需的社会历史条件。具体来说，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大众化、资本主义化的进一步推进，面对劳动者改善工作环境的强烈要求，为缓解劳资双方的矛盾，资本家也开始寻求更具怀柔性的经营方针。因此，“西方的娱乐运动也随之受到重视，被移植到了日本”[5]。受资方这一经营方针的改变，在民间企业、工厂内部也相继开始设置象征改善劳动者工作环境的“职场合唱团”等具有娱乐性质的文化组织。

在这一时期，由于受日本右翼分子军国主义的影响，日本逐渐陷入了战争的泥潭。日本国内相对稳定的政治条件以及太平洋战争、侵华战争对军备生产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提升了日本的工业产能，日本人民在当时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工作效率。但伴随长期以来处于战争环境中的紧张感以及高强度的工作，日本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体开始表现出了对战争的极大厌恶。日本政府为抑制人民的不满，在这一时期开展了一系列的“厚生运动”③。在厚生运动中，有一个组织发挥着重要的职能，即“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以下简称“产报”)。所谓产报，是指“1940年11月2日建立的由内务省和厚生省直接掌握控制的劳工组织”[6](P16)。

一方面，日本当局为推行“只有产报，没有工会”的政策，一切工会运动在这一时期都遭受到了残酷的镇压；另一方面，产报也积极承担着向劳动者提供文娱服务的职能。例如，定期举办面向工人的劳动者音乐大会、合唱讲习会、音乐巡回指导会等活动。尽管二战结束之后，上述活动便不复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这种形式，在这一时期实现了“音乐”与“工人”的初步结合。日本工人阶级在职场合唱团、劳动者音乐大会等组织活动中积累起了大量围绕音乐开展集体组织性活动的经验，这些都为后来歌声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丰硕的土壤。

(二)党的攻势、工人运动和文化运动的结合

二战期间，日本的工人群众被纳入战时体制统一管理。在“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等仿纳粹的官办劳工组织的统一管制下，工人对自身权利的追求无从谈起。因此，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压抑许久的工人运动便迅速高涨起来。这导致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盟军司令部在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的过程中，为形成对日本的事实统治，也为争取一般民众支持，对日本军政、社会民生等各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计划。其中，盟军司令部在1945年10月颁布的“五大改造指令”中，就包含了鼓励建立工会的指令。在战前遭受残酷镇压的工会组织纷纷复苏，实现了在战后的重建。

日本工会组织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壮大。从参加工会的会员人数来看，从1945至1946年，工会会员从38万人增至375万人；从工会组织率来看，1945年，工会组织率为3.2％，1946年上升到40％，1948年增至55.8％[7]。同时，在工人运动方面形成了以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简称“产别会议”)④、社会党领导的“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简称“总同盟”)⑤、各工会临时联合成立的“全国劳动组合联络协议会”(简称“全劳联”)⑥三大工会为主体的斗争。

日本战败后，由于右翼势力受到清算，共产主义活动开始解禁。于战前创立、在战时惨遭血腥镇压的一大左翼势力——日本共产党，在此时也重新合法化。1945年12月1日召开的日共四大标志着日共的重建。左翼政党中的另一大势力——社会党也开始积极活动，甚至在议会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片山内阁政府一度执政⑦。由日共领导的“产别会议”与社会党领导的“总同盟”高层经商榷后，在1947年2月1日发动了“二一总罢工”，其境况空前激烈，一度形成了对社会主义阵营极为有利的局面。这是日本在二战后以日共、社会党等左翼力量为主导发起的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动员了全国包括公共部门和民间企业工厂在内的总数达数百万以上的工人。日本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在工人运动的浪潮下几近瘫痪，资方已无力抵抗工人阶级的逼迫，如渡边雅男等部分日本学者将这一时期誉为“日本的红色时代”。甚至于在这样的历史演绎中，日共与社会党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联合执政，建立东亚首个社会主义政权国家。后来歌声运动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日本左翼音乐家箕作秋吉所创作的《连接世界的花之轮》⑧，一度被誉为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新日本”的国歌。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战后初期相对自由的政治文化氛围、“红色日本”时期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等，都为歌声运动的酝酿和兴起准备了极好的环境。但由于盟军司令部的干涉和右翼势力的复苏，“二一总罢工”被迫停止，此后几次的大型工运也都遭受无情镇压。加上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在盟军司令部的主导下，日本国内开始了“赤色整肃”⑨。日本由“红色日本”进入到“白色日本”，日共遭受取缔，相关活动转为地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日共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如“强化工人职场文化”等文化政策方针，产别会议等由左翼政党主导的工会为在最大程度上动员广大工人群众而在工会内设置文化部门等措施，都已初步显示出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将“工会文化运动与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相结合的倾向性”[8](P85)。

三、构成因子：歌声运动在历史嬗变中的诸要素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观察歌声运动，其所蕴含的社会历史意义就会被激活、复述。通过上文对日本战前与战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展开的讨论，基本可以明晰二战前后日本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歌声运动萌芽、形成直至兴起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为进一步讨论歌声运动背后的社会历史意义，还需要阐述歌声运动在历史嬗变过程中的诸要素。

(一)文联、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关鑑子

受当时相对自由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主要由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加的民主主义文化团体相继成立。同一时期，复兴于战后的新日本文学会、日本现代音乐协会等民主主义团体也相继联合。1946年2月27日，拥有3万会员的民主主义文化联盟(简称“文联”)成立。文联在文学、电影、话剧、音乐等领域中组织建立起了林林总总的文化组织，这些文化组织的存在为这一时期的工人文化运动提供了极大的指导，相当于“构建起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劳动者之间互相协同、学习的工人文化运动”[9]。

后来被誉为歌声运动指导者的关鑑子也参与了此时文联的工作，并在文联的音乐部门中担任音乐指挥。1921年，关鑑子毕业于东京音乐学校声乐课专业，1926年同左翼运动革命家、共产党员小野宫吉结婚，开始投身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这一时期，关鑑子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关于共产主义的诸多古典文献”[10]。1929年，无产阶级音乐家联盟(PM)成立，关鑑子作为无产阶级音乐家联盟的核心成员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11](P38-41)。但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受到右翼势力的弹压，无产阶级音乐家联盟被迫解散，关鑑子也随之阶段性地淡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视野中。

直至日本战败后，关鑑子才又一次投身到了无产阶级运动当中。1946年5月，在日本第17届中央劳动节⑩上，产别会议等左翼工会策划了在东京宫城(即日本天皇的住所)前的广场召开面向工农群众的劳动集会，关鑑子受在日共负责文化工作的藏原惟人的邀请，担任《赤旗歌》《国际歌》两首合唱曲目的指挥。因缘际会，关鑑子也由此同后来的歌声运动产生了关联，而后作为歌声运动的领导者活跃于日本工人运动之中。

(二)日共、青共和中央合唱团

日本共产党自1922年7月15日成立以来，作为日本左翼政党的代表，一直未曾变更党名。通过透视日共的活动史，基本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日本工人运动史的行动轨迹。正如上文所说的，受日共文化政策的影响，在战后的日本工人运动中已出现将“歌声”同“斗争”结合在一起的倾向性。而作为日共的下属机构、曾于战时被迫解散的日本共产青年同盟(共青)，在战后实现重建，并更名为日本青年共产同盟(青共)。1946年2月3日，青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根据日共文化政策的指导，青共在文化工作上也提出了许多如组建合唱队等具有建设性的想法，并开始在全国各地募集具有音乐才能的共产主义青年。

1947年12月，日本青共中央合唱队的成立被视为是歌声运动开始的标志；1948年2月10日，青共中央合唱队出演青共成立2周年纪念集会，并更名为青共中央合唱团；同年7月12日，具有青共干部学校性质的中央音乐学院成立，由此青共中央合唱团的规模及其影响力愈发扩大，青共中央合唱团也被视为歌声运动开展的主体。此后，青共中央合唱团开始在大阪、京都、神户、奈良、名古屋等关西中部地区的城市公演。青共中央合唱团还向各地派遣了负责指导工作的专职人员，在各地的主要城市设立京都向日葵合唱团、关西合唱团(大阪)、神户青年合唱团、名古屋青年合唱团等具有青共中央合唱团分团性质的合唱团体。从青共中央合唱团的这一系列活动中，可以看出歌声运动的影响力已开始向全国范围辐射[12]。

1949年，由于日本青共改称为民主青年团(民青)，青共中央合唱团的团名也变更为民主青年团中央合唱团。随后，朝鲜战争爆发，盟军司令部下达指令要求暴力镇压日共及其支持者。民主青年团中央合唱团为能继续活动，于1951年决定脱离民青实现独立运作，改称为中央合唱团，并一直沿用至今。但实际上中央合唱团与日共之间的联系却未曾切断，在盟军司令部撤出日本后，日共再度重建，中央合唱团也始终活跃在日共的各项文化活动中。

(三)歌声运动的开展、高涨和持续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日本中央合唱团在各地公演活动中的宣传，参与歌声运动的民间合唱团体愈来愈多。日本中央合唱团在歌声运动中，向各地派遣团员指导工人合唱团体的行动，也是歌声运动影响力持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从另外一个视角探究可以发现，歌声运动在深入开展的过程中实现了与同时期高涨的工人运动之间的紧密结合，又可以说是由于日本中央合唱团同日共之间的深刻因缘，使得歌声运动同各大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家、活动家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歌声运动中流传开的劳动歌曲，也常常在各大工人运动中被广为传唱，极大发挥了凝心聚力的作用。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歌声运动的影响力达到历史鼎盛期。关鑑子在这时候成为中央合唱团实际上的领导者，也是从这时起，关鑑子踏上了探索歌声运动的实践漫途。1952年，举办日本首届“歌声运动盛典”的倡议由关鑑子提出，获中央合唱团通过，其主要参与者是由全国各地的工人合唱团体构成的；1954年，参与“歌声运动盛典”的人数规模已达3万余人。在1954年3月的第五福龙丸事件(11)等事件后，名为“脱原发”(12)的反核工人斗争运动迅速高涨，歌声运动在反核斗争运动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绝不允许原子弹爆炸》(浅田石二作词，木下航二作曲)便是在斗争运动中创作的歌曲，亦是歌声运动中最著名的曲目之一。1955年2月13日，作为指导歌声运动的常设机关“日本歌声运动执行委员会”成立，经机关代表大会表决，决定由关鑑子担任执行委员长一职。

“到了1955年，报纸等一般媒体出现大量关于歌声运动的报道。仅从这点来看，证明歌声运动业已成为一股大型媒体亦不能忽视的势力。”[5]1955年2月至9月，关鑑子作为歌声运动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出席了主要由中国、苏联、民主德国、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奥地利、芬兰等中立国及各国左派青年团体参加的华沙世界青年学生节(13)。随着歌声运动的持续开展，歌声运动及其领导者关鑑子还受到了苏联方面的极大关注，苏联官方甚至还给予了关鑑子极高评价和赞誉。1955年12月9日，关鑑子受邀前往苏联莫斯科受颁“斯大林和平奖”(14)。1958年，日本右翼势力岸信介内阁为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欲同美国谈判修改《日美安保条约》。1959年，日本第八届“歌声运动”盛典成功举办。在盛典上，歌声运动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歌声是和平的力量”“高唱和平的歌声，反对准备战争的‘安全条约’体制”“把低声细语，化作大声疾呼”等成了歌声运动在“反修约”斗争中最为嘹亮高昂的三句口号。1959年至1960年，日本人民为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全国共爆发了23次工人运动，岸信介内阁被迫下台。

四、结论

从歌声运动的生成理路来看，歌声运动作为日本工人运动史上特殊的文艺运动形态，是诸多历史因素合力的产物。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无产阶级音乐家联盟将“歌声”带向了工人阶级；发生于战时的日本厚生运动为日本工人阶级提供了“歌声”的浸染，从而实现了“歌声”与“工人”的初步结合；而战后蓬勃高涨的工人运动，以及日共、日本产别会议等左翼政治团体文化政策的影响，为歌声运动的诞生提供了助燃剂。战前无产阶级音乐家联盟运动和战时厚生运动带来的历史根源力、盟军司令部强势干涉的外部冲击力以及在战后此起彼伏的“工运”“农运”“学运”下逐渐激化的劳资矛盾而催生的现实生成力，共同交织为歌声运动成型的三重动力。

从国际工人运动的研究范式来看，在歌声运动中或有两个问题尚值得讨论，其一是歌声运动的历史阶段划分问题，其二是歌声运动能否被纳入工人阶级运动史的范畴中研究的问题。

(一)歌声运动的历史阶段划分问题

如何将歌声运动的发展史分阶段进行讨论，是研究者需要深入探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纵观歌声运动的历史，或可根据歌声运动在不同时期的主体转向，初步将歌声运动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歌声运动的第一阶段，可称作是歌声运动的酝酿阶段。1945年日本战败后，以重建的日共、青共等政治团体为主体开展了一系列带有强烈共产主义运动色彩的政治文化工作，歌声运动的雏形藉此形成。亦可将其视为歌声运动的第一阶段。

歌声运动的第二阶段，即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日益高涨的歌声运动的进行期、活跃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日共在日本国内再遭取缔，大批的日本共产党人或被开除公职或惨遭迫害，德田球一等日共领导人出逃北京，日共党内政治活动不得不转为地下进行。日本中央合唱团也由此不得不在名义上脱离了民青而独立运作。但是，由关鑑子指导的歌声运动的影响力却在这一阶段走向历史峰值。因此，关鑑子指导的、以日本中央合唱团为主体开展的歌声运动，可视作是歌声运动的第二阶段。

歌声运动的第三阶段，即广义上的歌声运动的阶段，是以日本工人为主体自主发起社会运动的阶段。较之前两个阶段，在如何准确划分歌声运动的第三阶段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如上文所述，凡是将“歌声”作为斗争武器运用到工人运动中的，都可视作是广义的歌声运动范畴。本文认为，这当中有两方面的问题是把握第三阶段——广义上的歌声运动需要仔细考量的。第一，“歌声”在日本工人运动史中是否作为一项斗争武器发挥了作用的问题；第二，在歌声运动(狭义上的歌声运动)进行期间，诞生了诸如《听着，万国的劳动者》《同志决不会倒下》[13](P171)等红色歌曲，是否给予了日本工人团结力量的问题。也就是说，日本工人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将“歌声”作为一项武器并运用到其斗争中，是决定能否准确把握广义上的歌声运动范畴的关键所在。

通过对上述两方面问题的梳理，本文认为，“歌声”作为一项特殊的斗争武器，在日本工人运动发展史中对工人阶级有着巨大的激励作用。因此，即使是受关鑑子逝世、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大众运动进入低潮期等因素的影响，以中央合唱团为主体的歌声运动已随之消沉，但广义上的歌声运动从未消失。直至21世纪，尽管日本工人运动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日本工人团体在捍卫自身权益开展工人运动时，仍常以高歌来诉说自身权益。因此，从这个维度上来说，亦可将广义上的歌声运动视作是第三阶段的歌声运动。

(二)歌声运动能否被纳入工人阶级运动史的范畴中研究的问题

本文尝试将歌声运动置于一个新的视域中研究，也就是将歌声运动纳入工人阶级运动的范畴中展开研究。因此，歌声运动是否能够被纳入到工人阶级运动史的范畴中去进行研究，同样是本文想要厘清的重要问题。

日本学界对歌声运动的研究在上文已有所归纳。最近几年，日本神户女子大学副教授河西秀哉尝试在社会运动史的视阈中对歌声运动开展研究。一方面，河西秀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歌声运动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另一方面，他却又极力否定歌声运动特别是1950年后的歌声运动同日本共产党之间的关联性。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笔者亦同日本方面的专家学者有过一定程度的交流，但他们或认为“中央合唱团在1951年脱离民青并实现独立发展之后，中央合唱团便切断了同日共的联系”，又或是认为“日共在朝鲜战争后和中央合唱团、歌声运动便没有太大关联”。可以看出，河西秀哉的立场观点基本也就是日本学界对歌声运动研究有所涉猎的日本学者所持有的立场观点。日本学术界对于歌声运动是否归属工人阶级运动范畴的问题，普遍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本文对此不敢苟同。

对于这一问题，作为歌声运动在深入开展过程中的核心载体——日本中央合唱团的核心成员可以说是歌声运动的领军、灵魂人物。若从这些核心成员的身份分析出发，或可得出一些判断。例如，歌声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关鑑子在战前受其爱人小野宫吉的影响，作为无产阶级音乐家同盟的核心成员之一长期活跃于无产阶级运动中。而小野宫吉在战时从事日共地下活动的过程中，受日本战时治安维持法检举迫害，于1932年3月锒铛入狱，1932年10月因为肺疾严重获保释，之后不久就因肺结核病重逝世。虽然日本学界对关鑑子的政治身份未有介绍，但从关鑑子早年间在无产阶级音乐家同盟中的活动情况及后来获“斯大林和平奖”等事实来看，已难否定关鑑子同日共之间的微妙联系。

且1973年5月2日关鑑子逝世后，日共的机关党报——《赤旗报》于翌日即刊发了一则讣告，介绍并强调了作为日本共产党员的音乐家关鑑子的生平概要，并在讣告中称关鑑子“在日本的歌声运动中，只要健康允许，她就拿着指挥棒，作为祈愿和平的音乐家而活跃着，在战前和战后，她始终支持和协助着日本共产党”[10]。

再从中央合唱团其他主要成员的身份来看，其中不乏共产党员，甚至有许多像须藤五郎(作曲家、指挥家、原日本共产党参议院议员)、相马公信(作曲家、原日本共产党夕张市委员会委员长)等日共的中层干部。

综上，本文认为将歌声运动纳入工人运动的范畴展开研究是可行的，亦是有必要的。

歌声运动作为一个在中国学术界尚未被系统介绍过的新命题，其史料丰富，时间跨度长，牵涉的历史事件也十分复杂。加上国内对日本方面文献搜集的困难性，因此本文对歌声运动的研究仅是一种初步的探索性研究。要进一步揭开歌声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面目，尚需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注释：

①指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cArthur)在军事占领日本期间，为执行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政策，在东京设置的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盟军最高司令部。其英译名为General Headquarters，因此在日本通常被简称为GHQ。

②在1961年《人民音乐》第11期上刊发的井上赖丰《歌声与斗争同在日本歌咏运动中的音乐创作》一文中，对“歌声运动”有过介绍。当时负责翻译的译者瞿麦将这一运动译为“歌咏运动”。但笔者通过考察日译文“うたごえ運動”的语义指称，认为“歌声运动”的译法或更符合这一运动的原初语境。因此，本文将统一使用“歌声运动”的提法。

③“厚生运动”在中文语境中具有“娱乐运动”的语义，原指英文“Recreation movement”，明治维新时日本官方将其日本化，最终形成了“厚生运动”一词。本文中的厚生运动是指以厚生省为主导的改革运动，旨在增进社会福利和改善民生，是一种战时体制下具有怀柔性质的政府主导性运动。

④全日本产业别劳动会议成立于1946年8月，当时会员数约163万。

⑤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成立于1946年8月，当时会员数约83万。

⑥全国劳动组合联络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1月，其核心力量由“产别会议”和“总同盟”构成。

⑦片山内阁于1947年5月24日-1948年3月10日期间执政。

⑧日译名为《世界をつなげ花の輪に》，是彼时在日本劳动者中广为流传的名曲。

⑨“赤色整肃”亦称“红色整肃”，是指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驻日美占领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需尽快赶赴朝鲜战场，为防止日共在日本国内策应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势力，镇压、迫害日共及其支持者的活动。

⑩中央劳动节在日本战时曾一度被取缔，第17届中央劳动节亦是日本在战后重启的首届劳动节。

(11)第五福龙丸事件是指日本一艘名为第五福龙丸的远洋渔船因受到1954年3月1日美国在比基尼岛试爆氢弹所产生的高能辐射而导致船员死亡的事件。

(12)日译名为“脱原発”，意指废止原子力发电所，构建不依赖于核能的电力供给体制。

(13)世界青年学生节是由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学生联盟不定期举办的盛典活动。与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体育盛典相比，世界青年学生节采取体育、艺术、政治等更多元化的形式进行，娱乐性较低，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意义。第一届世界青年学生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举办，之后也多由社会主义国家或在“冷战”格局下持中立立场的国家承办(如奥地利、芬兰等)。因此，世界青年学生节也被称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运会”。

(14)苏联设置斯大林和平奖的用意在于对抗以诺贝尔和平奖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后改为列宁国际和平奖。曾任中共第9、10、11届中央委员以及第2、3、5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郭沫若先生曾于1952年在莫斯科受颁此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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